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风云惧鬼劫文章列表:

• 1、在汉末三国那样的乱世里，没有一定的韧性和洞察力是活不长久的
• 2、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 3、在新的赶考路上继续交出优异答卷
• 4、风云绝无神说了一句话，成为无名一生的耻辱，太气人了
• 5、先秦时期鬼、魂观念的起源

在汉末三国那样的乱世里，没有一定的韧性和洞察力是活不长久的

小A短评三国风云人物之“浪里个浪”张济

文：小A斯蒂芬

张济，武威祖厉（今甘肃靖远东南）人，他和李傕郭汜一样，都是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校尉，是跟随董卓一起出西凉的原班人马。

董卓西迁的时候，朱儁拒绝跟随董卓去长安，就被留在了洛阳。历史记载中董卓对朱儁是比较惧畏的，所以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表朱儁做了河南尹。而朱儁却不买董卓的帐，他招募了一支部队，遂与关东诸侯们通谋对抗董卓。可惜的是此时的关东诸侯已经开始了互相征伐的兼并战争，除了陶谦等几个没什么实力的刺史太守，根本没有人响应朱儁。

董卓就派牛辅带领李傕郭汜张济一起屯兵陕地抵御朱儁，并且将朱儁打败，一路追杀，一直打到陈留颍川等地。史书记载他们“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

可是正当他们杀的不亦乐乎的时候，长安城已经变天了。董卓被王允吕布等人合谋杀死，吕布随后派遣李肃出兵陕地征讨牛辅，牛辅偕同张济李傕郭汜等将李肃杀败。后来牛辅营中无故发生兵乱，牛辅乃携带金宝逾城而走，路上被属下所杀。

牛辅

刹那之间，凉州军群龙无首，人人自危，李傕郭汜等因为杀死董卓的元凶是吕布这个并州人，就迁怒与并州兵，将部曲中的并州人悉数杀死。这个时候我们看不见张济的身影。

李傕郭汜想要解散部队，回归乡里，却又害怕朝廷会归罪自己，于是犹豫不决。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看不见张济的身影。

李傕郭汜遂派使者到长安请求朝廷赦免自己的罪名，却遭到王允的拒绝，于是他们更加的恐怖，不知所措。这个时候我们依然看不见张济的身影。

张济在干什么?他在想什么？透过西凉兵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惊恐，小A似乎看到了一个沉着、冷静、临危不乱的身影，他正在观望着一切，试图洞察到可能发生的转机。他的心中也许早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果然，在贾诩的建议之下，李傕郭汜决定以为董卓报仇为名攻打长安，试图效仿董卓“奉国家以正天下”伺机图霸长安。而且事情进展的非常顺利，他们一路向西先是击败徐荣，收降了胡轸，又有樊稠李蒙王方的加盟，等到长安的时候已经有十万之众。而那个自诩天下无敌的吕布，也由于自己军中叟兵造反（所谓叟兵，唐朝章怀太子李贤注释本《后汉书》中解释为蜀兵，后世考证叟人是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少数民族的泛称。

），而导致失败，逃离长安。

等我们再次看到张济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长安城朝堂之上接受封赏了。张济被封为镇东将军、平阳侯，命他出屯弘农。这当然是李傕郭汜的意思，是李傕郭汜将张济排挤在权力中央之外的结果，亦或是为了牵制樊稠的布局，一般也可认为是张济实力较弱的必然结果。

然而个人揣测，其实这或许也是张济所乐于看到的结果。当此之时，用一句王者荣耀中的台词“猥琐发育！别浪！”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弘农郡在今天河南灵宝市境内，当时是进出函谷关的重要通道。朱儁被征召入京师以后，关东诸侯们自相兼并无暇西顾，这里反而成了乐土。张济就在这进可攻退可守地方左右逢源的发展自己的势力，才终于让他有机会跻身于汉末群雄的行列之中。

但是如果你认为他就是这样一个容易满足，没什么野心的人，那你就错了！他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这局势的变化，寻找可能翻盘的契机。

果然，马韩之乱让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之间出现了相互的不信任，而樊稠的自大与李傕的自私让这种不信任成为了导火索。李傕设鸿门宴坐杀了樊稠李蒙一事，让郭汜杨定等将领人人自危。郭汜遂与杨定合谋劫持献帝，却做事不密，被李傕察知并先下手为强，率先将献帝劫持。献帝派大臣们去郭汜营中讲和，却被郭汜关在营中。

李傕劫持献帝天子，郭汜劫持公卿大臣，两人互相攻战数月之久，死者数以万计，使得本就混乱不堪的长安城，哪里还有大汉国都的样子。

李傕郭汜大交兵，大大削弱了李傕郭汜的实力，而杨奉宋果的背叛又进一步削弱了李傕的实力。

而张济则在这场动乱中保存了实力，这就是出屯外镇的好处。于是张济很自然的不会放过这个能捞一把的机会，他以和事老的身份领兵来京，以为李傕郭汜和解的名义，而实际上是想要劫持献帝到弘农，也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汉献帝一心想要返回洛阳，所以张济的计划实行的并不顺利，虽然他向李傕郭汜施压最终迫使李傕离开京城屯驻曹阳，放弃掌控天子的权利，却不小心让杨定杨奉董承三个趁机攀了上来。据《资治通鉴》记载，杨定被封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董承为安集将军。杨定是董卓旧将，杨奉是白波帅出身，而董承曾是牛辅部下（《蜀志》记载董承当时是汉献帝的舅哥），这三个应该都是在这场动乱中立了功的。而张济虽然封了个骠骑将军，在杨定杨奉董承的协同之下也只是个虚衔，命他继续屯驻弘农就是证据。汉献帝则在杨定杨奉董承的护送至下向洛阳进发。

张济一看自己白忙活一场，没捞着些许好处，反而让杨定杨奉董承这三个得了便宜，心中不悦，于是他计划联合郭汜李傕再劫天子。而此时李傕郭汜已经抢先行动起来并把杨定的军队打败。张济李傕郭汜又一起与杨奉董承的军队在弘农东涧展开大战，并大获全胜。

但是在这之后，张济就退出了争夺汉献帝控制权的斗争。个人猜测可能是在这期间被李傕郭汜打击报复而导致实力受损，没有能力再争的原因。当然要是继续争下去，恐怕张济就会有覆灭的危险了。

公元196年，元气大伤的张济，军中粮草断绝，为了尽快恢复元气就起兵劫掠荆州南阳，在打到穰城的时候被乱箭射死。张济的侄子张绣遂统领其众。

张济这个人，最大的失败其实就是先与李傕郭汜作对，后又要与之联合，遭到嫌弃。他的胆识还是有的，可惜沉不住气，猥琐发育的还不太够，就跑出去浪里个浪，最终失败也是必然。毕竟在汉末三国那样一个时代里，没有一定的韧性和洞察力是活不长久的。

张济的老婆

张济在三国时期还有一件为大家所熟知的事情，就是在他死后由于张绣的失误，一不小心被曹操给带一顶绿帽子。这件事对于张济的在天之灵来说当然是奇耻大辱，不过也让曹操损兵折将，痛失爱子爱侄，最终曹操本人也成为了千古笑柄。那么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且听下回分说。

小A斯蒂芬写于2018年3月29日。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任 平

（一）东方春来早，奋斗向未来。催人奋进的春天里，从农机轰鸣的春播现场到智能高效的工厂车间，从塔吊林立的建设工地到昼夜攻关的科研一线……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呈现出一派“春耕”的昂扬气象，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正带领亿万人民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意气风发、勇毅前行。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一定要继续考出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并被写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这一精辟论断，深刻回答了新的赶考之路上“谁来出卷”“谁来答卷”“谁来阅卷”等根本问题，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有力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赶考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自觉，鲜明展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强烈的历史担当和深厚的人民情怀。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新时代党和人民奋进历程，洞察时代发展大势，作出“五个必由之路”“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我们为什么成功、未来我们怎样继续成功的中国密码，深刻阐释了新征程上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和显著优势，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我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具有重大指导作用，必将产生深远历史影响。

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歇，奋斗者的脚步永远向前。时代出卷、我们答卷、人民阅卷，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二）一世纪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考”得怎么样？

沿着历史长河回溯，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点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灯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这个主题，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始终践行初心使命、接力赶赴时代大考、不断交出优异答卷的历史。

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列强入侵、战火频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百废待兴的建设年代，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起步，为了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风云激荡的改革时期，面对“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为了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党团结带领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们党正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井冈山下的旌旗在望，长征路上的雄关如铁，横渡长江的雄师百万，天安门广场的礼炮齐鸣，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火朝天，改革开放的南海诗篇，新时代的筑梦中国……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这份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答卷，书写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中，刻印在亿万人民的幸福生活里。

