战国之怒代言人文章列表:

• 1、78人！陈鸿志涉黑案被提起公诉
• 2、中国人的故事｜二十大代表方勤：当好长江中游文明的探寻者、守护者、传承者
• 3、我的阅读故事｜重读竹林七贤有感
• 4、妇好鴞尊女战神的代言人
• 5、同为鸦片战争开放口岸，且与上海隔海相望，为何宁波却发展不起来

78人！陈鸿志涉黑案被提起公诉

日前，长治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陈鸿志等78人，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抢夺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寻衅滋事罪、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证据罪、窝藏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等罪提起公诉。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此前报道

陈鸿志案爆发后

柳林当地不少人担心

这会导致煤炭产业搁浅、就业萎缩

（资料图片）陈鸿志

2018年夏末，“柳林首富”陈鸿志再次成为焦点，这次是因为被抓捕。

7月21日晚上，山西省公安厅联合长治市公安局同时出警，动用数百警力，包围凌志集团旗下的吕梁市柳林县煤炭大酒店。与此同时，在陈的老家柳林县孟门镇，警方也展开了抓捕行动。

当晚，柳林县委、县人大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罢免了陈鸿志的县人大代表资格。

一位接近柳林警方的知情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陈鸿志是在北京归案的。柳林行动开展时，山西省公安厅和长治警方联手在北京将其抓捕归案。”

7月24日，山西省长治警方在公号“平安长治”发表通报称，该市公安机关正在侦办一起有组织犯罪案件，已将犯罪嫌疑人陈鸿志依法刑事拘留。陈鸿志的拘留证显示，其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提起陈鸿志，人们往往想起邢利斌。邢利斌与陈鸿志同为柳林县知名煤老板，前者曾因“7000万嫁女”在国内名噪一时。邢被调查后，公司也濒于破产，陈鸿志成为了柳林首富。与个性相对温和的邢利斌相比，陈性格暴烈得多，好勇斗狠。

暴富、暴躁的煤老板

孟门镇位于柳林县西北23公里处的黄河之滨，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蔺相如的故乡。1975年11月4日，陈鸿志出生在该镇李家塔村。

陈鸿志出身寒门，父亲是一名铁匠。他从小不爱读书，学习成绩差，后来去当了武警，1998年退伍。

退伍一年后，24岁的陈鸿志创建了“星火石料厂”。这个厂后来进一步扩建，改名为星火建材有限公司。

开石料厂让陈鸿志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3年是他在商界崛起的标志性年份，时年28岁的陈鸿志借力煤炭经济的快速增长，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注册柳林燎原商贸公司，开始涉足煤炭业。仅这一年，他就承包了兴家沟煤矿、成家庄煤矿、田家坡煤矿等5座煤矿。

在山西省柳林县，陈鸿志控制的燎原大厦是当地的高档商厦，其广场前的扫黑除恶的宣传标语格外醒目。摄影/周群峰

2005年，他正式组建山西凌志能源投资集团公司。2007年，他又先后承包邓家洼煤矿、柳家庄煤矿，并购买了麻塔则煤矿。

2009年山西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后，凌志集团共拥有4座主体煤矿，4座洗煤厂，综合购物商厦1座（燎原商厦），五星级酒店1座（煤炭大酒店），全日制省级示范初中1所（成家庄示范初中），大型印刷厂1个，以及占地1152亩的绿色生态农业园区1个。

2013年，柳林县凌志农业科技开发公司成立。基地位于柳林县成家庄镇张家庄村，面积1280亩，总投资1.7亿元。

柳林县盛产优质主焦煤，造就了不少暴富的煤老板，联盛集团老板邢利斌、凌志集团老板陈鸿志是他们当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地人谈到柳林的煤焦资产布局时如此评论：柳林南边的半壁江山是邢利斌的地盘，北边则大多数属于陈鸿志的势力范围。

一位与陈鸿志有过交往的企业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鸿志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是很懂经营管理。

但是，这位煤老板修养差、性格暴躁也是出了名的。他对企业实行“军事化管理”，要求员工24小时随叫随到。在公司，他看谁不顺眼就破口大骂，身边的人概莫能免，包括给他打工的叔叔。前述企业家还说，陈鸿志还有家庭暴力倾向，“曾经把老婆打得住进北京301医院”。

在公司里，陈鸿志将一块地方划为“双规基地”，员工如果违规违法，要先在这个“双规基地”接受处理。

“上买下闹”

30多岁的时候，陈鸿志便从一个铁匠家的穷小子，成为柳林首富，实现了人生的逆袭。山西当地一位知情者用“上买下闹”来概括其财富积累的过程。这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买”即行贿上层官员，打通官路，控制官员；“下闹”则是通过收买等手段让村民上访、破坏基层选举，并以暴力侵占手段获得煤矿等。

柳林当地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是，陈鸿志用金钱操控了柳林县委书记王宁（2009至2011年任县委书记）。有一次，因为没有办好陈嘱咐的一件事情，王竟被陈当众扇了一个耳光。这位被企业老板扇耳光的县委书记在2014年也落马了。

“北京时间”援引柳林当地一位退休干部的话称，王宁升任县委书记，是陈鸿志花钱运作的结果。2009年，王宁从交口县调到柳林当县长以后，陈鸿志打探到王宁也曾当过兵，就以战友的名义接近王宁，用金钱和美女贿赂。逐步取得王宁信任后，陈鸿志又资助2000万元，助推王宁被提拔为柳林县委书记。

其后，通过与县委书记的特殊关系，陈鸿志将自己的同学、亲戚、朋友安排在了公安、煤管、土地、水利等政府主要职能部门，为他非法占地、越界开采、私挖乱采、涉黑犯罪提供保护。

