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雄年代外挂(当社会学开始谈情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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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学开始谈情说性
为什么社会学要谈论情和性？
在性社会学家黄盈盈看来，这是因为我们对两者或避而远之，或日用而不知。
电影《恋恋书中人》剧照。
最显白的，莫过于认为性议题摆不上学术台面。尽管性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无性也是性的一种状态），但一旦将它问题化，总归会让在场的人小脸一红，或尬笑或沉默，背后还带着另一层意思：这有什么可谈的。
同此凉热，情感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做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以理知化为特征的现代学术道路上，被要求尽可能地悬置起来，有的话，最好也只是作为一种“技艺”出现。于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社会学研究者就应该和自身的价值、立场割裂开来，研究者不应该代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唯有这样，研究才能做到中立、客观，才具有科学性。当然，关于这点，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曾展开过不同维度的讨论。
本篇文章，出自专题《“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B02-B03版。我们就本期主题采访了性社会学家黄盈盈，与她探讨社会学研究中的性与情。某种意义上，正是“性”本身的敏感性，凸显了“情”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29日专题《“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的B02-B03版。
「主题」B01丨“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
「主题」B02-B03丨黄盈盈 社会学研究的“情感”在场
「主题」B04-B05 | 赵鼎新 社会学，能否接近历史的“本质”？
「主题」B06丨袁长庚 情绪不是“炖肉时需要被撇去的浮沫”
「主题」B07丨王佳鹏 情感社会学真正研究的是“世道人心”
「文学」B08丨杰克·吉尔伯特 从日常生活中打捞情感体验的重量
提起国内的性社会学研究，黄盈盈是绕不开的名字。自研究生起，她就跟随导师、“中国性学第一人”潘绥铭，做“小姐”研究，开展中国人性行为、性关系和性观念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如果我们以1999年她第一次踏入深圳“红灯区”为坐标，今年已是黄盈盈从事性社会学的第23个年头。
除了“小姐”研究，在这23年中，她从主体理解与日常实践两个角度探讨琐碎生活中的身体，关注月经、乳腺癌、色情、性别气质、自慰、变性的身体，等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关注的大多是因为“日用而不知”或因为隐秘/偏见/逾规而缺席于知识视野的活生生的身体。
相比坐而论道的理论辨析，黄盈盈显然更喜欢置身于田野之中，置身于活生生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处境与生活逻辑之中。就像影响她治学与做人的那句话，并非出自某位理论大师，而是出自一位性工作者草根组织的创立者阿严——“你要自甘堕落”。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黄盈盈等 著，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
研究之外，黄盈盈乐于对话，虽然很多对话实际上就是和不同人的吵架。她曾多次发声，批评国内主流社会学研究对于性/别视角的忽视。2014年，黄盈盈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性/别框架下的“性与生殖健康”》一文。她以“光棍人群”及“性别比失衡”问题为例，指出现有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男孩偏好—性别比失调—找不到老婆成为‘光棍’—容易找‘小姐’或者搞同性恋—性病及艾滋病风险增加、性犯罪增加—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这种逻辑在第一个环节上还比较合理，如果以‘性/别’的框架来看，性别比失调问题最为首要的是男孩偏好的文化背景之下女孩的出生权被损害。后面几个环节的论证都过于简化，甚至存在很大的偏差。比如第二步推论：性别比失调产生光棍现象。如果不挑战贫困，不挑战主流的婚姻想象（人人都要进入异性恋婚姻，择偶观念一定是男比女能干，离婚不好），即便性别比倒过来（女孩多于男孩），光棍现象依然存在，某些人依然占据更多的性/婚姻资源，而某些人依然会被剩下。”
她也曾多次因为“小姐”问题和人展开争辩。2017年，在一期性研究研讨班上，黄盈盈用了2万多字去梳理自己在“小姐”问题上的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在她看来，为“小姐”说话是基本的研究伦理，但也要警觉立场过强的问题。所谓现实和立场的关系不是二元的，而是一个度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拉扯与警觉的变动的问题。
去年，我们曾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中专访黄盈盈，与她聊了一路走来的学思历程。今年7月，我们就专题《“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再次联系正在贵州的黄盈盈。这期专题的初衷很简单，即想要和不同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探讨情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尽管从实验科学而来的社会科学一直强调科学性，情感的模糊性与易碎性被认为有碍于客观的研究，但大多数社会科学面对的是当下，这使得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处一个时空现场，在具体的相处之中不可能没有情感的参与。那么，不同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又如何对待研究中的诸多体验和感受？
在这次访谈中，我们将社会科学研究中众多争议性问题细细拆解，从她和导师潘绥铭一直强调的 “日常生活”研究视角，到研究者如何处理自身的情感、价值与立场，再到什么样的研究议题才是“真问题”，所谓议题的“真/假”如何被现实影响和构建，最终，一切的问题汇集到黄盈盈在采访后发给我的一段话，来自于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的《抒情社会学》：