（三）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从世情看，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置身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们深知有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交汇期也可能擦肩而过；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我们深知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努力营造对我国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

从国情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十分艰巨繁重，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异常复杂严峻。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我们正处在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新期待，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从党情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还可能反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不懈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时代考卷常出常新。踏上新的赶考之路，全新的考卷已经铺展开来，更为艰难的考题等待着我们去解答。当此之际，我们尤须深刻把握“五个必由之路”“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锚定奋斗目标，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的这“五个必由之路”，是历史实践的产物、历史奋斗的结晶、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是一系列原创性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总结，是我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把握历史主动、夺取新的胜利的重要遵循。

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我们要看到我国发展仍具有诸多战略性的有利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了精辟概括：一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沉着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二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实践中进一步彰显显著优越性，“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更加鲜明。三是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体量大、回旋余地广，又有超大规模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具有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四是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五是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中国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激发，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党心军心民心昂扬振奋。“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为我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我们要适应时代之变、顺应时代之需、回应时代之问，用好“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走好“五个必由之路”，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迎难而上，敢于斗争，砥砺前行，奋发有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交出优异答卷，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多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肩负新使命、踏上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和每一名党员都是赶考者，都是新时代答卷人。

当好新时代的答卷人，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所系。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奋斗的政党。牢记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毫不动摇。前进道路上，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考卷，带领人民闯关夺隘、攻坚克难，我们党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必须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当好新时代的答卷人，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所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拥有14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政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前进道路上，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才能始终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当好新时代的答卷人，是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所需。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抱负的政党。经过百年奋斗，我们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在中国共产党奋斗史、新中国发展史、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只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决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而是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前进道路上，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铸就新的时代辉煌、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从只有50多人的“创业团队”到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拥有95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饱经磨难而风华正茂、生生不息。今年1月，美国一家知名公关咨询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高达91%，在28个受访国中名列榜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得到14亿多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正引领民族复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星光不问赶路人，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在一次次大战大考中，锻造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强大能力；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继续当好答卷人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铭刻在心，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我们党与人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紧紧依靠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迈步新的征程，我们要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我们深深懂得，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回望历史，是人民的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奇迹；是人民的“小铁锹”，挖出了大油田，把贫油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是人民的“红手印”，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历史大幕；是人民的万众一心，筑起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坚固防线。人民是我们党领导和执政的力量源泉。正因为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所以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来检验，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我们深深懂得，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在民生保障上还存在短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艰巨，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这就要求我们增强使命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我们深深懂得，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人心就是力量。”新的伟大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始终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团结带领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进。

我们深深懂得，必须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与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无论处在什么历史方位，党的事业无论发展到什么历史阶段，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始终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党一定能永远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始终拥有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落成后，一批又一批干部群众前来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感悟党的百年奋斗之路，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100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从党的非凡历史中找寻初心、激励使命，从宝贵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作为革命者的高度自觉，我们党才能始终充满朝气锐气，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续写新的传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宏阔的历史视角和深厚的历史智慧，全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为全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注入强大思想动力。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科学把握历史规律，按历史规律办事，就能无往而不胜。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我们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新认识。“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深刻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党的宝贵历史经验传承好、遵循好、发扬好，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就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新的征程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这是新时代答卷人的坚定回答，也是百年党史的深刻昭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代代中华儿女唱着这同一首歌，迎来新中国，走进新时期，跨入新时代。面向未来，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我们一定能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七）新长征路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亟待我们激扬精气神，重整行装再出发。

再出发，既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又要有一往无前、风雨无阻的意志。今天，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4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同时也要清醒看到，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必须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壮志豪情，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披荆斩棘，闯关夺隘。

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新征程上，砥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厚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我们才能一往无前、所向披靡，不断蓄积赶考的澎湃力量。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铆足攻坚克难的拼搏韧劲。在推进事业的征程上，克服风险、战胜挑战，既是承业，也是创业。我们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激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实践不断推向前进。

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发扬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比如，我国仍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但疫情防控形势十分复杂，“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内防反弹”任务仍然艰巨，必须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淬炼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新。面向未来，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勇于推进改革，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一往无前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朝着我们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新的赶考之路上，只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守正创新、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形成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只要始终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战，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只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只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害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原体，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不畏山高路远的跋涉者，山川回馈以最奇绝的景色。赓续伟大建党精神，挺起“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脊梁，涵养“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永葆“石破不可夺其坚”的气魄，凝聚万众一心的伟力，保持勇毅笃行的坚定，展现虎虎生威的雄风，满怀豪情一起向未来，我们必能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新奇迹、创造新辉煌。

（八）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一个以“赶考永远在路上”为主题的廉政教育馆，吸引着人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赶考，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路上。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时代出卷是提出问题，我们答卷是解决问题，人民阅卷是评价效果。时代不断演进，出题的内容不断更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逐步提高，评卷的标准必然随之提升。中国共产党和每一名党员作为答卷人，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总是奋进在迎考答题的征程中。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松劲歇脚，必须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今天，时代的考题已经列出，我们的答案正在写就。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就是我们的答题纸；所有艰苦努力、所有顽强拼搏、所有不懈奋斗，就是我们的笔迹。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我们就能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考出好成绩。

胸怀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从历史深处走来，向美好未来奔去；不敢有丝毫的自满，但怀有无比的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响彻神州：“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加油、努力，再长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赶考永远在路上，荣光永远在前方！

来源：人民日报

在新的赶考路上继续交出优异答卷

沈仲文

历史如潮，大道如砥。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我们一定要继续考出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当前，深圳进入了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深圳经济特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叠加的黄金发展期，又迎来了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深化前海合作区改革开放“双改”示范的重大战略机遇。

在新的赶考路上，深圳当何为？

凌云健笔意纵横，感悟伟力著华章！

（一）

深圳，坚定豪迈。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深圳视察，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深圳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深圳把脉定向，指明了关系经济特区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深圳成为多重国家战略的交汇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重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深圳恩重如山的巨大支持，是深圳的定力与底气所在，也是深圳的信心与动力所在。深圳要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乘风破浪不迷航，豪情满怀向前冲。

深圳，不惧风雨。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莫道前路多险阻，再闯关山千万重。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深圳不能有任何停留、迟疑、观望，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鼓作气、艰苦奋斗，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全会强调，“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复兴伟业，浩荡前行。

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

宏阔的目标，伟大的梦想，必须要有速度最快、实力最强、业绩最优的“冲锋舟”开路领航。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深圳要胸怀“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充分发挥“双区”驱动、“双区”叠加、“双改”示范效应，跑出新时代“加速度”，率先探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清晰路径，率先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形态，勇当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辉彼岸的第一艘“冲锋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一条越走越有力、越走越宽广的道路，也是一条需要不断开拓、持续铺就的道路。砥砺前行，深圳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更要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必须激扬沧海弄潮、舍我其谁的锐气，争当开拓进取的改革者，不做安于现状的守成者；激扬一马当先、追求卓越的志气，争当先行示范的领跑者，不做亦步亦趋的跟随者。

笃志前行，虽远必达。深圳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杀出一条血路”“闯出一条新路”的开路先锋意识，时刻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时刻保有新时代“拓荒牛”的创业气质与奋斗精神，衔国家使命而行，为民族复兴而进。

（二）

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辨方位而正则。

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新的征程上，“三新”主线鲜明，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必须牢牢坚守的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方向。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的必然选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题中之义。

鼙鼓催征良将出，弄潮儿向涛头立。

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圳是新发展理念的坚定践行者，争当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先行示范者，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高地，彰显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高度历史自觉与强烈使命担当。

高质量发展提能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现阶段，我国生产函数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面临的硬约束明显增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必须解决好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持续增长。

深圳高质量发展已有一定基础，要乘势而上率先提升能级。要在提升科技引领、产业支撑、金融服务、空间保障、改革推动等重要领域高质量发展能级上聚焦发力、见到实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科技自立自强担重任。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由于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跨越。

深圳要始终保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定力，深入实施创新“五大行动”，提升创新“五力”，打造创新“五地”，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要进一步调整优化科技结构，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制，持续发挥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整体效应；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落实好“军令状”、“揭榜挂帅”、科研经费“包干制”等机制；尤其要以主阵地作为加快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积极参与构建央地协同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掌握更多“撒手锏”式技术，勇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第一方阵，切实肩负起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圳责任。

新发展格局强支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同时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高质量的商品和资源要素，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更为畅通。

深圳处于内外循环交汇的重要位置。要立足全球坐标系、把握世界大变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厚植发展基础雄厚、产业体系完备、市场空间广阔、营商环境好等优势，推动供应链产业链优化升级。要把握好高质量对内经济循环、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能级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效率流通体系等着力点，增强供应链黏性、稳定产业链布局，争当服务国家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配置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先行示范者，为全国全省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有力支撑。