近年来，关于陈鸿志恶行的爆料和举报频频出现。其中，有一篇名为《陈鸿志涉黑团伙41条犯罪线索》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发帖人称，陈鸿志以贿选、暴力威胁等手段，控制了以孟门镇为主的柳林县西北片多个乡镇的农村选举，使其煤矿所涉村庄的主要村干部，大多成为陈鸿志的代言人和利益共同体。

文章还称，陈鸿志集团在强买强卖煤矿时，断路、决水、放火等暴力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一些受访的企业家对凌志集团的行为表达了不满。山西东辉集团的邓家庄煤业矿井与凌志集团的柳家庄煤矿相邻。一份举报材料称，今年5月29日，邓家庄煤矿5201切眼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报警，经查发现，是柳家庄煤矿越界盗采巷道所致。邓家庄矿业指称，这种盗采行为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危及矿工生命；据测算，盗采的煤炭达1300万吨，盗采面积2平方公里以上。

邓家庄煤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倪成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公司已经将举报材料递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目前，山西省国土厅、吕梁市和柳林县的国土局正在对材料进行核查。“我们手上有很多证据。” 倪成武说。

镇村干部如果不配合陈鸿志，就会遭到恐吓。

王永明在2006至2011年期间曾任柳林县贾家垣乡王家岭村主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7至2009年期间，山西全省开展煤炭资源整合，柳林县50多座村集体所有制煤矿面临整合，整合后的煤矿改制为私营。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煤老板通过买通政府官员，无偿拿走了煤矿的产权”。为此，他曾多次向山西省政府信访办和省纪检委实名举报贾家垣乡党委书记王震宇。

王永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贾家垣乡政府保管各村公章。“2007年3月，乡政府让我放弃我们村煤矿的所有权，尽管我没有签字，但乡干部还是盖章把我们村的两座煤矿转让给了陈鸿志和另一个煤老板。”

王永明说，期间他两次接到过自称“黑道”的东北口音人的电话威胁，还收到过一个自称是陈鸿志手下人的恐吓短信。

还有传闻称，由于不配合陈鸿志，成家庄镇党委书记陈秋平被挖了祖坟——2017年清明节，陈秋平回家上坟时，陈鸿志安排一帮打手，捣毁了陈秋平家的祖坟，并将墓碑砸烂。

陈秋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陈鸿志的行为，由于目前正处于警方侦办阶段，他不方便透露细节。他只是在短信中写道，“人在做，天在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柳林县一位企业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鸿志对雇佣的打手们“不薄”，很多人愿意为其卖命，甚至不惜遭受牢狱之灾。他举例说，陈鸿志有个打手几年前出事后，陈鸿志给其妻儿一个月发5000元生活费，还给他在柳林县城买一套200平方米的房子。

凌志集团旗下的煤炭大酒店，是该集团总部所在地。7月21日夜，凌志集团多名涉黑人员在此落网。摄影/周群峰

牵连命案

一位曾经经营过煤矿的当地企业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0年前，陈鸿志在强买麻塔则煤矿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一起命案。

山西柳林县麻塔则煤矿横跨晋陕两省，一块煤田两省开采，原由薛武汉等五个股东经营。陈鸿志看中该矿后，多次提出购买该矿，均遭该矿股东拒绝。

2007年10月，陈鸿志假借修路之名，将通往该矿的道路挖断，致使该矿场原煤无法外运，被迫停产。最终，薛武汉等人不得不将煤矿卖给陈鸿志。

得到该矿后，陈鸿志提出连并该矿库存的数万吨原煤一起买下，但薛武汉等人不接受陈的报价，并决定将煤卖给柳林县金源公司老板王亮珠。2007年12月30日下午，薛武汉同王亮珠及其司机高三平等人一道去麻塔则煤矿验煤，高三平在返程中遭到陈鸿志团伙数十人围堵殴打。由于对方出手过重，高三平当场死亡，并被扔下30多米深的深沟。

多位受访者称，出事后，陈鸿志曾公开表示，自己有四个主体煤矿，愿意拿出一个矿的资金来摆平此事。

高三平事件后，陈鸿志将所有涉案分子分三批安排至北京某宾馆避风头。由于死者家属不断追究，2008年，该案被公安部立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并挂牌侦办。山西省公安厅也成立专案组。

一位太原的企业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三平命案后，陈鸿志曾有一段时间藏在太原市。期间，他曾请托邢利斌找到时任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疏通关系（聂于2014年8月在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任上落马，后因受贿罪获刑十五年）。

隐匿了大约两年后，陈鸿志最终平安无事。如今十年过去，陈鸿志从该案脱身的原因和经过，至今仍是个谜。

今年4月凌志集团的一起员工失踪事件，成为陈鸿志和其黑社会集团倒台的导火索。

4月20日，徐州市沛县东源港煤堆里发现一具男尸。沛县警方通过其随身的工作证和身份证确认了其身份——凌志集团大井沟洗煤厂员工景继科。

景继科家属认为，景是在4月18日上班期间受伤后被丢入拉煤车中，致其被煤掩盖窒息死亡。

5月8日，沛县警方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景继科的死亡原因为巨大的钝性外力作用致全身多处损伤创伤性休克死亡。

5月15日，景继科家属组织人员在柳林街上打横幅，在大井沟洗煤厂摆花圈祭奠。5月17日，凌志集团发布声明称，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景继科死亡的信息，有很多不实之处。