“作为研究者，我们发现社会世界不仅复杂而有趣，不仅是功能性的或令人不安的，社会世界的多样性和流逝同样令人惊奇，难以抗拒和快乐。我们的读者不仅应该知道社会的前因和后果，不仅应该知道它的优点和缺点，还应该知道，用川端康成的话说，它的美丽与哀愁。”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性与身体社会学、艾滋病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定性研究方法。著有《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2018）《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2017，合著）《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2013，合著）《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2011，合著）《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2008）。自2007年起负责组织两年一次的“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与“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讨班”。
以“日常生活”为方法：
那些琐碎日常中活生生的人
新京报：在过往的研究中，你一直强调“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想请你展开讲一讲，你和潘老师提出的“日常生活”研究视角的缘起/关怀？
黄盈盈：最近几年，很多人都在谈“日常生活”，但各有侧重点，包括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更加倾向于方法论的“日常生活”，当然，还有更成体系的“日常生活理论”，等等。我和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朋友们也做过相关的读书会，办过几次“日常生活”论坛，试图跨学科地碰触“日常生活”的纹理，包括不同时空中不同人群/个体的衣食住行，身体、情感、性/别等领域的具体议题，也包括对于“常”与“非常”的讨论，以及如何重拾我们的“好奇心”，等等。
回到我自己的研究。我和潘老师其实刚开始并没有明确、自觉地强调“日常生活”的方法论。在2011年出版的《论方法》里，我们提出社会学调查中“论方法”的重要性，也就是介乎在一个偏哲学和理论的方法论层次，与一个非常具体的、细节的技术性之间的方法讨论，或者说是把研究方法本身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去研究，包括打开研究过程、审视研究过程中的不同步骤，包括社会调查与时代背景、研究与生活之间的关联，也包括反身性的思考。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都和“日常生活”的研究旨趣高度相关。
那么，具体到我关注的“日常生活”，主要侧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方法层面强调我们所关心的人群的生活逻辑，包括他们的日常生存状态以及背后的运行逻辑。这点和我的学科训练有关。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跟着潘绥铭老师做研究。潘老师的一个研究特点是：“接地气”。直到现在，我在给我的学生上方法课时也会强调这点。所以，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些关键词会自然凸显出来，比如对于我想要了解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实践是怎样的，人际关系如何，如何为人处世；不同人群或者个体的“生存之道”“生计道德”“生活境遇”“民间知识”；什么人，做着哪些事儿，透着什么理儿。
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哲学就在街头巷尾》剧照。
这里结合我所了解的学术语境再多说一点。当我强调日常生活的时候，并不是说不去关注结构性的因素。这里涉及社会科学界关于方法讨论的两个走向：一个是往下扎根，强调日常生活这一块，另一个是强调一种总体性认识，或者一种结构性认识。更广泛一点，触及微观-宏观的长期分野。这个讨论目前恐怕还避不开，但是这种二分本身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日常生活也有结构性的因素在，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强调日常生活就是琐碎的，碎片化的，以及潜台词，不重要的；结构性认识也不是不需要去看具体的人和事儿，也不可能脱离生活的细节不切实际地去谈。
新京报：可以举一些实例吗？
黄盈盈：比如，我最早做“小姐”人群研究的时候，手头的项目大多数是和艾滋病/性病防治有关的，但只要和这些女孩子打完一段时间的交道，你就会发现，她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最紧要的问题并不是你的项目目标，而是怎么避免被抓的问题、怎么应对客人的暴力问题、怎么预防和处理妇科病的问题，以及怎么不被家里人发现的问题。当然，还有怎么赚钱，怎么更加安全地谋生的问题。所谓强调生活逻辑实际上就是研究者不能先入为主，拿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去框人家，而首先是要开放性地进入到她们的经验世界，看看她们平时生活中都在关心、遭遇着什么。我不是说，项目/研究目标就一定没有意义，而是这个差距要认识到，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合适的研究问题或目标。
而当我们谈生活逻辑的时候，这里头已经融合了结构性的因素。为什么她们会担心被家里人知道，这和社会歧视、道德文化有关；为什么她们会怕被警察抓？这和扫黄政策有关。为什么她们在2002年的时候进入性产业，这和下岗潮和整体的经济发展有关。你不可能看不到这些关联性。只是说，这中间的连接不是一条简单的单方向的直线。我自己觉得，做研究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把看似分散的一些点，如何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这里的点，包括跨时空的不同要素，实的、虚的、人的、物的，等等；它本身也是立体多维的。这既不是说这些点不重要，也不是说不需要联系。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洞察力”的一部分（还有部分跟理论有关，也是我自己努力在弥补的）。
另一点是将日常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存在以及日用而不知的思维观念问题化。我对身体、性/别等议题的关注都包含在这里。事实上，习以为常的东西常常会被我们忽略，因为太想当然了，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这里有可挖掘的研究问题。比如身体和性对于大家来说太日常了，可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问题”。但这些现实的存在或者说隐而不显的思维习惯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需要被问题化，我们也要反身性地认知我们看这些问题的思维方式，以及主流话语体系对于这些问题的忽视、误解与偏见。