以“一子突破”求得“全盘皆活”，以“一马当先”带动“万马奔腾”。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圳不仅要实现自身全方位发展进步，争当“全能冠军”，更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充分发挥先行示范作用。要牢牢确立对“先富带动后富”的规律性认知，加快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出更大新贡献。要聚焦“可持续发展先锋”战略定位，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加快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

抓住先机，方能快人一步；做成样板，方能示范引领。深圳自我超越的先行探索中，有打开中国未来之门的“金钥匙”。

（三）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人民性”是深圳40多年发展历程的鲜明内涵特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深圳发展最明确的价值取向、最坚实的逻辑支点。

深圳在新的赶考路上的成功与进步，最重要的一条衡量标准就是人民幸福。增进民生福祉，是一切向前走的根本目的。

民生幸福标杆，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何谓民生幸福标杆？深圳决不会满足于有所改善、一般进展，而是全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

“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深圳追求的增进人民福祉，是体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是总体而非个体、公共而非私人、普惠而非特惠的美好生活需要、权益和成果；是聚焦民众对公平正义、社会安宁、生态环境等全方位期盼，做实民生“升级版”；是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

驰而不息办好民生实事。民生改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艰巨的、复杂的工程，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孜孜不倦。面对“银发浪潮”，发展养老服务需要提速提质；“三孩”政策推出，婴幼儿照护等配套支持措施要跟上。面对诸如此类的民生需求，深圳要善于涉险滩、破难题，以坚定的决心、强大的魄力，以先行示范标准、扎实细致的举措，全面织密民生幸福网，努力实现改善民生与时俱进、民生难题“动态清零”。

团结奋斗共创美好生活。“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深圳奇迹、深圳人的人生梦想，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深圳要奋力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开展好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以不断优化的创新创业环境为各类人才追梦圆梦打造“培养基”“孵化器”“助产房”，使这座城市成为广大市民群众的“梦想之城”“奇迹之城”“幸福之城”。

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深圳40多年发展的功勋，归于人民；深圳未来的发展，系于人民。

（四）

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

“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地处“两个前沿”的深圳首当其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保持居安思危的政治清醒、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勇于斗争的奋进姿态，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

以最大力度抓最大政绩。“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特色，更是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深圳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确立”真正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进一步深化对“两个确立”的认识，把“两个维护”作为检验“四个意识”强不强、“四个自信”坚定不坚定的“试金石”；坚定不移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真功夫苦功夫硬功夫，坚持深化“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深圳不断结出丰硕成果；要在增强党组织战斗力、加强党性教育、强化组织纪律等方面锐意创新方式方法，着力打造城市基层党建“深圳品牌”和机关党建质量“深圳标准”，努力锻造走在时代前列的各级党组织，为奋进新时代新征程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正风反腐不停歇。以制促治固根本。深圳要用好立法权优势和党内法规制定试点机遇，架起“高压线”、筑牢“防火墙”，并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扎紧权力的“制度笼子”。铁腕反腐不手软。要发挥好巡视巡察利剑作用，整治各种隐形变异“四风”问题，持之以恒惩贪反腐，严厉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让铁的纪律成为全市党员干部的自觉遵循，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战风斗雨顶硬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赢得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我们要牢牢把握令行禁止这个关键，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站得稳、靠得住、信得过。尤其是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亮剑出招”。深圳要继续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有准备之战、战略主动战；着眼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坚持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切实扛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深圳担当”；锚定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蹚出维护科技安全举国体制的“深圳路径”。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深圳要坚定不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努力打造向世界彰显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纯洁性的“精彩样板”。

（五）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

“深圳官宣全球招人！”2021年首个工作日，深圳向全球人才发出诚意邀约。这传递出一座城市对人才的真爱，也再次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深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伟大事业呼唤人才，伟大时代造就人才。肩负多重使命，深圳对人才爱之切切、盼之殷殷。

实干显担当，业绩论英雄。“闯”的勇气、“创”的活力、“拼”的劲头、“实”的干劲，是深圳广大干部群众的群像特征，是理当赓续的精神品格。要以干成事论英雄、以解决实际问题论能力、以高质量发展项目论业绩，把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认真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努力在改革攻坚、项目建设、服务民生等一线，在艰苦岗位、复杂环境中，识别干部、培养干部、重用干部，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形成“后浪”奔涌、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

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布局，深圳勇担新时代历史使命的壮阔征程，都需要深圳加快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体制顺则人才聚。深圳要勇当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冲锋舟”，进一步“简除烦苛”“解绑去缚”，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流动、激励等方面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流动最自由、从业最便捷、竞争最充分、发展最全面的具有国际竞争力、吸引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深圳要大力推进以人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型开放，不断提升人才开放层级和能级，同时着眼全球发展方向，建立新的集聚机制、拓展新的发展网络，不断增强全球人才资源配置能力。建立健全“一把手抓人才第一资源”机制、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人才评价机制，高标准制定新一轮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建立一流人才服务保障体系，让人才竞相成长、实现梦想，打造全球一流科技创新人才向往集聚地。

求贤若渴，引而不竭。深圳要立足全球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源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全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地落实。

（六）

从历史深处走来，百年路风云激荡；向美好未来奔去，新时代气象万千。勿忘昨天的峥嵘岁月，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发出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时代动员令。

深圳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部署要求，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把握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意义、历史经验和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从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继续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坚定扛起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深圳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前列、勇当尖兵，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来源： 深圳特区报

风云绝无神说了一句话，成为无名一生的耻辱，太气人了

《风云》中要说谁对无名最痛恨，绝对不是破军，而是绝无神。十八年前无名一剑挡关，把绝无神挡在山海关之外。绝无神被打败，灰头土脸的回到了东瀛，然而经历了十几年的苦练，他的修为日益精进，练成了杀拳，就是为了找无名报仇，一雪前耻。

而绝无神入侵中原，把武林高手全部软禁在无神绝宫。鬼虎潜入天牢，偷了解药给无名和众多武林高手，然后几人在绝无神押他们到大殿上的时候暴起发难。我们看一下无名被废武功，练成万剑归宗之后和绝无神的第一次大战。此时的无名只剩下三成功力。

绝无神的杀拳只有三招，第二招杀神正是为了对付无名所创的，绝无神提出要以杀神杀了无名这个武林神话。无名：“嘿，区区杀拳有何足惧？别小看中原武学，我还有至高一剑——万剑归宗，今日就拿你祭剑。”

万剑归宗不愧是剑宗至高无上的武功，这一招是所有剑客梦寐以求的武功，此招一出无人无物能阻挡，就算是绝无神也不例外。很快的绝无神就被这至强一击给淹没，无数的剑气向着绝无神而去，他只能提起十成功力，轰出杀心这一招。

就在无名以为绝无神已经死在这一招之下的时候，一道人影突然出现，正是绝无神，绝无神：“无名，万剑归宗果然名不虚传，但是仅此一招还不足以击败我，快来与我杀神一较高下。”绝无神虽然受了万剑归宗这一招，嘴角迸血，但是他反而更加凶猛了。

然而无名却傲立不动，因为刚才的一招万剑归宗已经令他精元大伤，加上功力只有三成，根本无力接下绝无神的这必杀一招。

绝无神已然出招，见到无名无力抵抗，倏然收招，而拳劲也急剧向四周散去，顿时山崩地裂。但是绝无神也有武者的骄傲，多年修炼的招式不能杀一下毫无抵抗之力的人。所谓武林神话如果就这样死在这一招之下，只会侮辱了这一招。

绝无神收招之后却说了一句话：“无名，你已不配死在我杀神之下，但你两番坏我大事，亦绝对不得好死。”绝无神和无名有着深仇大恨，他真的是出于武者的荣耀不杀无名么？其实绝非如此，他是一个为了权力，自己儿子都能牺牲的人，而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羞辱无名。

这一点他和帝释天有点像，帝释天抓住无名也是想从无名的内心摧毁他，而不是杀他。这一句话的杀伤力绝对不会比用杀神杀了无名差。也成为无名一生都无法洗刷的耻辱，因为到了最后，绝无神并非堂堂正正被他所杀，他也没有机会报仇雪耻。

先秦时期鬼、魂观念的起源

摘要：鬼、魂观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鬼、魂观念在先秦时期有较大社会影响，礼仪、祭典、习俗等皆与之关系密切。鬼观念滥觞于新旧石器时代之际出现的埋葬习俗，《山海经》的时代，人们或将形态怪异而令人惊骇者称为“鬼”。《礼记·祭法》所谓“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之说表明，唐、虞、夏、商、周五代将死去者称为“鬼”，可见人死为鬼的观念应当出现得很早。关于“鬼”的最早记载见于殷墟甲骨卜辞。甲骨文“鬼”字是对于祭尸礼的“尸”的形象摹画。春秋时期尸礼渐废而鬼事兴。魂之观念的出现远后于鬼，春秋战国之际才开始出现“魂气”、“魂魄”之类说法。直到战国晚期，魂观念才真正摆脱物质性因素的羁绊。