声明说，4月18日21时许，凌志公司发现景继科失踪后，迅速组织人员寻找，于19日报案，并第一时间与景继科的家属取得联系，一道赴江苏沛县进行尸体辨认和法医鉴定。

声明还称，死者家属向凌志索要800万元赔偿款，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在景继科离奇死亡、死者家属与凌志集团尚未达成解决协议之际，网上出现众多揭露陈鸿志集团涉黑的文章。此时，中央扫黑除恶的行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6月24日，中央组建10个扫黑除恶督导组，从7月起赶赴各地“督战”。其中第一轮督查的10个省市就包括山西。

7月21日，山西警方开展了针对陈鸿志黑社会集团的抓捕行动。

7月22日，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发布通报，中央第十五巡视组当天向山西省委反馈的巡视情况中，其中一项是山西扫黑除恶不够有力。

7月24日，“平安长治”发表通报称，犯罪嫌疑人陈鸿志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从公布的案情看，凌志集团多名高管、相关公职人员、陈鸿志亲属、村干部等陆续被捕。

7月26日，长治警方披露了三名在逃嫌疑人，分别是柳林县法院干部张泽平，柳林县邮电局职工陈富香，凌志集团职工康志兴。

柳林县法院官网显示，张泽平系该院成家庄法庭庭长。前述接近柳林市警方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富香是陈鸿志的姐姐，张泽平是其姐夫。

值得注意的是，凌志集团工商注册信息显示，张泽平及陈富香两人名均出现在集团高管名单中，分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8月7日，长治市公安局发布公告称，凌志集团副总李建忠、柳林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陈杰、凌志集团安保处处长白阳平、孟门镇原车则坂村党支部书记王兴、孟门镇郝家塔村村民郝玉平等十余名涉黑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慈善”的面孔

讽刺的是，从相关报道看，陈鸿志做过很多公益活动。甚至在很多当地人看来，陈鸿志是“富贵不忘本”的正面典型。

汶川大地震后，凌志煤焦有限公司向灾区捐款100万元现金和物资。

有文章这样报道他对李家塔村的贡献：原本穷得“叮当响”的李家塔村村民，如今却成了柳林县里最被人艳羡的一群人——他们不仅家家搬出了土窑洞，还住上了户均227平方米的联排小别墅。凌志集团出资，建了218套住房，工程总投资8000余万元。不少村民还脱掉了“农皮”换“工装”，摇身一变，成了凌志集团旗下公司的员工。

另一篇文章则说，凌志集团耗资数十亿元，将公益事业做到众多领域：修建公路隧道，修筑黄河大桥，治理荒山荒坡，建设移民新村，资助基础教育，捐助贫困学子。

2011年1月25日，陈鸿志的母校成家庄中学由凌志集团接管，成为该集团主体投资和全方位管理下的公办民助学校。该校的综合排名，从之前的全市30多名，迅速升至第一名；学生人数从接管之初的297名，猛增至如今的1043人。

2017年7月15日，凌志集团投资兴建的柳林黄河大桥完成主桥上部结构建造，总投资1.77亿元。凌志集团近年来还广修公路，现在孟门镇、成家庄镇、王家沟乡等已建和在建公路总里程达122.55千米，投资总额达15.36亿元。

基于上述行为，陈鸿志曾被授予“山西省社会扶贫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一位接近柳林官场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柳林，陈鸿志的商业摊子不一定是最大的，但是名气最大，因为他每年都争当纳税大户，抢着做公益事业，以此给当地官员带来政绩和GDP，他也能更好地接近官员。

但这位知情者称，由于陈鸿志名声不好，近几年，一些新来吕梁或柳林的干部，有意识地跟他保持距离，免得惹火烧身。这位知情者举例说，几年前，吕梁市委一位主要领导在当地赴任后，坚决不见他，即便是一些正常活动，只要有陈鸿志参加，也尽量避免见面。“不想与他交往，又不敢动他，只能躲他。”

8月中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柳林县城走访时，看到马路上挂了多条写有“铲除黑恶势力霸痞”“扫黑除恶，灭霸铲痞”等宣传标语。银行、学校、超市、酒店等门前的LED显示屏上，也不停滚动着类似标语。

一家酒店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标语是陈鸿志落网后不久，当地工商部门要求打出来的。

如火如荼的扫黑运动中，当地人的心情也是喜忧参半。

曾为柳林首富的联盛集团老板邢利斌，2013年年底出现债务危机，加上其政商朋友圈的崩溃，最终整个商业王国崩塌。2014年3月，他在太原武宿机场被警方带走调查，时至今日案件仍无定论，其旗下庞大的联盛系资产也已旁落他人。

陈鸿志案爆发后，柳林当地不少人担心类似联盛事件再次上演，导致煤炭产业搁浅，就业萎缩。

8月11日，世界晋商网在其官方公号发文称，凌志集团煤质以高硫主焦为主，占据柳林高硫煤半壁江山。陈鸿志案发前，日均产量1万~2万吨，目前日产量已经掉到5000~6000吨。

多位受访者表示，陈鸿志落网后，他老家孟门镇的乡村开发工程据说很多都搁浅了，很多企业员工也不得不离职。事发前由凌志集团承办的采煤沉陷区移民搬迁项目，也已陷入停滞。

中国人的故事｜二十大代表方勤：当好长江中游文明的探寻者、守护者、传承者

编者按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党章规定和党中央统一部署，全国38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了2296名党的二十大代表。党的二十大代表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具有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是经各级党组织逐级遴选产生，肩负着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重托，凝聚着全党的意志，承载着人民的期望，将光荣地出席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中很多是来自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在各行各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党员。本栏目重点介绍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的先进模范事迹，以学习和弘扬他们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范。