从某种角度看，我觉得这是日常生活视角中更具批判性的一面。很多时候，常识并不是想当然的或者说正当的存在。比如女性主义的发展针对的就是以前大家关于性别的习以为常的看法或者想当然的看法与做法，去剖析这种看法与生活实践是如何形成、为何形成、有什么问题。所以，当我们这么去提问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存在时，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需要不断被讨论、挑战和问题化，以及，很重要的，积极探讨如何走向更好的存在。
《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潘绥铭 黄盈盈 王东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新京报：在关于性/别、身体这两块研究中，你尤其关注边缘性的议题，比如身体的另类实践及其故事。这是否也与我们刚才讨论的日常生活的视角相关？
黄盈盈：对。我除了关注“小姐”议题，博士论文做的是性感研究，后来又和学生们关注月经、乳腺癌、色情、性别气质、妇科、健身、自慰、文身、变性、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身体，等等。这些大多是因为“日用而不知”或者因为隐秘/偏见/逾规而缺席于知识视野的活生生的身体。在我最近几年的文章中，也一直都在零散地提边缘与另类这些概念，现在也还在阅读、思考，包括不同学科的关注点，也包括边缘与另类的异同。这些也和前面谈的日常生活的旨趣都有关系。
日常生活有一个面向是“常-非常”的关系。我在之前的采访中也提过，常态之中有需要被挑战的东西，非常态之中也有它的常态，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不管是被称为主流的还是边缘的，都有着不同面向和程度的常态与非常态，这是一组相对而且流变的概念。这么提的一句俗话注脚也可以是，自居主流的别那么傲慢，处之边缘的也别让标签贴死。
我研究的性社会学，用卢宾（Gayle Rubin）的说法是，经常魔鬼学的成分大于性学的成分。大家很容易走向一个道德判断，动不动就吵架。这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性议题具有一种我称之为“日常而边缘”的特点，也与不同学科里面都会触及的normal-abnormal的讨论密切相关，也经常被各种政治化。
《越轨》（Deviations），盖尔·卢宾著，杜克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社会学的话，“二战”以后至少也有两个学术传统，一个强调社会团结、秩序、规范，另一个关注标签、越轨、边缘、污名、惩戒，等等。后者如贝克尔、戈夫曼，以及芝加哥调查学派。两者当然是一体两面，但是关注点、出发点与落脚点往往都有所不同。在当下的情境与语境之下，我觉得对于后者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我自己的兴趣也是偏后者的。当然，我这里说的“关注”是要好好掰扯的，有的人关注团结、秩序，实则可能是朝着加剧冲突、失序的方向走，有的人关注冲突、越轨，实则是为了更好的团结和秩序。要看你怎么研究。不断加深偏见和社会距离的研究还不如不做，不要一看到冲突、边缘，就觉得唯恐天下不乱。太简单了。
回到性议题的“日常而边缘”。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谈性，它和每个人都相关——哪怕无性，也是性的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很日常八卦的话题。但它作为一种近现代以来被建构的结果，是有很强的道德规范性在里面的，使得在私人生活中，常常难以启齿，在公共讨论中，又很难被理性对待。在爆出来的诸多性/别事件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私密性与公共性这两个面向纠结在一起，唯独缺乏的是俗话说的“真相”。这也使得我们在讨论性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性/别边缘议题的时候，往往是很疏远的，很容易闭着眼睛以自己的“应然”来代替复杂的“实然”。同时，性议题具有多重边缘性。比如在学术界，性经常被认为上不了台面，做个研究首先要使劲儿论证其重要性，还要加个扉页强调学术也非“宣传”。如果再扩展到中西的研究语境，那么还会触及地缘政治与知识格局中的边缘性。
正因为这样，我在研究“性”的过程中，自然会去想它的日常性在什么地方，及谁的日常；它的边缘性又在什么地方，以及更重要的，为什么它会成为边缘，或者说，被边缘化、被问题化的过程如何。所以，在我看来，对于边缘、另类的研究要带入日常的视角，反之亦然。
电影《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剧照。
新京报：在你看来，对于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方法来说，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视角为何重要以及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盈盈：我还是结合自己的研究来谈。我以前在谈“小姐”议题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叫“缺席审判”。“缺席审判”说的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小姐”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也不（试图去）了解这些人群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境地，但是却会非常正当和振振有词地去说这些人是怎样的，以及这些人应该怎么被治理，法律和政策应该怎样，等等。
但在这些声音中，长期缺席的恰恰是“小姐”，她们应该成为主体，至少是之一，但她们却是失声的。我对于“主体发声”并没有那么天真，但是最基本的，一个朴素的逻辑是，你总得知道她们是谁，怎么进入到这个“危险”的行业，里头人际关系怎样，有哪些规则，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怎么应对最为有效，她们自己的认识和生存策略有哪些，等等。至少需要进入她们的世界去了解一下，切实地去分析，然后结合可能性（和人性）去谈措施。这就回到我们谈及的日常生活的视角。
我之所以关注日常生活（尤其是前面提及的那两个方面），不仅仅是它本身值得研究，也在于我对这样一种“缺席审判”的不满。如果回到你提问的社会学研究与方法，我的认识是，目前整体上是偏重社会结构、制度、秩序、治理的脉络，对于“日常生活”（无论是议题还是方法论，无论是现状还是其蕴含的力量）是相当忽视的。它的重要性至少也体现在提供了看待世界的另一类视角与可能，在社会学界需要有一席之地。