关键词：先秦 鬼魂

作者：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鬼、魂虽属子虚，但在先秦时期的社会观念中却占有重要位置｡社会礼仪、祭祀典礼、社会习俗等皆与之关系密切｡这两个观念源于上古人类精神的幻化，只存在于幻想迷信之中，按照今天的看法，它们当然是不合逻辑的、被扭曲的、错误的观念，但在起初阶段，在上古人类的思考中却是有理致的、自然而然的观念｡魂之观念，远后于鬼｡在人的想象空间里，魂比之于鬼，更加虚无缥缈｡古人对于鬼、魂的认识，多付诸秘不可测之域，就连清代硕儒钱大昕也曾慨叹“幽明之理，固不可测”｡当代学者的科学研究，对于鬼、魂观念（特别是“魂”观念）的认识往往将其产生的时段提得过早，没有关注这两个观念发生形成的次第，没有把它们放到社会思想发展的序列中进行考察｡探讨这两个观念的起源及特点，对于深化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意义｡不揣谫陋，试做探讨，敬请专家指教｡

一、人死为鬼：鬼之形象与上古葬俗有关

“鬼”的观念出现得很早，它源于人们对先祖的思念｡旧石器时代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埋葬习俗的｡关于远古葬俗，最初并无任何葬埋方式，用孟子的说法就是“举而委之于壑”（《孟子·滕文公上》）｡后来，见亲人尸体为兽虫所食，形体毁败，心中惭愧，才有了掩埋尸体的行为｡埋葬行为是人感情需要的结果，随葬品的出现则说明人有了对于彼岸世界，即死后生活的思考｡就目前所见考古资料而言，我国的葬俗可以追溯到山顶洞人时期｡山顶洞人遗址的下窖是墓地，发现有一青年妇女、一中年妇女和一老年男子的骨架｡均佩带有装饰品，身旁放着生产工具｡贾兰坡说：“（山顶洞人遗址中）在人的尸骨周围有赤铁矿粉末分布，证明当时已有了埋葬（欧洲同时代的墓葬也有此种风习）｡埋葬说明当时有了‘死后生活’的观念｡”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墓葬都有数量不等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随葬，表明人们认为死后尚可以在另一世界生活｡《山海经》和上古岩画等资料表明，上古时代人们认为部落领袖死后生活在高耸云天的山上，犹如生活在天空之上，他们被禘祭，因此被称为“帝”｡氏族的大小首领和人员死后也可追随而去｡

《山海经》的时代，人们或将形象怪异而令人惊骇者称为“鬼”，《山海经·海内北经》有鬼国，“为物人面而一目”，所以又称“一目国”｡《山海经》又谓：“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有万鬼出入的“鬼门”的“度朔之山”，当即今本《山海经》所载“先民之山”，可见，所谓“万鬼”者，也就是众“先民”｡我国民族学资料中，许多少数民族原始信仰中有所谓“灵魂”观念，其实都是“鬼”，而不是“魂”｡新石器时代发现的瓮棺葬，瓮棺上部多一小孔，专家或认为是灵魂出入的通道，实际上应当是“鬼”的来往之途｡人们之所以相信有死去的先祖或亲人化为冥界的鬼，是因为不忍割断与死去的亲人的情感纽带，企盼与其有重逢的机会｡

按照《礼记·祭法》所谓“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的说法，唐、虞、夏、商、周五代都将死去者称为“鬼”，可见人死为鬼的观念应当出现得很早｡关于“鬼”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殷墟甲骨卜辞，一般作

等形，偶有作

等形者｡周代金文延续甲文的写法，写作

，在用作偏旁时写作

｡所有甲金文字中的“鬼”字都将人的头部进行模糊化处理，表示“鬼”的头部是看不清楚的，特别是

两个字例，似乎是在表示“鬼”的头部还有特别的保护｡

上古葬俗，多将死者头部遮掩，如前引国外考古材料记载意大利罗马以南一百公里处一个叫做桑·费拉斯·西赛罗的地方，在一座山洞深处发现了一具原始人的头骨被有意识地安放在一圈石头中央，体现了保护头骨的意识｡据报道，良渚文化墓葬中曾发现“玉掩面”，可以推测覆盖死者面部是起源很早的上古葬俗｡周代流行玉覆面，形制多样｡《仪礼·士丧礼》“商祝掩、瑱，设幎目”，意即将长五尺的方巾的下两角打结于死者颐下，然后向上覆盖死者面部，再于死者颈部环绕打结，将整个头部包裹，此后再加上覆面｡礼书所载“布巾”、“面具”、“面罩”、“幎目”等皆遮掩死者头部之物｡依照《论语·为政》孔子所谓“周因于殷礼”的说法，周代的覆面之葬俗很可能源于商代，所以《士丧礼》称执行此葬仪者为“商祝”，即行殷礼的祝官｡以葬俗而言，将死者头部用布覆掩，并加以幎目、覆面，经此法处理后，死者的面部不可得见，甲、金文字的“鬼”字所摹写的人形，皆模糊化其面部，当即此种葬俗的反映｡关于“鬼”的形象，《诗·何人斯》说：“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意思是作为鬼、作为蜮，其面目不可得见｡郑笺：“为鬼为蜮也，则女诚不可得见也｡”可知直到东周时期人们还是认为鬼的人形可知，而其面目则是看不见的｡

遮盖死者的面部，此俗背后的思想因素可以略作推测｡人们对于去世的亲人有深厚的感情，依《孟子·梁惠王上》所云“仁术”言之，则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所以进行遮盖｡这种遮盖也当有另一种思想因素在，那就是人们对于死者面目的恐惧｡死者往往一改其在世时的慈祥、亲和之态，而呈现痛苦挣扎乃至狰狞恐怖的样子，令生者害怕｡遮盖死者面目既是对于死者头部的保护，也是对于活人恐惧心态的掩盖｡甲、金文字的从“鬼”头之字有“畏”，《说文》甶部谓：“恶也，从甶、虎省｡鬼头而虎爪，可畏也｡”鬼头和虎爪皆人所畏，合起来正是“畏”字本义，古人惧鬼之观念于此可见其痕｡

上古时期，人们一直认为人死即为“鬼”，即《礼记·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亦即《说文》鬼部所谓“鬼，人所归为鬼”｡《尔雅·释训》亦谓：“鬼之为言归也｡”邢疏：“鬼犹归也，若归去｡”所言“归去”，意即回归到出生的地方，古以氏族为单位，人死葬于氏族墓地，犹回归到氏族｡中国上古时期鬼观念的核心是先以“帝”作为全族，抑或全部落、所有人的代表，他永生于天上｡后来渐渐把本家族的祖先也依附于帝而置于上天｡虽然从人们的现实视野里，人死之后确实归于土，但在信仰中还是执拗地认为先祖仍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这“另一个世界”的具体所在，古今从来没有说清楚过｡一般认为是在天上或山野间｡这些“鬼”（亦即另一世界里的先祖）还与人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鬼”，会享用人们的祭品，也要饮酒吃饭｡所以，《诗经》中说祭祀者要将美食“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诗·生民》），让先祖闻到后欣喜地来享用，还要“为酒为醴，烝畀祖妣”（《诗·丰年》）｡直到春秋时期人们还认为“鬼犹求食”，若无人献祭品鬼就会饿肚子（“不其馁而”，《左传》宣公四年）｡当时人认定成为“鬼”的先祖会完整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鬼”的观念起源甚早，且绵延久远｡战国中期的曾侯乙墓所发现的衣箱上的二十八宿天文图有“舆鬼”之载，《吕氏春秋·有始》说它是秦的分野｡“舆鬼”之称可能起源甚早，是否与《周易·睽卦》“载鬼一车”有关，已无从查考｡但这个记载是说明战国中期鬼观念的一个材料则是可以肯定的｡《礼记·郊特牲》“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是很长时段以后人们的说法，上古时代直至春秋中期，还没有这种意识出现｡“鬼”之观念，是那个时期人对于生命的思考｡它半是恐惧，半是幻觉，将想象中的灵动、颤抖的姿态以“鬼”的形式描摹生命状态结束之后的人｡

二、“见鬼”与“祭尸”：从祭尸礼说到甲骨文“示”字之源

对于先祖的崇拜，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人们总是希望去世的先祖再现于世，希望跟成为“鬼”的先祖重逢｡那个时代，选择某人来代表某位先祖，这样的代表者就是最初的“尸”｡