“凤凰是天上的神鸟，也是楚人的图腾；老虎是百兽之王，是地上神力的代表。楚人敲击‘虎座鸟架鼓’祭祀，是想通过凤鸟和老虎沟通天地……”

不久前，由湖北省文旅厅主办的“沿着长江读懂中国——湖北千里长江行”探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通过直播镜头，讲解战国器物“虎座鸟架鼓”、百万年前的郧县人头骨化石等国宝级文物背后的故事。这场直播，引来1000余万人次线上观看。

这样的直播讲解，二十大代表方勤“信手拈来”。

近年来，因数次以国宝守护人和考古代言人的身份亮相多档节目，让湖北的文博珍宝频频“出圈”，方勤也被称作“网红馆长”。

湖北省博物馆总是游客熙攘，方勤对这种状态很满意，他说，博物馆的宝贝越来越红，荆楚文化的魅力越来越大。

1991年，22岁的方勤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回到家乡湖北，从基建考古工作起步，历经考古研究所、文物局，一直在考古一线磨炼本领。2013年，他担任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湖北省博物馆是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八家国家级博物馆之一，馆藏文物26万余件，是展示荆楚文明的窗口。上任之初，方勤给自己定位——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做好长江中游文明的“探寻者、守护者、传承者”。

走进该馆，以屈家岭、石家河为代表的史前文化系列，盘龙城、楚国、曾国出土文物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列，梁庄王墓、郢靖王墓、武当文物为代表的明代精品文物系列……各类展品令人目不暇接。“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层面所描绘的绚丽多姿的荆楚文化。”方勤对各类“宝贝”如数家珍。

在曾侯乙展厅，最引人注目的是曾侯乙编钟，它静立于宽敞的玻璃展柜内，向观众诉说着2400年前的传奇。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的这件战国早期青铜礼乐器，是“华夏正声”的代表，名列该馆镇馆之宝之首，至今能奏出现代钢琴上所有黑白键的音响。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编钟背后藏着一度“名不见经传”的诸侯小国——曾国的故事。

方勤的研究对象之一即曾国。在他的主持下，湖北枣阳郭家庙春秋曾国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获评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曾国大型城邑苏家垄考古项目获评2017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专著《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则构建起曾国的完整历史和文化谱系，为中国先秦的国别史研究建立起标尺。

如何让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走向大众，让更多的人从中领略瑰丽的荆楚文化？在方勤的策划下，《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展出曾国遗址近10年来出土的文物精品，获评2020年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2021年12月，湖北省博物馆三期新馆建成。《曾侯乙》《楚国八百年》《曾世家——考古揭秘的曾国》《越王勾践剑特展》《梁庄王珍藏——郑和时代的瑰宝》《天籁——湖北出土早期乐器》等众多主题展览精彩纷呈，日均吸引游客万余人前来参观。

湖北省博物馆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馆游客数量不断攀升，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70%，这让方勤感到“欣慰与动力并存”。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到博物馆看展已经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如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常来逛博物馆，也是他常常思考的问题。

在陈列布展中，湖北省博物馆引入AR、VR技术，增加展览的参与性、互动性、趣味性。数字化转型之余，方勤提出，布展、开展活动等都要考虑年轻人的口味，打造集观赏学习、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场所。

事实上，担任馆长以来，年轻人一直是方勤关注的群体。

他注意到，眼下，不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参观，考古文博工作本身也吸引了一批批青年才俊参与，他们来自考古学、地质学、历史学、勘探工程测量等各个专业，汇聚了大批硕士、博士。

1987年，18岁的方勤考入北大时，“考古学还是冷门专业”；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涌动，考古工作也远不是年轻人的热门首选。“近10年里，我真切感受到，我国文博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展现出勃勃生机，也吸引了一批年轻才俊的目光。”

2020年7月，得知湖南女孩钟芳蓉以全省高考文科第四名的成绩报考北大考古专业，方勤赠送了一本《曾侯乙》图录给她，并签名勉励：“作为学术，考古是需要不断实践的学问；作为工作，考古是需要终身学习的事业。”

方勤想起了自己高考填报志愿的经历。

彼时，方勤对“考古学”不甚了解，只因历史成绩好、家乡武汉黄陂坐落有美丽的盘龙城遗址，“误打误撞”进入考古系。

第一次考古“入门”是1989年，他跟随老师、中国考古学界泰斗严文明先生来到天门石家河遗址，对长江中游文明开展发掘、研究。在整理文物时，一天，老师提出“这里应该有一座城！”经大量调查、勘探，最终，石家河120万平方米的城址被确认。

参与这一重大发现，青年方勤震撼之余埋下“初心”——要在有生之年，尽全力挖掘、研究、推广长江中游文明。

参加工作后，从史前古城到继盘龙城之后长江中游地区商人建立的新聚落中心郭元咀，再到苏家垄、郭家庙等曾国考古，从当初以学生身份在石家河遗址开展发掘，到接过老师的接力棒，近年主持石家河遗址项目，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进一步破译“早期中国”密码……方勤一直耕耘在荆楚大地文物与考古工作一线。

“对于考古人来说，一个遗址需要一群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付出和探索。这再平常不过。”方勤说。

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湖北省博物馆开启“休眠”模式，启动封闭式管理。方勤搬进馆大门旁的门房里，和75位博物馆工作人员一起坚守岗位“看门”，确保了所有“宝贝”的安全。