我一直认为，学术应该是多元、多维的，接地气且有洞见的。我自己近几年比较多地关注在对话语境和社会情境这些方面，包括把一个稍微长时段的田野与对话结合起来思考问题。为什么会强调“日常生活”的那两个面向，不仅仅跟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主题的特点有关，也跟我所认识到的学术语境，以及现实与语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距）是有关的。
纪录片《月事革命》剧照。
感受与体验：
社会学者与田野的距离
新京报：在之前的女性学者访谈中，你提到田野观察是一种综合和讲究整体性的研究方法。相比于观察、访谈，你更强调感受和体验。从社会学方法出发，你如何理解情感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
黄盈盈：人类学对此有过很多讨论，包括田野中如何调动五感，也包括把情感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我还是结合我自身的有限经验从方法的角度来谈。
在《论方法》中，有一个章节是谈社会学调查中的观察、旁听、聊天和体验的综合使用。我们专门把体验作为方法之一拎出来强调。后来，在讲课的时候，我也会不断强调这点。这是因为，第一，我觉得它在社会学方法领域被严重忽视了。第二，它的重要性足够对等于其他几种资料收集方法。我理解的“体验”，跟你这里的情感，当然也是相通的，它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场感”和“身体/情感在场”。
社会科学大多数面对当下，这使得我们有条件与研究对象共处一个时空现场。在这种情况下，你与人在具体相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情感，大家都是人。交往中的切身感受，你对情境的感知——比如是否住在“红灯区”，是否坐在发廊里，对于了解和认识你的研究群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只是找了几个“小姐”来做访谈，她们平时工作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包括生意中的竞争与无聊），我是很难感受到的，或者要极大地依赖于“言说”，对于理解其所言所行，对于解释其生活逻辑是很受限的。
做过社会调查的人，其实也都会有感触，我们自己的身体与情感在场、性/别在场是无法忽视的。性研究可能更加凸显。2015年我参加过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举办的一个性研究方法讨论会。当时她们的论文征稿（Call For Paper）就很吸引我，其中就明确提出我们如何正视研究过程中的情感与身体，包括她/他的，我的，还有研究关系之中的。假如酒吧里有人跟你搭讪，甚至于摸你两下，会怎样？假如有人表示喜欢你，或者你喜欢上别人，会怎样……这跟社会科学研究有关吗，跟方法有关吗？当然。
《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黄盈盈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
我们要如何对待研究中的这诸多体验与感受？感知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规避，它反过来会促使我们去审视自己的身体与情感，包括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感受与行为，从而更好地认识不同人之间的距离/连接。当然，如果你真的受不了，那就退出，也没必要为学术而“献身”/委曲求全。而对于你试图去了解的人群的生活与工作情境的感知，本身就是资料的一部分。早期我和别人讨论“小姐”议题的时候，大部分人的看法是这群女的一定过得很惨，都是泪，这和我在田野中的朴素感知不太一样，她们有烦恼，但同样也有欢声笑语。这种朴素的感知构成了我认识与对话的基础之一。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情感与身体在场，还可以联系到研究者的生活经验与感悟之于研究的意义，情感是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很多学者写过相关文章，比如黄宗智老师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如果看潘老师写的书：《存在与荒谬》《生存与体验》《情境与感悟》，还有近年我们师门的《我在现场》，从标题里，你就能看到我们对于情与感的重视。我自己上方法课，没有教科书，更多地会结合切身的研究经验和案例，辅助以文献来讲。也会强调“下水学游泳”，强调“切身知识”。当然，如何从感到悟，还是需要很多努力的。
《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潘绥铭 著，1999年1月。
但是，这里还需要处理研究者和研究群体的距离问题。因为某种情况下，你的感受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小姐”的感受。你如何看待这个距离？比如当我坐进发廊，一个客人进来时，他不知道我是研究者，会把我当成“小姐”来对待。但即便是这种情况，我不做生意，所以和“小姐”的感受还是不一样，有些感受我体会不到。研究者需要承认这一界限，我们无法完全进入到被研究者的世界，我们的感觉也无法替代她的感觉。这是反身性思考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什么需要讲方法、讲多维资料的收集与联系/印证，等等。谈方法不是谈我或她，而是一/多种关系，包括研究过程与互动中觉知的距离与连接。自己只能作为方法的一部分。
新京报：老师谈到很多授课经验。想问一下老师，就你的观察，选性社会学的学生，或者说学生选这门课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吗？
黄盈盈：我讲课不如潘老师，无论是学识还是风格，都远远不如。但是，学生还是不少。本科的校选课基本每次都一百多人，150人的教室还有站着的，其中有不少是旁听的，还有些听了好几次的。不见得是我讲得好，可能是心里踏实。我从来不点名，而且欢迎旁听。研究生是专业选修，限制多一点，阅读和展示任务也重一些，人就会少。
这几年，女生明显比男生多；性与性别少数的学生也会比较多。从学生自己关注的议题来看，有些议题基本每年都会出现，比如大学生的性与爱、性/别认同、性教育、性暴力，等等。与网络有关的选题（包括网络性爱，新的词汇/谐音梗）、动漫、与女性的性/情欲相关的议题，还有一些小众的性/别议题这几年更多地会出现。不奇怪。
每年也总有一些学生会在课后/作业里谈及自己的性/别爱好与经历；00后的学生依然有把潘老师的名字刻在书桌上考到人大来的。这几年学生的关注点跟网络上爆出的性/别事件，包括影视剧中的性/别观，比如最近热播的《梦华录》，更紧密相关。我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会用一些概念来套自己的生活，“男性的凝视”/“男权”/“规训”等词汇会经常出现在平时对自己身体或身边事情的表达之中。大家的视野越来越聚焦在网络争议。这恐怕是最明显的变化。
电视剧《梦华录》剧照。
最后讲一点，我在以往也提到过，学生在性/别议题上的分化明显。我还不是说观点冲撞，主动选课的，观念上相对开放。而是说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也包括知与行之间的差距。有知识/信息丰富的，也有很多不知道的。
很多时候作为学者
更大的困境是：你能做什么？