《山海经》记载有“奢比之尸”、“肝榆之尸”、“窫窳之尸”、“贰负之尸”、“相顾之尸”、“女丑之尸”、“尸虞”、“黄姖之尸”、“形残之尸”、“据比之尸”、“王子夜之尸”、“犂

之尸”等12“尸”｡这些“尸”，有的是战争中的英雄，人虽死，但受到人们的敬重｡如“形残之尸”，就是传说中敢与帝相争的刑天，虽然被斩掉了脑袋，但还要“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表现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山海经》时代敬尸、祭尸的情况难以知晓，我们可以从商周时代的祭尸礼中看到一些上古习俗的遗存｡

商周时代的祭尸礼，实质是通过典礼，让“鬼”（亦即先祖）再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与先祖交流的情感需求｡我们前面探讨了最初的“鬼”字可能源于上古时期将死者头部遮掩的葬俗｡但甲金文字的

等，恒作站立或跽坐之形，与死者之躺卧形不合｡笔者认为这些文字不仅与上古葬俗有关，而且与商周时期的祭尸礼亦有关系｡

就大体形象而言，人与人的驱干、四肢是近似的；而面目则有较大区别｡活人所见到的“鬼”与先祖相比，自然驱体四肢相似，而面目则不同，特别是祭尸礼上年轻的“尸”与去世的年老的先祖的面部更是显著差异｡所以说在人们观念中，“鬼”的面目可能是模糊的，而驱体四肢则与常人无甚差异｡清代王筠谓：“鬼字当是全体象形，其物为人所不见之物｡……祗是有首有足，象人形而已｡”其说甚合“鬼”字起源之实｡

“尸”之意义，重在祭拜者与先祖的心灵沟通，而不是实见其面目，所以甲金文字的“鬼”所表示出来的就是如见其形，而不见其面，只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如果将其面目的鼻眼都表示出来，那就不是“鬼”而是“人”了｡唯有不见其面目，这才算是“鬼”｡只有在虚幻中才能够闪烁出神奇之美｡《诗·何人斯》篇所谓“为鬼为蜮，则不可得”，颇与传统的“鬼”之本义合拍｡

甲骨卜辞记载商代有许多合祀先祖的祭典，试举一例：“□未卜，

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率

｡”（《甲骨文合集》32385片）这条四期卜辞贞问举行祈祷祭典，是否祭祀从上甲开始至祖丁十位先祖，是否用十只牡羊为祭品｡这次祭典，依照商代祭尸礼，要选择十位“尸”在祭典上受祭｡这十位先祖合称“十示”｡卜辞也将多位先祖的合祀称为二示、三示、四示乃至二十三示｡这些“尸”是先祖的重现，按照人死为鬼的概念，他们就是十位“鬼”｡甲金文字的“鬼”字应当就是祭典上“尸”的形象｡商周时期祭典上的“尸”取何种姿势，现在尚无法断定，甲骨文“鬼”字之人形，即有立者，又有跽坐者｡这些由活人扮演的“尸”出现在祭典上，祭拜者难免分辨不清其所代表的先祖｡为解决此一问题，在尸前应当有一个标识，类乎今日体育赛事各代表队入场时其前的指示牌｡战国时期“鬼”字作上“鬼”、下“示”之形，《说文》鬼部“鬼”字古文作

，从“示”从“鬼”，楷写作

，直可视为祭尸典礼上指示牌（“示”）与“尸”合为一字的形象｡

甲骨文“示”字，绝大多数作

形，偶有作

形者，专家有释为祭天杆之形者，或有说象天垂象而表示权威之意者｡对于此两说，信之者少，而多数专家认为它是宗庙里的神主之形，这是正确的｡不过，“神主”应当有一个发展过程｡可以推测，祭典上作为先祖形象的“尸”的引导、指示之牌，在“尸”不出现于祭典上的时候，就用这个指示牌作为代表，成为某位先祖的“神主”｡为先祖立“神主”之事源于古代礼书记载｡《礼记·曲礼下》谓周天子去世后要“措之庙，立之主”｡把先王牌位安置于庙｡神主多为木制，上面写先祖名号，即《白虎通》所云：“记之为题，欲令后可知也｡”然而，商和西周时期尚无“神主”为先祖牌位之说，当时祭祖还是以“尸”作为先祖的代表，或即认为“尸”就是先祖的再现｡

要之，商周祭尸典礼上指示先祖的牌子，在甲金文字中写作“示”，意即指示某位先祖置于此处｡究其本义只是“鬼（即先祖）主”｡用后世通常使用的“神主”一词称呼它，只是行文方便，并非指先祖之神（或者灵魂）依附于此｡这种作为“鬼主”的指示牌子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神主”，成为先祖灵魂的依附之处，还要经过一个不短的时段｡古代礼学家常将“设主”、“立尸”视为同时之事，实为未能考镜源流的表现｡

三、敬祖与驱鬼：春秋时期鬼观念的转变

祭祀先祖时一般要由所祭先祖的嫡孙担任“尸”来受祭，为什么要用活人替代先祖呢？依礼学家的说法，这样做可以见到由“尸”来代表的先祖之尊貌，并且“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礼记·祭义》）｡意思是指，依稀可见先祖所坐之位，往来完成各种仪节时候，似乎肃然感觉到先祖举动的容止，出得门来还忾然听到先祖的叹息声｡这种祭尸礼，使祭祀者有与先祖亲切交流的感觉，从而心有所系，受到一次尊祖敬宗、孝敬鬼神的熏陶｡祭祀，本来就是要讲究敬心诚意地感受，即孔子所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商周的祭尸礼，不仅是“如在”，而且是情境再现，祭者可以近距离感受先祖的存在｡周代的祭尸典礼主要展现了人们对于先祖的怀念与敬重，但由活人所饰扮的先祖毕竟其面目与先祖有较大区别，与其将这种真实的存在转换为虚幻的影像，不如不要“尸”这种真实的存在，而只在意识里重现先祖来得直接｡春秋时期少有关于祭尸的文献记载，清儒顾炎武说：春秋以后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春秋战国时期，繁复的祭尸礼仪，已不适应礼仪简化的历史发展形势｡它的淡出，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尸礼废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鬼”的地位下降｡随着祭尸礼渐废，“鬼”亦渐渐走下神坛｡在当时人的观念中，那些寿终正寝且有后人祭祀的“鬼”，都在安静地享受彼岸世界的生活，而那些冤死的、被残害而死的“鬼”，则满怀戾气而会突现人间，以宣泄其愤懑，这就是春秋后期人们所说的“厉鬼”｡春秋后期，晋平公患病三月不愈，又梦见黄熊闯入寝门，晋卿韩宣子向来聘问的郑卿子产问道：“其何厉鬼也？”询问是何种“厉鬼”｡子产以为是晋人未曾祭祀的夏祖鲧｡鲧因治水失败而被尧殛杀，很有些冤枉，又没有受到作为盟主的晋国的祭祀，所以成为厉鬼而让晋君患病｡见于《左传》记载的厉鬼还有晋景公梦到的“大厉”，这个硕大的厉鬼“被发及地，博膺而踊”，披散着及地的长发，双手捶胸跳踊奔来，砸坏大门，闯入寝门，吓得晋景公惊恐异常｡晋景公曾杀晋大夫赵同、赵括，赵氏先祖即化为厉鬼来恫吓晋景公｡残杀他人者，多恐惧被杀者化为鬼来报复｡晋卿荀偃杀晋厉公，就曾梦见晋厉公以戈将自己的头颅砍掉，“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荀偃不出一年即死掉，与他梦见晋厉公化为厉鬼来复仇所受到的恫吓不无关系｡春秋末年，卫庄公违约杀掉浑良夫，即梦见浑良夫登于高处，披散头发高喊自己蒙冤被杀，狂呼“叫天无辜”｡上述这些厉鬼，皆为梦境所见，此外有的厉鬼则是人的幻觉｡如《左传》庄公八年载齐襄公田猎，“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坠）于车，伤足，丧屦｡”此前，鲁桓公聘问齐国时，公子彭生曾受齐襄公之命残杀鲁桓公，事后齐襄公又为平息鲁国的愤怒而杀掉公子彭生｡齐人皆知公子彭生冤死，所以狩猎时大野猪幻化为公子彭生的形象，吓得齐襄公滚落车下，伤脚丢屦｡还有一次“见鬼”事件是，春秋后期郑国谣传在内乱中被杀的伯有将回来寻仇｡此事谣传而已，“厉鬼”并未真的出现｡