连续80天没回家，值守时，这位“网红馆长”不止一次被路过的市民误认为“看门大爷”。陆续有人来大门口打听，“博物馆什么时候才会开门”。

感动于非常时期还有人在想着来看展，方勤真切体会到，博物馆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特殊时期能够治愈人们的心灵”。这让方勤觉得，一代代文博人数十年的探寻、守护、传承，是值得的。

工作进入第31个年头，不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让更多人看见荆楚文明的瑰丽华彩、从中汲取到力量，方勤非常享受这个领域带来的喜悦和收获。他说，这是一份工作、是一生不舍的事业，更是一种使命。

记者：朱娟娟 雷宇

统筹：刘世昕 杨月 牟昊琨

制图：刘蘅仪（实习） 高宇（实习）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

出品

来源：中国青年网

我的阅读故事｜重读竹林七贤有感

重读《竹林七贤》有感

姜宝兵

说起“竹林七贤”，脑海里便会浮想起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时的感悟，只是这点记忆怕似乎也要淡化了。因此，重读《竹林七贤》，却是为了不要忘却的。竹林何谓，在我国文化的历史中似乎已经成为与知识分子紧密相连的“形象代言人”，竹林的疏朗秀挺，与每一根竹子的刚直坚韧，总让人留恋于一种品格，就是这样一种品格总能让我们回想起古时的贤人。于是，悠然见竹林的联想后面，升腾起的是一种长久无法释怀的块垒。

魏晋时代又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战争席卷着饥谨，阴谋充斥着残忍，有人慷慨悲歌，有人背信弃义，有人寻欢作乐，有人潇洒风流。“竹林七贤”生也不幸，共同遭遇了这样一个残酷、荒诞的社会中。然而，细数起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似这样的乱世无非战国，就是魏晋，我们生也有幸，作为后人，总算有几位真正的贤士，可供我们瞻仰。

七贤之中，并非人人都可称道。阮籍等人可谓人中龙凤，嵇康无疑是龙中之首。无论相貌，才华，均超世独步，令人羡煞。于是“天将降大任”非斯人莫属也。然以嵇康之才，早已洞察司马集团的残酷、暴虐，而曹氏父子也算不得什么好鸟。只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结总也摆脱不掉，生逢乱世，若能作得一番事业，夫复何为。

君不见，嵇康“入世”时，羽扇纶巾，文武双绝，刚肠疾恶，轻肆直言，“以行义修洁，以德行征”。及至竹林深处，七贤相会，青梅煮酒，不论英雄。然司马氏虽狼子野心世人皆知，奈何“大道”既失，“名教”泛滥。曹氏太过昏庸，不得不被司马氏取而代之。而嵇康、阮籍等人虽有心杀敌，终究无力回天。面对司马集团的黑暗统治，倒戈的倒戈，出世的出世。七贤的竹林相会，原本就是昙花一现，掩抑在桃花深处。于是乎，在我们面前就又重现了历史上常见的一幕：入则为儒，出则为道。刘伶“大圆犹酩酊，微醉自沉沦”，一句“醉死，便埋我”，道尽了士人多少无奈。而阮咸也远离了社会纷争，归于逍遥自适，阮籍也因惧祸求生，身入局中，唯求自保。竹林七贤从不矫情，在志不同道不合时，痛快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决不扭扭捏捏，就像嵇康认为山涛投靠司马氏是不合适的，便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以决绝的姿态加以劝阻，而且他更因为如此鲜明的政治观点而被司马昭害死。

奇世出奇人，那种适合竹林七贤生长的年代早已不复存在，千百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了容忍、沉默、顺从、苟且。所以，如此耀眼的明星也便再也寻不到影子了；只有把酒对月，怀古感伤，隔着这两千年的光阴，向竹林中的七个疯老头敬上一杯：你们永远不老，我们永远无法年轻！

作者简介：姜宝兵，字剑梅，号剑梅楼主，清风堂主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德州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德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禹城市作协理事，《禹城文学》编委。

作品《夜读鲁迅》荣获全国“与共和国同行 好书伴我成长”读书征文比赛二等奖，《从饮食变化看社会变迁》获建国六十周年国庆征文一等奖。《青青的梧桐树》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文艺作品三等奖。《和伟大祖国一起成长》获“福彩杯 我与新中国”有奖征文一等奖。《黄河故道怀古》在第四届中国夏津椹果诗歌（散文）大赛中荣获散文组优秀奖。《问道西柏坡》荣获“延安杯”中国最美游记作品奖。

博客 剑梅楼主http：//blog.sina.com.cn/jianmeilouzhu

壹点号清风堂

妇好鴞尊女战神的代言人

比花木兰出现的还要早，中国第一位骁勇的女战神──妇好，却很少被提及。也许年代久远，许多人并不知道她的存在，随着妇好鴞尊的出现，三千多年前的神秘商朝和她传奇的一生也得以被揭开。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玄鸟’，是什么鸟？为《吕氏春秋》作注的东汉学者高诱解释道，那就是燕子。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道：“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玄王‘契’的母亲叫做简狄，吞下玄鸟之卵后怀孕，生下了契，而后契创建了商，成为殷人的始祖。

商朝，是中国灿烂文明和璀璨历史的起源，商王武丁，是商朝第二十三任君主，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使商朝经济、政事、军事、文化等方面得到空前发展，史称'武丁盛世'。盛世局面的开创，有赖于武丁的英明神武，也与他早年在民间的历练和继位后贤臣的辅佐密不可分。

武丁为国号，其名为子昭，子昭自幼聪慧，天资过人，所以，他很早就被父王立为太子，父王对他寄予了厚望，派他去考察民情，体察百姓疾苦，磨练意志。子昭在民间结识了一位高人，名为‘甘盘’，文武双全。公元前1250年，子昭继位，并请甘盘做宰相，有一天，子昭突发疾病，无法说话，于是将国事全部交由甘盘处理，自己躲进太庙守丧。