新京报：你和潘老师特别强调研究伦理的重要性，“对于研究伦理在社会调查中的重要性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对于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尊重、保护被研究者，以及研究伦理的贯彻与否如何影响调查质量这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还没有详细地讨论”。两位老师也呼吁学术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规范。就老师的观察，近年来，学界有关这一问题是否有所推进？
黄盈盈：我们的文章是2009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之后收录在《论方法》。当时主要是从方法的角度去谈的，即伦理的考虑不仅仅是涉及道义，也是如何做一个好的研究的问题。直到现在，中国学界对于研究伦理的讨论依旧是缺乏的。前几年，北大的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做了一项中县调查，当时引发过有关研究伦理的讨论。
冯是边挂职工作边做研究，关系到当地人如何升迁、资源如何换取、裙带关系如何攀附，等等。调查也遵循了我们说的硬性的研究伦理，对于敏感信息进行了匿名处理。但是，因为他当时是挂职，所以只要留心比对，是不难查出来被调查对象的真实信息的。加上他的研究做得挺好，经由媒体介绍也挺有影响力，于是就引发了有关伦理的讨论。我记得有报纸邀请学者，包括潘老师，写了文章来讨论、争鸣，其中也涉及职业道德、研究何为的问题。再后来，爱丽丝·戈夫曼的《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翻译过来的时候，涉及的伦理争议（包括信息的真实性、作者帮助吸毒者以及参与追查凶手等田野细节）也引起过中国学界短暂的关注，但是基本都没有持续下去。
《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美]爱丽丝·戈夫曼 著，赵旭东 等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
我和潘老师之所以会很早就关注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性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议题，与道德伦理紧密相关。你稍微有点心，在调查中不可能不触及。从学科角度接触到研究伦理，则是因为2000年左右开始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因国际合作项目的要求，当时有参加过伦理委员会（IRB）的相关培训。我在北卡社会医学那边的老师Gail Henderson（盖尔·亨德森）教授，就是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工作的。
美国对于研究伦理的提出首先是在医学领域。上世纪40年代有一项著名的医学实验，叫做“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这一实验后来引发了相当大的丑闻，因为它没有为黑人研究对象治疗梅毒。所以，美国学界针对这起丑闻制定了各种伦理原则，这些原则又慢慢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延伸为只要是涉及人的研究就需要关注伦理问题。
我觉得并不一定要有类似美国的这种伦理委员会，因为它有它的问题，比如我所了解的一些规定和审批手续太过僵化与“保护主义”。我也不是说一定要有相关的学科建制/规范化，实际上我自己会很小心“建制”“规范”。一搞就容易坏。但是，伦理是一个学者需要自觉考虑的，也是需要被纳入学术训练之中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整体上连最基本的自觉和讨论都没有。
我自己在方法课上，会把伦理议题，尤其是一些灰色地带，拿出来跟学生讨论。比如，“小姐”出行之后，好不好追到人家乡去做访谈？知情做了，也同意了，之后后悔了怎么办？也鼓励学生在实践的基础上，切身地提出她们的伦理困境。比如，最简单，但是也是几乎每届学生都会提的问题：田野中，什么时候告诉别人，我在做研究？互联网时代，新的伦理问题也出来了：我可以只是匿名观察吗？我可以故意引发讨论，介入式地来做田野吗？还有，好不容易做了一个口述史，老奶奶也很支持，但是最后一次访谈想补问几个信息，碰巧儿女在，觉得敏感不让用，怎么办？等等。
研究伦理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它不是那么枯燥、死板、限制性的。包括保护他人，当然也包括自我保护。它首先会触及你不能做什么；但其实作为学者，很多时候，更大的困境是：你能做什么。我们能带来的社会改变太有限了，所以我会跟学生说，不能实现的承诺不要轻易地给。我也认为智识上的启发本身也是伦理的／很有意义的。当然，这里还只是说到研究过程中与被研究者有关的伦理关系。总的来说，我们目前对于研究伦理、职业道德这类议题的讨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规矩太死不行，太没规矩也/更不行。
新京报：其实在媒体报道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有关性侵的问题，怎么判断当事人能不能聊，怎么聊？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性侵的问题。
黄盈盈：在研究领域，这个问题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和当事人聊这些经历，本身会造成二次伤害，因为她被迫要去回想这些事情。但也有人认为，当事人把事情说出来，也可能是一种释放，能够获得一些力量。
我个人认为，它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它的结果不一定是破坏性的，或者说这类议题就不能研究。我记得台湾何春蕤老师写过一本书，叫做《性心情：治疗与解放的新性学报告》。她与八个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女性坐在一起，开了多次工作坊，聊各自的性经历。其中也涉及部分性侵经历。
《性心情：治疗与解放的新性学报告》，何春蕤 著，九州出版社，2004年2月。
何老师并没有让女性把性侵单拎出来悲情地聊，而是作为性经历的一部分去聊。怎么聊很重要。你是把它作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来对待，还是单拎出来强化它的创伤；你是以怎样的假设、怎样的语言、情感和眼神、激发怎样的气氛来聊，其实都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效果。而在那本书里，除了还有其他的性经历，也触及不同人是如何处理不好的感受的，有哪些力量可以结合起来聊，大家聊完后不是一个消极的结果。
何老师写过很多文章，去讨论我们如何重新思考赋权，如何结合生活经验与人生智慧去培力。她还有个女子防暴多少多少招的。对于女性以及周围心怀善意的人来说，如果一味害怕去谈，或者不谈，这件事情不一定过得去，但另一方面，一个劲儿地鼓励“说出你的性”，也可能有问题。你要怎么谈，是不断揭了伤疤就不管，不断强化它所带来的伤害，以一种不自知的同情与怜悯的眼光来谈——“真惨，这一辈子可怎么办”，还是说能够支持性地把其中的一些力量激发出来谈，谈出一种“有什么大不了的，老娘站起来还是好汉一条”的气势。不是说不去惩戒造成伤害的人，而是说在已然发生的情况下，要重视策略和可能的现实后果，这是个可以也需要好好对待的重要问题。性，有的时候被过于忽视，有的时候又被过于看重。至少，过于谨慎的保护主义解决不了问题，仅仅盯着法条完善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也触及我之前提到的，事实类知识、规范类知识之外，要单独提面向具体现实的策略性/对策性知识。好心不一定办得了好事。