如果撇开那些梦见鬼的事件、幻觉见鬼、传言厉鬼将至的事件不计，《左传》所载真正属于“活见鬼”事件，只有一次，即春秋前期被冤杀的晋国太子申生的复现于世｡太子申生被逼自缢而死后的第五年，晋大夫狐突前往陪都曲沃途中曾遇到太子申生｡《左传》僖公十年载：

狐突适下国，遇大子｡大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

这个事件中，太子申生两次复现于世，不仅复现，而且还与狐突交谈，申生复仇的结果是让晋国在韩原之战中大败｡此事应当出自狐突和巫者的编造，以讹传讹，言之凿凿，遂似实有其事｡人死为鬼，隐入于黑暗，化为尘灰，这一点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是存在的，但人们还是执拗地企盼与逝者相会｡巫者正是利用这种观念、这种心理造出太子申生死而复现的故事｡

《左传》所见春秋时期的厉鬼有六：其中三个为梦境，一个为幻觉，一个为谣传，一个为巫者编造｡分析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神、鬼两者已开始分途｡先祖被视为神而享祭；厉鬼则被视为恶魔，为人厌恶而被驱逐｡厉鬼的名声实在不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前547年，晋国戍守茅氏这个地方的三百人被齐人杀死，孙蒯不敢追击，被其父孙文子骂为“厉之不如”，意即连厉鬼都不如｡

周代对付厉鬼的办法主要有二，一是安抚厉鬼，通过祭典让厉鬼有所“归”，即有所归之处，有祭品享用，可以不再挨饿，以此让厉鬼安定｡前面提到的晋平公祭祀鲧就是一例｡再如，《左传》昭公七年载，郑国谣传被杀的伯有寻仇，再加上大夫伯有所要报复的公孙段刚刚死掉，郑国引起慌乱｡郑卿子产马上立两名冤死者之子为大夫，让厉鬼“有所归”，这才平息了恐慌｡那个时代的安鬼之举，处处透露着人世间的温馨｡人们相信，这种办法能使厉鬼消逝在无人知晓的所在｡

对于厉鬼的另一种办法是驱除｡《周礼·夏官》有“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即穿着熊皮制成的服装，带着黄金色的有四只眼睛的面罩，上身是黑衣，下身是朱红色的裳，拿着戈举着盾，率领手下人依时节而“傩”，进行驱鬼｡依照《周礼》和《吕氏春秋》的说法，一年之中要于春、秋、冬三季行“傩”事｡睿智如孔夫子者虽“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却不排斥“傩”｡《论语·乡党》中说“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孔子朝服立于阼阶观看“傩”，表示尊重国家典礼，另外也挡一挡驱逐厉鬼时的喧闹，并且防止厉鬼逃到宗庙惊动先祖｡“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所载孔子的这个“立”，可以视为一个标识，那就是先祖与厉鬼有了泾渭之分｡也表明春秋时人想象中的彼岸世界，已有明显的阶层分化，居高位者为先祖，居末流者为厉鬼｡敬祖与驱鬼两者并行不悖｡关于人、鬼两者的关系，战国时期的韩非子认为应当“两不相伤”最好｡《韩非子·解老》述《老子》相关理论说：“鬼祟也疾人之谓鬼伤人，人逐除之之谓人伤鬼也……人不与鬼相伤，故曰：‘两不相伤｡’”人、鬼的“两不相伤”，实即理想中的和谐人际关系的折射｡

四、“魂魄凭依于人”：魂的初始状态

“魂魄冯（凭）依于人”的命题取自子产之语“魂魄犹能冯（凭）依于人”｡我们应当探讨一下它的来历｡

“魂”之观念源于春秋时期，但在起初阶段还没有脱离人体而存在，而只是与存在于人体中的“魄”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魂观念在春秋时期最典型的一个表达，出现于作为“博物君子”的大政治家子产的言论中｡春秋后期，郑卿伯有骄奢无礼而又刚愎自用，在内乱中被杀｡过了几年，郑人谣传伯有回来寻衅报仇，引起恐慌，子产立伯有之子为郑国大夫，慌乱才止息｡郑卿子大叔询问原因，子产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意谓鬼要有归宿之处才不会成为厉鬼，他立伯有之子为大夫，使伯有得享祭，伯有就安而止乱了｡子产出使晋国时，还就此事向晋卿解释道：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凭）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左传》昭公七年）

鬼神魂魄之事只存在于人的想象空间中，因为没有实在依据，所以要将其厘清，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尽管如此，子产以类乎精神之观念进行解释，却是合乎逻辑的说法｡其意谓人的形魄具而魂气相附，离开形魄，魂气焉附？依子产之意，所谓“魄”即人的体魄，亦即身体｡“魂”即人之阳｡人强壮时，魂魄“精爽”，类乎后世所言的“精神”，可以达到“神明”的地步，仍然可以附着于人｡人活着时奉养丰厚，多得物之精华，其魂魄强大，凭依于其人，便可死犹复生而成厉鬼｡子产认为，这就是伯有死后多时，犹能回来复仇的原因｡

那么，什么是“魄”？它和人的身体有何区别呢？子产的这番话没有给出答案，只是说人出生时就有魄，是与生俱来者｡人自来就有体有魄，那么魄与体是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寻找子产之前的“魄”的意义｡“魄”，本是“霸”的代用字｡最早见于《尚书·康诰》的记时之语“惟三月哉生魄”，伪孔传：“明消而魄生｡”汉儒马融注谓：“魄，朏也，谓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所谓“哉生魄”即彝铭习见的“既生霸”｡每月晦朔之时，月亮不在天穹显现，虽然人所不见，但在想象中却是必然存在的天体，那就是所谓的“霸”｡简言之，对于月亮而言，“霸”即是人眼所未见的实有之月亮｡这样的月亮升起，月牙儿每天生长，就渐至“既生霸”的阶段｡按照王国维的说法，“既生霸谓每月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正是月牙儿渐长至圆月的时段｡暗黑之月变成明亮之月，亦即“既生霸”之意｡周人以月相之“霸”来解释人的死生之事，因为音同而写作“魄”｡这应当是很恰当的喻指｡“霸”之于月，人所不见，但必属实有；“魄”之于人，人所不见，亦必当为实有｡霸和魄，皆为人所想象中之实有｡月之霸（魄）是月亮的实在，它是肯定存在的，而非虚构，只是人们暂时看不到而已｡引“霸”为“魄”是周人的一大创造，是观念史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魄存在于人体之中，也是人体的实在，只是人看不到它而已｡

“魄”字虽出现于西周时期，但现在从可靠文献中还找不出当时的人用“魄”来解释人之生死问题的用例｡这种用例，首见于《左传》的记载｡据载，春秋时期有两次用“魄”释人之将死的用例｡兹引之如下：

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不敬｡刘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夺之魄矣｡”（宣公十五年）

子产举不踰等，则位班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天又除之，夺伯有魄｡（襄公二十九年）

前一条材料谓春秋前期，周卿刘康公预言晋臣赵同（即“原叔”）不出十年将死｡后一条谓春秋中期，郑国的裨谌预料子产将执政，不仅因为他有能力，而且上天为其除掉障碍，权臣伯有必将死掉，就是天为其所清除的障碍之一｡原叔和伯有将死的原因，就是天夺去了其“魄”｡依子产的说法，魄是人与生俱来者，亦即人的精神的一部分｡人的精神分为魂、魄两部分，与人体联系紧密者为“魄”，联系较少者为“魂”｡在周人认识中，霸是月亮的另一形态，无霸则月不生｡人之魄亦然，无魄则人不生｡亦即子产所云“人生始化曰魄”之义｡人无魄则不能生存，天夺去原叔、伯有之魄，则此二人之死即为必然｡

可以说终春秋之世尚未有魂、魄离开人体的观念出现｡《老子》第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其中“营魄”，自汉儒开始往往把它释为灵魂或魂魄｡直到当代学者朱谦之才辨析其义，有了正确解释：

以灵魂训营魄，似有未至｡魄，形体也，与魂不同，故《礼运》有“体魄”，《郊特牲》有“形魄”｡又魂为阳为气，魄为阴为形｡高诱注《淮南·说山训》曰：“魄，人阴神也，魂，人阳神也｡”王逸注《楚辞·大招》曰：“魂者阳之精也，魄者阴之形也｡”此云“营魄”即阴魄｡《素问·调精论》“取血于营”，注：“营主血，阴气也｡”又《淮南·精神训》：“烛营指天｡”知营者阴也，营训为阴，不训为灵｡

朱谦之的这个说法，一反汉儒以来的旧说，近乎经文本旨，洵为卓识｡“抱一”的“一”，可取高亨“身体”之说，意为“阴魄固守于身体，能不分离吗？”老子这句疑问之辞，意味着阴魄可能与身体分离，但老子没有明说，他只是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而已｡