三年守丧期满之后，子昭突然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叫‘说’(yuè)的人，与他畅谈国事，梦醒之后，子昭精神焕发，立刻临朝，寻找梦中的圣人。几经周折，在傅岩找到此人(今山西运城平陆县)，但是发现此人正在服刑，和几百个囚徒在夯土筑墙，最后官差将此人带入宫。武丁见此人，大喜，赦免囚徒所有罪行，并赐名‘傅说’(yuè)，留在武丁身边，任命为宰相，自此，甘盘为右相，傅说为左相。

其实这是武丁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五年前，武丁在民间遇到傅说，觉得此人有安邦治国之才，一定要委以重任，但在等级森严的商朝，是不可能将平民百姓提拔为重要官吏，更别提是一名囚徒，在此情形下，武丁才想出这一出借鬼神之说，将人才引入宫中。

说了这么多，可能你会好奇，这和'妇好'有什么关联？这又要从傅说的身份说起，据《吕氏春秋》记载，傅说是一个‘胥靡’(xū mí)，戴着锁链，脸上刺着字，干着重活，要服刑三年才会期满的奴隶或刑徒。亦為刑罰名。商代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中都没有出现‘胥靡’二字，说明商周时期没有胥靡这样的身份或刑法，“胥靡”二字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文献资料中，说明这只是战国时期的人推测商代的的刑罚。

《墨子》中有这样关于傅说的记载：“庸筑于傅岩之城”，意思是说傅说替人受刑罚，挣钱养家糊口。《荀子•非相》中记载：“傅说之壮，身如植鳍”，说明傅说的身体并不好，正在这时，他遇见了武丁，武丁继位后，在傅说的辅佐下，才有了‘武丁中兴’。这个君臣完美合作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了三千多年，也致使无数的怀才不遇、落魄的文人心向往之。

（妇好像）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没有出现傅说的任何记载，只出现了被记录两百多次的‘妇好’二字，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为何会被遗漏？同样的，在商朝以后的文献中，也没有出现任何‘妇好’二字，这其中是否又有什么巧合？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同时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武丁时期的重大战争基本上都由妇好指挥，且向国外增派使臣和主持重大祭祀活动，而这些活动任务应该也同属于宰相傅说的工作。记载傅说的最早文献是春秋时期的《尚书》，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晚于《尚书》，从《尚书》的成书到商王武丁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傅说的存在，而从传说记载为史料的过程中，语音转换成文字，就容易出现谐音错误。‘妇’同‘傅’，在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严重，人们很难想像一位女人可以辅佐商王武丁实现‘武丁中兴’，所以，‘妇好’与‘傅说’可以推测为同一人。

‘鸮’，即猫头鹰，《诗经•商颂》当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代人认为自己的祖先跟鸟有一定的渊源，而猫头鹰昼伏夜出的天性、击而必中的本领，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战神的象征，被视为战争之神。

商人有崇鸟的习惯，鸮是主要的崇拜对象之一。观察这些器物，总觉得有一些地方被制作的格外夸张、醒目。例如：锐利的嘴巴，狞厉的面部，粗壮的腿足，繁缛的纹饰等等，这些有意识的夸张大概是要强调鸮的威慑力。

对于这种文物的复刻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因为没有实物参照，只能依据理解和图片来进行创作，接下来就是它的诞生记：

妇好鴞尊 原物

对猫头鹰的崇拜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商代的皇家，希腊神话中，代表智慧、理性和公平的雅典娜，她的爱鸟就是一只猫头鹰。古希腊人崇拜猫头鹰，作为可以在夜间捕猎的鸟儿，猫头鹰在黑暗中看清真相，在混乱中理清思维，或许这就是猫头鹰被赋予了智慧象征的原因。

妇好鴞尊’的出现，填补了商朝历史文化中的空白。鸮尊，被现代年轻人美誉为最呆萌的青铜器，有专家甚至说，鸮尊就是妇好的代言人，见证着中国这位传奇女战神的一生。

从古代到现代，由战神到不吉利的象征，猫头鹰一直是那个猫头鹰，人心却变了好几回了。

同场加映 ‘迷你版’鸮尊

同为鸦片战争开放口岸，且与上海隔海相望，为何宁波却发展不起来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你随便找一个人问其一个问题：“中国的哪座城市最令你印象深刻？”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会回答：“上海！”而很少会有人回答宁波。

同样的，在今日每当我们提及上海的时候，大多数人所能想到的要么是民国时期纸醉金迷，繁华似锦的上海滩；要么就是今天最能集中体现新中国繁荣富庶的国内经济的重要标杆。但当提起离上海仅有一杭州湾之遥的宁波时，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甚至有人都不清楚宁波的位置在哪里。

仿佛上海一直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这一印象已成为了全国人民约定俗成的事实一般。然而真的是这样吗？难道上海真的一直都是中国最为发达与开放的城市？难道宁波也真的一直不如上海一般兴旺发达吗？

上图_ 近代的上海外滩

宁波与上海的“前世”

宁波在夏朝时被称为“鄞”，在唐朝时被称为明州，明朝时因为明朝国号的原因改称为宁波。宁波自唐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对日贸易港口。等到明朝时，因为明朝曾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只开放了宁波一处作为对日合法贸易的港口，宁波这座海港城市因此迅速发展起来，甚至一度成为了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