不难想象，这点触及很多争论，包括性权/女权、快乐/危险等。在之前一些采访中，我也多次提到过上世纪80年代的巴纳德会议和“性战”（sex war），我写《女权主义的性论述》那篇文章也是从中国现实的争论出发，对美国女权主义内部性争议及其在全球影响力的回顾。作为参与者之一，卡罗尔·万斯（Carole Vance）的《危险与快乐：迈向性的政治》（Danger and Pleasure：Toward a Politics of Sexuality），就是有关这次争论的一本结集。里面包括卢宾那篇著名的“关于性的思考”，也包括Vance对于第二波女权主义提出的口号在文化领域与生活领域贯彻情况的警惕与反思。
卡罗尔·万斯的《快乐与危险》一书英文版。
有种批评是认为我们看不到暴力、看不到危险，或者说是不重视结构与制度性建设，看不到“主体”的受限。不是的。万斯、卢宾、荷安柏、何春蕤和丁乃非老师她们，都对此有过积极的论述。我自己也回应过几次。我并没有专门做暴力/性侵的研究，但是访谈中也有触及。在我看来，这两者是无法被割裂的。当你有力量去追求性的快乐的时候，这份力量同样也可以帮你去应对暴力。而对性的否定与负面性的一味强调（性病、性压抑、性暴力等各类风险），只会加深我们的恐惧和脆弱，反而很难形成积极去应对的力量。
性领域还有很多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议题/问题。学界一方面认为这些议题上不了台面，一方面又没有能力去回应现实。除了我们看到的不同阶层与处境的女性所面临的性/别问题，也包括与年龄相关的议题，青少年的性？老年人的性？我们都所知甚少。还有超出了很多人的认知和理解力的那些在现实中存在、恐怕还为数不少的性实践。我们不是生活在乌托邦，也不是靠概念和理念过日子。性生活中的欲望、风险、自主、同意、平等，每个词都不是想当然的，每个词都需要放置在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现实中好好掰饬。日常生活中的性与文明、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分层之间的勾连也需要被看到。整体上讲，我们是缺这个勇气、能力和知识的(有实践知识的那些人，可能又不受待见)，现在也缺乏讨论的空间和条件。
美剧《美国夫人》剧照。
回到你提问的研究和访谈情境，这触及的不是狭义的方法问题，而是如何对待性、如何谈性、如何以平常心对待非常事与边缘人——更宽泛的性/别文化的问题。
存在“价值中立”的研究吗？
真实一定具有争论性
新京报：在《论方法》一书中，你和潘老师提到，围绕“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问题，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过十余年的争论。在过往的研究中，你如何理解这一组概念及其衍生的相关讨论？
黄盈盈：社会科学中有一些经久不衰的话题，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就是其中之一。但每个阶段学界就此延展开来的讨论侧重点可能会不太一样。比如围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讨论，偏重社会科学研究中客观与主观的讨论，又或者是触及方法层面有关定量和定性的讨论，等等。到了今天，我们还在讨论，只不过没办法那么二分地去看这些话题。
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涉及另一组概念：事实类知识和规范类知识。所谓事实类知识，就是要尽可能地把你想要了解的研究对象的现存状态描绘出来。它比较偏向实然问题，也就是这件事实际上是怎么样的，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规范类知识说的是它应该怎么样，是一个价值判断。比如，当你问到，什么是一个好的“性”，这就是一种规范性提问。这些划分，当然是一种理想类型，不可能非此即彼，但是就对话来说，当下依然有它的意义，不然很容易我说的实然，你批的应然，各说各话。
这里插一句，我现在还会单独再提一类知识，对策类知识。它跟事实类、规范类还有所不同。对策类知识除了对现实的把握与多维分析，对应然的追求，还要结合可行性，包括对当下制度与民间智慧的了解来探讨策略。这类知识，就与（良性的）社会介入有很大的关联性。这也是我在长时间就性/别议题有关的争论中逐步意识到的，我经常感到大家不在一个点上说话，但是却能吵得不亦乐乎。
中立还是关联，都涉及立场。如果我们把这里头的争论走个极端，一端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应该和自身的价值、立场割裂开来，研究者不应该代入自己的主观情感。这和实证主义、客观主义的脉络相关。而另一端是偏规范性的。这一类研究的价值立场会非常强。比如很多社会批判类研究、行动研究会强调价值的卷入，认为价值中立既做不到，也没必要。而价值介入可以对社会带来（良性）改变。
《社会学的问题》，[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曹金羽 译，拜德雅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2月。
但更多学者是处于这两端的中间某个状态。我自己认为，不是说研究者的价值不重要，他们对于社会的关怀或是想要带来的改变不重要，而是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你不一定说是价值“中立”，但是一定要认真去了解你关注的那些人群和现象的实际状况。某种情况下，需要悬置你的立场，进入现场。尽管事实不可能不掺杂情感、立场，但是事实类知识的提法依然会提醒我们这一点。
在我看来，这种对立场的悬置能力是需要培养的。你不能拿价值的立场判断先验地做出论断，而是至少要开放地进入现场，看一看是怎么回事，这些人自己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当然，在分析时，结合多维的信息与知识，你依然可以、也会形成自己的综合判断。实际上，你选择什么样的研究问题、你的理论旨趣、你会更容易看到哪些“现实”以及你最后做出的解释方向一定会带有你的立场。
从这点上来说，我认为比较有意义的不是去争论我们到底要“价值中立”还是“价值关联”，而是我们要怎样去对待通常所说的现实或者真实，我们又要怎样去对待我们自身的立场（包括我们的阶层性、价值观、知识格局），而这两者之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美剧《英文系主任》剧照。
新京报：我想起在之前的访谈中，你提到自己有段时间经常就“小姐”议题和人吵架。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梳理自己的立场。