要之，春秋后期出现了魄、魂的说法，但只是对于鬼观念的一个深化认识，多用来说明鬼何以存在，何以变为厉鬼的问题｡在时人观念中，魄和魂都没有走出人体而飘逸飞扬｡此即子产所谓“魂魄冯（凭）依于人”的意思｡所谓魂魄，是人生活的支柱，类乎后世所言的气魄、精神｡据《晏子春秋·内篇》记载，齐景公美衣华冠自矜骄傲，晏婴劝谏说：“万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谁与图霸哉｡”依晏婴之意，魂魄还是在景公体内，若离开了，景公就类同死人，还怎么能够争取霸权呢？晏婴提倡慎独，《晏子春秋·外篇》有“独寝不惭于魂”之说，他所说的“魂”实即人心，也还不是离开身体而存在的灵魂｡总之，春秋后期虽然出现了魂之观念，但不仅“魂魄相依”不能分开，而且它们也不能与人体分开｡魂魄还没有飞升到幽阴之处，而仍然附着于身体｡这个认识，给人的生命涂抹了最后一缕暖色｡

五、“招魂”抑或是“唤鬼”：关于周代丧礼“复”事的探讨

研究先秦鬼、魂观念，必须探讨周代丧礼中的“复”事｡因为此事直接牵涉到“魂”观念起源的时间问题｡“复”事首见于《仪礼》，再见于《周礼》，又见于《礼记》｡三礼所载“复”事仪节，大体如下：

其一，行“复”事前的准备｡确定行“复”事者，周天子的丧礼多达十二人，卿大夫则以命数递减，一般士人，则只有“复者一人”｡再就是准备行“复”事的衣服，《周礼·天官·玉府》有称为“玉府”的职官来“复衣裳”｡“复”事一般是用死者生前的上衣｡“复”事要在房屋最高处进行，所以要准备上房的梯子｡周王朝有些职官的职守中就有此项任务｡《礼记·丧大记》：“有林麓则虞人设阶，无林麓则狄人设阶｡”“虞人”、“狄人”皆为职官之称｡

其二，“复”事地点的确定｡“复”事一般在死者所居正寝的屋脊上进行｡为周天子者所行“复”事还要多一些地方｡《周礼·天官·夏采》说“以冕服复于大祖｡以乘车建绥复于四郊”，《礼记·檀弓》谓“君复于小寝、大寝、小祖、大祖、库门、四郊”，总之，凡是国君常去过之处皆要行“复”事｡礼书上还有一些变通的规定，如《礼记·杂记上》载诸侯或大夫到别国聘问时“死于馆，则其复如于其国｡如于道，则升其乘车之左毂，以其绥复”｡

其三，“复”事的过程｡这个过程以《仪礼·士丧礼》所载为典型：“复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领于带｡升自前东荣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复!’三｡降衣于前，受用箧｡”意思是说一位行“复”事者，拿着死者生前穿的爵弁服和裳连缀在一起，搭在自己的左肩上，将衣领插进自己的衣带间｡然后在堂前从东侧屋脊处登梯上到屋脊｡站在屋脊上面朝北举衣呼唤，喊道：“啊———，某（死者之名，若周天子则称‘天子’），你回来啊!”这样连续喊三次以后，把“复”衣拋下，有人接到装到箧中｡行“复”事时一般是呼唤死者的名字，而于周天子则“复，曰‘天子复矣’”（《礼记·曲礼下》），以示对于周天子的尊崇｡《礼记·丧大记》亦有大体相同的记载，谓：“其为宾，则公馆复，私馆不复｡其在野，则升其乘车之左毂而复｡”

其四，行“复”事之后的仪节｡要有专人将“复”事后置于箧中的上服从堂的阼阶登堂带到死者旁，用此上服覆盖于死者身上｡以此来看死者能否复苏，“复而不苏乃行死事”｡（《周礼·天官·夏采》）所谓“死事”，指“复”事后的丧葬礼仪｡

总括礼书所载“复”事的过程，可以看到撰著较早的《仪礼》、《周礼》皆无“魂”之说，撰著较晚的《礼记》也提之甚少，只有两篇提到“魂气”一词｡这说明在《仪礼》、《周礼》撰著的时代，“魂”观念尚未流行，而《礼记》撰著的时代“魂”观念也未大行于世｡汉代经学家郑众、郑玄皆以“招魂”释三礼中的“复”，虽然甚合战国以降的“复”事，但却不符合战国以前的“复”事｡三礼中所见“复”事，无一指招魂而言，而是直呼死者之名（周天子除外）｡这是符合上古“人死为鬼”这一传统理念的｡春秋时期晋太子申生复现，可以乘车，能与人交谈，是其作为“鬼”的整体再现，而非其魂附到别人身体的再现｡“复”事的情况与此一致｡“复”事的“皋皋”呼唤声，是对于逝者整体的呼唤｡其中弥散着对于生命的感悟和期盼｡后世释解“复”事皆承袭郑玄、郑众之说，谓其为“招魂复魄”，是因为如此来解释“复”事顺理成章，且有《楚辞·招魂》之篇为证｡因此都言之凿凿，似成定谳｡

这种说法，皆失于对观念起源形成过程的详考｡关于“复”事是否招魂，《礼记·檀弓下》孔疏谓：“‘招魂’者，是六国以来之言，故《楚辞》有《招魂》之篇，《礼》则云：‘复，冀精气反复于身形｡’”孔颖达的这个说法甚为卓识，我们可以说六国之前并无招魂之说，早期的

“复”事与招魂无关｡《礼记·檀弓下》讲“复”是希望变为“鬼”的逝者从幽冥之处返归，是希望死者复苏｡“复”事之目的，是唤鬼而非招魂｡

六、魂飞长空：战国时期灵魂观念的发展

战国时期，“人死为鬼”的观念依然盛行｡托先祖之庇佑，直到战国时期作为先祖的“鬼”还常和“神”系连一起受到尊敬｡战国初年齐国陈

的祭祖铭文一开始就郑重言自己是田敬仲完之孙、田和之子，接着说自己“恭寅

（鬼）神”（《陈

簋盖》，《殷周金文集成》4190），这里所云其所恭敬的“鬼”，当指铭文开始就郑重提到的祖、父｡作为先祖的“鬼”，受到人们的尊崇｡战国时人认为，人去世后要和先祖相见，所以信阳战国楚墓竹简的遗策中记载的随葬品中有“见鬼之衣”，指为死者所制，往见先祖之衣｡九店楚简的占筮类文字有“上下之祷祠，鬼神卿（飨）之”的话｡是皆可见对于作为“鬼”的先祖的重视｡《礼记·中庸》载孔子语：“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这应当是战国时期占主流地位的认识｡

在初期的魂魄观念里，人体是魂魄的依附之所｡若从另一角度看，人体又是魂魄的牢笼｡春秋时期，这个牢笼虽有所松动，但终春秋之世魂魄都还没有冲出牢笼，用《楚辞·自悲》的话来说，被禁锢的灵魂“屈而偃蹇”｡春秋末年的“魂气”说表明“魂”观念正在躁动，待到灵魂出窍、魂飞魄散，已经到了战国中期｡“魂”是否离开人体而飞升，是这一观念变迁的分水岭｡就目前所见材料看，这一转变可能是战国中期完成的｡据《战国策·齐策》，战国中期齐将田单在即墨励卒而决死战，大败燕军，其励卒之语云：“宗庙亡矣，云（魂）曰（魄）尚矣，归于何党（乡）矣｡”意思是说，燕军攻来，齐人的宗庙毁弃，魂魄上出飞升，不知归于何处｡“魂魄尚（上）矣”的说法指明魂魄离开人体而上升｡语中“魂魄”原作“云曰”，清儒黄丕烈说：“此‘曰’字当作‘白’｡‘云白’者，‘魂魄’之省文｡”并引《说苑》“魂魄丧矣”为证｡上引田单语中“尚”字，前人或有读若戃、惝、丧之说，或有释为久之意者，似皆未确｡笔者认为当读若“上”，意谓魂魄飞升而上｡古字习见“尚”、“上”两字相通假｡《尚书·康诰》“尚显闻于天”，清儒孙星衍说其意为“上能明达于天”，是为显例｡此处说魂魄可以飞升，较之春秋时人的观念已有很大进步，但魂与魄还系连一起｡“魂”尚未完全独立出来，它是与“魂气”说相近的一种新说｡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经学史上的问题，由此来看“魂”观念形成的时代｡《诗·郑风·出其东门》有“聊乐我员”句，郑笺：“员，音云｡本亦作云｡韩诗作魂｡魂，神也｡”孔疏：“云、员，古今字，助句辞也｡”清儒胡承珙举多例证成笺、疏之说｡《诗经》诸《风》写定于春秋时期，晚不至战国｡汉代古文家所传《毛诗》作“员”，当是此诗的本来面貌，韩诗“员”作“魂”，应当是战国时人所为，经汉代今文家认同，而载于《韩诗》，清儒陈乔枞说：“毛、韩，师传各异，训义不必强同｡”调停两说，实为平实之论｡“聊乐我员（云）”，意即“聊乐于我”｡改“员”为“魂”之后，意思就变成了“聊乐我心”｡战国时期，人们常用“魂”指心，指精神｡读“我员”，为“我云（魂）”，意指“我心”｡改“员”为“魂”，虽然是将他意化为己意的误读，但却颇合战国秦汉时人的观念｡改“员”为“魂”，若是韩诗对于古文的更改，可以说是对于战国时期“魂”观念流行的社会认识的顺应｡