嘉靖年间，由于倭寇侵袭浙江沿海一带，明朝官方结束了官方对日贸易，取缔了宁波的地位，宁波开始逐渐走向衰落。等到清朝时，由于清朝官方的特殊政策，使得宁波的海上贸易地位逐渐被闽粤所取代，并被以广东十三行为中心的贸易体系纳入其中。

上图_ 明朝专门接待日本的市舶司驻地--宁波

而上海在在春秋战国时由于是春申君属地故被称为“申”，元朝时将上海镇从华亭县划出，单独设立上海县，标志着上海建城之始，之后华亭县升格为松江府，上海县划归松江府管辖。明代的上海，由于朱元璋起家时的特殊性，明王朝对苏松地区征收重赋。加之明清两代严格的海禁制度，以及上海在当时仅仅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故而上海作为一个地位不高的小村庄，在明清的时候地位远远不如一湾之隔的宁波。

上图_ 《南京条约》的中英文约本接缝处，还有两国代表的签字盖章

被卷入近代世界的宁波与上海

然而这一切，都在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改变。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清王朝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并在条约中规定了五口通商，其中除了闽越的广州、福州、厦门以外，又特别指出了要开放宁波和上海成为为通商口岸。

那么英国人为什么要选宁波与上海？以及，又是出于何种判断进行的选择呢？

原来，早在1832年时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就曾在船长林德赛的负责下在中国东部的沿海调查半年之久，并详细记录了上海、宁波等几处沿海城市的地形、气候，并在此间探查情报，绘制地图，因此英国人对于中国的东南沿海的地理条件和状况是十分的熟悉。

而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清政府强烈反对将通商口岸放置于北方，认为此有损“天朝威严”，极力将口岸放置至中国的东南沿海。加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有关负责人璞鼎查也十分的中意上海，因为根据他和他手下的实地调查。在他们看来上海作为一个港口，是长江入海的最后一站，同时也是通过海洋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港口，正好处在南北交汇的中心。

上图_ 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路线

同时也是通过长江逆流进入长江沿线中国经济腹地的重要“血脉”，如果说扬州是得益于大运河而繁华，那么上海就是得益于长江入海口和海运连接中国南北而繁华。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地理优势，英国人选择了将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并写入条约之中。至于宁波，则是因为在当时宁波是一处十分重要的对西方贸易中的丝织品出口集散地，因此在英国人看来控制宁波对于其经济上控制清王朝也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所以，为了更好的控制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乃至控制整个中国的经济，英国人亦决定将宁波作为自己的通商口岸。因此，在这些商定好了之后，1843年清政府代表耆英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虎门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宁波和上海作为通商口岸正式开放，古老的农耕帝国被迫同近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接轨。

上图_ 清末民初的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

上海因何在近代走向繁华？

然而令当时很多人都没想到，上海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得益于开放的环境迅速发展起来，1846年上海的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七分之一等到了1851年时，占了全国三分之一。之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上海一地的出口超过了清王朝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并逐步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

当英国人初到上海之时，上海当地的清朝官员出于传统的观念思维，并不想让这些“红毛鬼”进入上海县城之内，因此上海当地的清朝官员特别规划出来了上海县城之外的一大片无人居住的荒地，提供给前来上海的英国人居住、生活和从事各种活动。

而上海当地的清朝官员在将大片土地让给英国人居住的同时，也逐步赋予了英国人和后来的其他外国人以管理土地的权力。这些做法使得租界这个概念被创造了出来，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主权的沦丧。足以见得当时官员的愚昧无知。当然，这些大量来到上海的外国人，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的城市发展，并给上海带来了大量的近代的新鲜事物，比如中国最早的公共厕所、近代化的消防局等等重要城建措施就出现在在上海的外国人手下。这都使得上海在当时成为了窥见世界的重要渠道之一。

上图_ 上海租界 总图

同时，由于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地位不断提高，并且逐渐取代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心地位之后，大量的洋行兴建于上海。而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的出现，那就是为了方便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大量的洋商需要中国大量的产品作为原材料，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使得家庭手工作坊的产量十分低下，需要前往多处到多家进行采买，然后一同运上海中转。但是由于外商无法前往内地，加之语言不通，采买十分困难且成本极高。

而另一边，由洋商运载而来的工业制成品，也需要经过本土的商人通过长江水道运输到其沿线和中国内陆进行销售，而此时外国商人的船只是被明令禁止驶入长江的。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买办阶层应运而生。他们凭借着自己的运输优势，语言优势，人脉优势，充当起了外商的货物远销内陆的“中间桥梁”并从中获利。这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香山帮”，像是郑观应、徐润、唐廷枢这样的买办商，都与此有或多或少的瓜葛。

这些来自广东香山的商人们，在鸦片战争之后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前往上海，在上海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充当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中转站。洋商负责吃肉，而他们则负责喝汤。就这样，在洋商和买办的双重压迫之下，内陆地区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民不聊生的同时，上海则在当时由于特殊的买办聚集的地位反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上图_ 苏州织造署旧址，位于城区带城桥下塘

虽然上海有着大量外国人带来的先进技术以及对外贸易带来的经济优势。苏州地区的手工业逐步开始向上海地区位移，在短短几年之内，苏州的地位便逐步被上海所取代。曾经作为明清时期江南经济重要代表的苏州，被上海取代，并逐步成为上海的经济附庸。

然而，上海的发展带来的辐射作用在当时却有限。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就在于清朝内部的各地的阻力，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他们自然是十分反对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但他们也没有拿出先进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来同西方经济侵略对抗，仍然默认一切照旧。