黄盈盈：我自己很多时候都在试错。当我发现自己的立场过强了，就需要退一步。我在做“小姐”研究的时候，有过那么几年，的确很容易和别人在这个问题上吵架。其实对话是最容易凸显甚至重塑立场的。当年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自诩是一个分析派，也就是仅仅把我看到的东西给读者展现出来。随着各类对话的增加，妓权立场就开始起来了。这几年我更倾向于认为，研究实际是在田野和对话之中不断拉扯而成形的，包括和文献的对话，和不同人群的对话。而在对话之中，你会看到很多差距，包括认识的差异，也包括你所看到的现实与不同人的认识之间的差距，这时候就会逼迫你去想，“我”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态度，我的态度何以如此。而即便是同样的田野材料，随着时空的延展、情境和语境的变化，当然还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理论的积累，我们的理解与诠释也会不一样。
在2017年我们自己举办的性研究研讨班上，我用了2万多字去梳理自己在“小姐”问题上的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包括在不同的阶段，我都是和什么情境、什么人对话。其中有一场对话发生在2004年。我在香港大学参加一个口述史方法的会议。我提交的论文是在田野的基础上做访谈，主要是以“小姐”研究为例。但好几个听众对我的提问都是：你对“小姐”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这也逼迫我去面对自己的立场，也让我进一步认识到，无论于我还是听者，“小姐”议题的道德性、价值立场，都无法规避。
但是，有段时间我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太强了，一提到“小姐”，我就一定要为她们说话；别人一有质疑，我就炸毛。当然，为她们说话肯定是需要的，这在我看来是基本的研究伦理，但也要警觉自己的立场过强带来的问题，因为它很可能会绑架我看到的现实，限制我的视野，过于有选择性地运用资料。当然，很多时候也容易情绪化，不利于沟通与对话。在边缘议题研究中，我们多用有色眼镜来指称主流的偏见，确实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这种有色，也可以指向对被研究群体（或者说我们所立足的群体）的单一化、甚至美好化想象。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作为研究者，需要对自己的立场有自觉，经常性需要跳出来看一看，多维地分析一下，保持学术研究应有的独立性与开放性。所谓现实和立场的关系不是二元的，而是一个度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拉扯与警觉的变动的问题。
《过程社会学》，[美]安德鲁·阿伯特 著，周忆粟 译，谭徐锋工作室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新京报：这两年你也越来越少在公开场合对性/别议题相关的新闻事件发表评论。有一段时间，其实时常能看到你的身影。
黄盈盈：我确实很少对新闻事件发表即时评论。我们很多时候容易把一个原则性的、理念性的讨论，或者把一些结构性的、总体性的认识直接嫁接到对于具体个案的分析上，这会丧失对于事实的基本了解，这点对于公共讨论是非常不利的。我不是说这些理念与认识不对，是说不能直接对等于每个具体的案例。生活千姿百态，也纷繁复杂，但是概念往往是抽象和理想型的。我的基本训练是，就具体的事件来说，如果没有对基本“事实”的了解，不好做评论。当然，当下有没有去了解“事实”的现实条件，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我写过《大时代与小田野》，社会调查的政治性，躲不掉。
新京报：我想起在《论方法》中，两位老师提到“元假设”是调查问卷的灵魂（“灵魂”即生活是光谱式的存在，而一切界定都是我们的人为）。如果一切界定都是人为的，你如何理解社会调查中的“真实”？
黄盈盈：即便经过后现代的洗礼，我们对于本质性的“真实”“事实”会打问号，但是对于社会调查中“真实”的讨论，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
潘老师退休之后，我从他手里接过两门课，一门是性社会学，一门是方法课。这两门某种程度上是一拉一推，都会触及我们对“真实”的理解。性社会学它和很多热点事件有关，它同时和你的情感、价值、道德判断非常相关，现实感、切身感都很强。而方法课则是要把情感性和立场性的东西往后拉一下，它要让你去看你背后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或者说元假设是否立得住，你的论点所依赖的论据在哪里，你的资料收集是否多维，是否可靠，资料之间的互证性和关联性如何，你的分析逻辑是什么，等等。要让你看到数据、故事的制造过程，各个环节可能的问题，以及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我在两门课开篇都会说，首先不会去看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观点是其次，重要的是你的观点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可能受到哪些理论脉络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这是方法学训练的一个意义所在。同时，方法训练也要讲求资料的复杂性，包括其社会性与政治性。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不能成为一个天真的社会学家。这个材料摆在你面前，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事实。要认识到资料所附着的层层灰尘，或者说认识资料之间的矛盾张力，各种套路，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贴近你所关心的现实/真实。某种情况下，这是一种多维、多重的真实。你看到的可能是其中一些有限的面向。
《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金观涛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3月。
对于研究者来说，就单个的研究而言，是不可能穷尽真实的，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积淀，或者说知识的积累过程很重要。每个人、每个研究都有自己的边界和局限性，但我们可以从他人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从而逐步看到一个更大视域下的真实。
从学理上来讲，真实往往是多声道的。单声道/政治正确一定会离现实越来越远。有一个词，叫做“竞逐性真实”（contested truth），真实一定具有争论性。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包括互相之间的矛盾、联系和补充，才能达到我们所说的更好的真实。当然，这种真实的实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学理性问题，和大环境也有关联。而且我也知道，这些学理，大体敌不过现实中资源和项目的（不良）导向所起的作用。
对“提问”的提问，
将研究者纳入批判性分析的研究