无独有偶，《逸周书·祭公》有一个相类似的例子，值得探讨｡这是因为此篇提到“魂”，若果如此，则早在西周穆王时代就有了魂之观念，所以不得不予以深入探讨｡此篇载病笃的卿士祭公谋父对看望他的周穆王的肺腑之言，开首提到：“朕身尚在兹，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勗，宅天命｡”这是两句没头脑的很费解的话｡孔晁注说其意是：“我魂在于天，言必死也｡”清儒卢文弨引用梁氏说，提出不同意见，谓：“‘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九字当连一句读｡注似非是｡”近年面世的清华简《祭公》篇载此语是：“朕身尚在兹，朕

在朕辟卲（昭）王之所，亡图不智（知）命｡”证明梁氏说洵为卓识｡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关键在于

字｡这个字从“员”，而“员”、“云”二字古通，将这个字读为“魂”，于古音通谐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有《逸周书》为证，所以不少专家将此字直接释读为“魂”｡这固然是有根据的说法，但却忽略了社会观念的变化对于文本的影响｡其一，早在周穆王的时代，魂之观念远未出现｡若《祭公》篇果有“魂”，只能是以后世的观念述史的结果｡其二，

字，非必读为魂｡这个字除了从“员”之外，还从上下叠加的两个“虫”字｡古字偏旁位置每有不同｡上下叠加的两“虫”字亦可写为“

”，亦即习见的“昆”字｡

字可以读为“员”，亦可读为“（昆）”｡其三，若将

读为“昆”，则可以较好地通释句意｡“朕身尚在兹”，简文“尚”当释为“犹”｡意思是说我虽病笃，但此身犹在于此，即在你穆王身旁服务｡“朕

在朕辟昭王之所”，简文的“

（昆）”当释为“後”，意即我之身以后要到我的君主昭王之所，亦即去伺候昭王｡两句简文前后呼应，表现了祭公忠于王室的心情｡《逸周书·祭公》篇改

为“魂”，意思就变得与后世所语“身在曹营心在汉”相类似，这显然对前来探望祭公的穆王不够恭敬，说自己死后到昭王那里，就避免了对时王的不恭｡清华简《祭公》篇的简文为《逸周书》此篇的祖本，后出的《逸周书》此篇对于这个字的更动，适应了战国后期魂观念大行于世的社会认识潮流｡

战国是一个思想之门洞开的时代，是数千年积聚的文化之力得以喷薄迸发的时代｡战国诸子每以讲求精神理念见长，其不少论述都引入了魂的观念，并且创造性将它描绘｡儒家学派发扬春秋时人的“魂气”说，谓“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礼记·郊特牲》），儒家后学还说这是“天望而地藏”，魂虽然还没有摆脱物质性的“气”，但已凭藉着气可以飞升而上｡按照这个描述，“魂”犹然是一缕能够看得见的青烟｡在诸子的不少论说里，“魂”几乎被视作“心”、“精神”的同义语｡如《晏子春秋·外篇》说：“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这里所说的“魂”相当于“心”，指君子心安｡《韩非子·解老》篇云“凡所谓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乱，精神乱则无德｡鬼不祟人则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乱，精神不乱之谓有德｡”在这里，韩非子直接把魂魄视为精神之源｡《荀子·致士》：“诚信如神，夸诞逐魂｡”《庄子·在宥》：“解心释神，莫然无魂”，同书《刻意》：“其神纯粹，其魂不罢（疲）｡”《吕氏春秋·禁塞》篇形容多言劳苦之状是“单唇乾肺，费神伤魂”，都把“魂”与“神（精神）”直接相等｡诸子关于精神、思想的认识虽然十分深刻，但对于精神与思想的边界却缺乏论说｡后世所讲思想活动的极致境界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关于这种境界的描述，在诸子之书尚未见到｡可以说在以理性思维为主体的诸子那里，“魂”观念的飞升还是有一定限度的｡

真正放飞“魂”之观念，让它凌空踏虚进入无限制境界的是战国晚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大师屈原｡他曾谓自己“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意谓梦到自己登天，魂至半道而徬徨不进｡在屈原那里，魂可以飞升上天，在天空徬徨徘徊｡屈原被逐出郢都顺江而上，流亡四方的时候，魂亦随之｡《哀郢》：“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返）｡”《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愿径逝而不得兮，魂识路之营营｡”是说虽然魂在四方，但时刻都希望返回郢都，但郢都辽远，只能由识路之魂，营营独往｡“灵魂”即可上天，亦可周游四方｡放飞灵魂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屈原的《招魂》｡此篇首章谓：“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诗意呼唤离开身体的亡魂归来，询问亡魂为什么要离开自己日常的欢乐居处而到那充满不祥的荒远之地｡从次章开始，诗篇就历数东、南、西、北四方荒远之地的危害，又说上天入地的艰险｡总之，灵魂若去上下四方，不管到哪里都是危害无穷，只有返回自己的故居才是安乐之乡｡然后又用浓墨重彩描绘故居之奢华精美，饮食之丰盛可口，乐舞之荡人心魄，以此呼唤“魂兮归来”｡《招魂》风格奇谲，用辞典丽，其呼唤声中流淌着青春的美好记忆｡它是一首灵魂的挽歌，也表现了人们对于灵魂依依不舍的情愫｡战国时代是精神解放的时代，“魂”观念在这个时代的提升，从根本上说是时代精神的折射｡

结语

按照唯物史观的认识，鬼魂观念“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现象的神秘化理解”｡自鬼、魂观念形成以来，它即绵延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在中古时代还曾融入宗教文化｡此种观念直到近现代还有一定影响｡我们结合先秦时期社会思想发展的实际，缕析鬼魂观念的源流，有如下的认识｡

第一，“鬼”之观念盖源于新旧石器时代之际埋葬习俗出现时，人们将先祖称之为鬼｡考古所见以前所谓的“灵魂通道”，实即鬼的来往之途｡“魂”观念的出现远后于“鬼”｡作为人鬼的先祖，在开始阶段为人们所敬仰｡其地位的下降是后来的事情｡

第二，甲骨文的“鬼”字，当是这一观念形成的标识｡“鬼”字起源于商周时代的祭尸礼上受祭的“尸”的形象｡“鬼”字所摹写的人的头部皆作模糊化处理，是古代葬礼遮盖死者头部之俗的反映｡尸礼渐废的春秋时期，出现了“厉鬼”之说，反映了鬼的地位的下降｡

第三，“魂”之观念出现于春秋时期，它在开始的时段还离不开“魄”，故而有“魂魄相依”之论｡在人们的想象中，“魂”可以游走流动，所以有“魂气”的说法｡魂魄、魂气之说是春秋直至战国前期“魂”观念的主流｡在这个观念里，“魂”还没有完全摆脱物质性因素的羁绊｡

第四，战国诸子对于“魂”观念有了许多思考，在浪漫主义文学大师屈原那里，“魂”观念有了重大发展｡魂完全脱离物质因素而独自翱翔于天地四方，屈原赋予灵魂以完全的自由｡

第五，鬼、魂观念的出现，是上古时代人类认识史的一个进展，是人认识之途上的“跨界”式的飞跃，它超越人自身与外部世界的界限，并且“发现”了另一个神秘的外部世界｡这个“跨界”，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对于生命的热爱与企盼，鬼、魂观念让生命之花在另一个世界里盛开｡此种观念固然不能算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深化了人们对于彼岸世界的思考｡在关于鬼、魂的探索的过程中，生命的尊贵与卑贱，精神的飞升与降落，时间的永恒与短暂，宇宙的广阔与狭隘，都得到了另一类诠释｡虽然这只是在精神领域的思考，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却展现了人们内心世界的丰妍与广阔｡因此，说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不为过｡

〔作者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责任编辑：晁天义）

原标题：先秦时期鬼、魂观念的起源及特点

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

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

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