而同时，上海的封建官僚也很反对和担心其他地方的崛起会威胁到上海的发展，进而影响自己的升迁与前途。因此，清王朝在上海的封建官僚与买办结合了，成为了列强在华的代言人。他们通过经济掠夺的方式以及残忍的剥削同胞的方法使得财富大量聚集于上海，形成了一种列强为上海带来繁华景象的假象。殊不知，在上海的繁华的背后，是中国国内自然经济下的小农逐渐破产，地方的中小地主迅速劣绅化的境况。

上图_ 晚清的上海，一些人当众剪掉长辫

宁波为何在近代逐步衰落？

但与上海在近代的繁华相比，宁波则显得就没那么幸运了。同列强在上海的顺风顺水比起来，列强初到刚开放的宁波便吃了一个“闭门羹”，根据《宁波港史》记载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44年）:再，定海洋面，截至四月初六日止，共泊英夷船十三只，经臣上月奏明圣鉴。兹查旧泊船于四月初七至二十一等日，陆续开往南洋十只，尚存英夷船三只，二十三、四两日陆续驶来夷船主只,导十七日驶来货船一只，装载大呢、胡椒等物，现共泊英夷船七只。查开去船十只内有英夷水师官船一只.......”

由此可见，对于刚开放的宁波港，英国人仍然是抱有极大的热情的，初次到来便携带了大量的货物用于贸易。

然而，短短的半年之后，情况却变成了这样：“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初三日:截至五月初五日止停泊七只，多系由上海返棹空船。”而1845年之后宁波港的贸易总量便逐步下降，等到1849年宁波的贸易额仅剩下了1844年时的十分之一左右。特别在1848年这一年时，宁波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更是几乎完全停顿，贸易总量仅达1000英镑（约3000两白银）。

上图_ 晚清宁波沿岸的洋房

由此可见，对比于上海在英国人到来之后的迅速开放与发展，宁波由于洋货并没有像英国人想象中一样大卖特卖，因此开放之后的宁波经济并没有像上海一样迅速的发展起来。

所以，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前，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并没有再度大规模的在宁波倾销商品，因为这一贸易不仅难以维系且成本过高，不符合英国人的利益诉求。因此在宁波碰壁之后英国人除了在宁波倾销鸦片之外，便很少前来此处开展贸易。而来自西方的洋人少了，其所带来近代先进技术的次数与机会就少了，这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宁波的进一步发展。

上图_ 晚清英国驻宁波领事馆

而英国人的商品之所以在宁波滞销，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宁波自然经济的顽强性，其二是宁波人民对于英国人的仇视心理。

在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在宁波的倾销受阻，其关键因素还有一点便是宁波人民对于英国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由于宁波人民和清政府官军的合作抗敌，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然而由于敌我双方实力差距过于悬殊。

1841年10月13日，英军占领宁波。在占领宁波之后，英军劫掠了宁波城的府库并从中抢走了价值539132的银元。同时，英军士兵又在城内开展了野蛮的屠杀，在英军进攻宁波的过程中，对当地人民开展了肆意屠戮，使得原本繁华的宁波城一片残破，尸横遍野。这些屠杀的记录都在晚清著名爱国诗人姚燮的诗中有所反映在《复庄诗问》中。

但宁波人民并没有放弃抵抗，在宁波沦陷后，以徐保为领导的黑水党人，带领宁波军民奋起反击，袭杀英军40余人，最终迫使英军退出宁波城。而也正是这样的血海深仇，宁波人民对于英国人和他们所来的货物都是十分仇视的，因此在宁波当地居民的共同抵制之下，英国的货物在宁波一地寸步难行。

直到19世纪60之前，英国人对于宁波的贸易仍然是处于一种贸易逆差的状态，直到第19世纪70年代，以英国人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才逐步打开了自己的货物在宁波的倾销市场。可以说，宁波人民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自然经济的韧性，抵抗了英国人经济入侵近三十年之久。但这却阻碍了宁波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宁波本土的经济发展。

上图_ 太平天国运动

而另一件对于宁波造成了沉重打击的事件，便是兴起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861年，太平军逐渐逼近浙东地区，由于太平军的战力强悍，使得处在宁波的英国人不胜惶恐。为了维护英国人在宁波地区的特权“利益”，英国政府同清政府洽谈，以期实现抵抗太平军的进攻。然而，这一想法很快就破灭了，1861年12月太平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了宁波城。英国人和清政府都十分的恐慌，两方旋即私下会谈，并很快达成秘密协定。

1862年5月，在英国军舰的掩护之下，清政府攻克了宁波。在攻下宁波之后，清军非但没有管束自己手下的军纪，反而在宁波城内展开了大肆的屠杀，祸害百姓无所不为。这些都沉重的重创了宁波的经济发展，并使得宁波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而反观上海，由于特殊的地位，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较小，加上开放时间较早，把握住了发展时机，且有逐渐本土化的买办帮助，比之宁波上海地区获得了长足发展。

上图_ 晚清宁波教会

总结

总之，在鸦片战争之后，宁波和上海发展的截然不同的样貌，其深层所反映的是当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一种怪诞现象，也即往往来说同西方人走的亲近的总能得到发展，而与之疏远的则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上海一地的繁荣而忘记掉了近代史的屈辱，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因为上海的富贵而忘记掉了当时中国广大内陆农村的普遍赤贫与破产。总之，中国近代的贫穷屈辱与落后，不能仅用上海一地来掩盖。

作者：小韩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刘志伟 《鸦片战争前广州贸易体系中的宁波商人》

[2]姚贤镐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3]费正清 《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

[4]中国史学会主编 《鸦片战争》

[5]彭泽益 《论鸦片战争的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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