新京报：你在出版《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一书时，也提出过中国主流社会学界对于什么是重要的社会学议题，什么问题重要有一个认知。比如阶层、流动与分层重要，社会治理、社会建设重要，家庭也越来越进入重要的行列，性别也比性更重要。在你看来，为什么性/别问题在社会学领域长期不受重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
黄盈盈：这的确是这几年学界讨论比较多的问题。2018年以来，项飙和汪晖老师也曾组织过几期会议，有关“我们如何提问”，也就是问题感。里面包含非常多的面向，也触及什么是一个好的提问，提问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无论是在全球格局中，还是在国内或西方学界内部，都存在学术/知识的权力关系，也会因此影响对于议题重要性的判断。就社会学来说，一直也都有类似宏观-微观、制度-日常、结构-主体，抑或关系主义、过程、机制，哪一类更重要、哪一个更能抓住中国社会本质的问题。上个月，我在清华大学参加的“经验、问题与学术”的会议，也不断看到各个学科内部有关宏观/结构-微观/日常之间的张力，而且是很难交流与弥补的张力。
很多人认为，我研究的性议题或者如身体、情感、性别等议题，无法触及一些大的更为根本的问题，过于私密、日常、琐碎，不够高大上。这背后就有一个对于制度、结构的偏好在。即便是身体研究，“国王的两个身体” 听起来似乎就比“乳房、阴道、阴蒂”等女性身体更具有研究的正当性；大姐也比“小姐”重要，是吧。
哪些议题在当下被认为更加重要，这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很现实地讲，哪些人的位置更高、声音更大、资源更多，哪些问题就可能会更重要。学界不是象牙塔，社会上存在的权力关系，学术界也照样存在。
美剧《英文系主任》剧照。
当然，什么问题重要，这和学科本身的发展背景相关。比如，社会学要回应凸显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社会学是上世纪80年代才恢复，当时，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等，是很重要的议题，这也不奇怪。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社会分层、城乡二元与流动、农民工的研究，有那么多人去做。而有影响力的学者自身的学术训练与传承、生活处境与性/别观念等等当然也都会影响问题的偏好。
但同时，它和资本、政治也都有关。学术项目需要资助。资助方关注什么议题，也会影响议题的导向。比如，2000年的时候，性研究前所未有的热，这是和艾滋病领域的资助有关，而当时很多有关性传播的研究会关注卡车司机，这和现在沈原老师研究的卡车司机就不一样，当时是将他们当做潜在嫖客、性传播风险人群来对待的。学术的政治性，就更不用说了，这几年越来越凸显。
我说的还都是一些范畴、关注点，并不是学术上的“问题”。好问题不应该被权力、资本这些因素所绑架。它应该是你结合对现实背景的把握、对理论脉络和已有知识的了解，同时也立足你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研究兴趣，综合地提出一个可以回应且有启发和洞见的问题。从这点上来说，有关好问题的学理判断和你着眼于制度建设还是老百姓的日常无关。每一个关注点都有可能生发出一个好问题，也都有可能做烂。当然，在学术脉络里，当下什么是好的问题，什么是具有现实与理论穿透力的研究问题，值得持续讨论。
新京报：因此，在你看来，更有意思的问题可能不在于哪些是真问题/假问题，而是这些真/假问题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
黄盈盈：“提问”与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包括学术生态、经济-文化-政治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如何？这是对“提问”的提问，也是把研究者纳入批判性分析的研究。历史性地看，社会科学发展到现在，的确在关注的议题和理论旨趣上更加多元化了，这点，你不可否认。这和学科发展，和社会科学所面对的经验世界的复杂性与多重性都是有关系的，如果硬要拧巴回去，集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是很牵强的。不仅是学术研究会越来越单调，也会离现实越来越远，大家自说自话，不同人群、不同圈子的距离会越拉越大，且没法对话，也恰恰会因此而进一步丧失学术的公众性与良性的社会介入。多元不必然走向碎片（甚至大家批的“碎片”到底是多碎？碎在哪里？），如何对话、整合、积淀是要认真对待的。我个人觉得，很多东西，研究下去都是通的，或者说可以联系起来思考的。
一个好的判断标准，不应该是这个议题是主流的还是边缘的、大众的还是小众的、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它有它的学术衡量机制。有一些性研究，的确是做得不好，包括问题提得不好，被批评、毙掉也没什么可说的，总不能“挟边缘而自恃”。现实地看，不同阶段，也总有一些问题被认为比另一些更为重要，不可能有所谓的平等。但是，基本的，一个学术环境是否健康也要看有没有给不同的议题/方向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能不大，资源可能不多，但有/没有是很重要的。
文/青青子
编辑/朱天元 安也
校对/薛京宁 张彦君
同济医学院：点燃现代医学火种 铸就百年同济辉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以下简称“医学院”）创建于1907年，是一所具有115年办学历史的医学名校，是我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发源地之一；是国家教育部、国家卫健委首批共建的10所部属高校医学院之一，是全国首批试点八年制医学教育院校，是全国首批卓越医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院校，是中德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同济因医学而生，医学因同济而盛。生于忧患岁月的医学院，自诞生之日起，面对“满目疮痍、贫弱交加”的旧中国，便肩负起“与祖国同行，以医学济世”的使命，115年来，医学院在烽火硝烟中成长，在团结拼搏中发展，在改革开放中奋进，在新时代迈向一流。历代同济人始终坚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舟共济，始终坚守以教书育人及服务人民健康为己任，始终传承“团结严谨 求实奋进”的院训，着力开现代医学之先河，探生命科学之奥秘，创护佑健康之伟业，在我国现代医学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时代华章。
清末建院：两次西迁与祖国共命运
同济德文医学堂大门
——医学院初创。20世纪初，德国政府在中国开办医科学校的设想开始形成，与当时的清政府推行教育制度改革、督促各地兴办新式学堂的政策相吻合。1900年，以埃里希·宝隆博士为代表的德医公会在上海筹建同济医院后，以此为基础筹建医科学校的条件已经成熟。1906年3月，宪政考察大臣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清政府考察团在普鲁士文化部与德方官员进行了会谈，德中双方就在上海共同筹建医科学校达成共识。随后，双方开始筹集资金。按照德国外交部、普鲁士文化部计划，德医公会负责在上海的具体建校工作。1907年，基于“医院能救人于一时，学堂能救人于复世”的办学初衷，在上海创立了我国首个政府间中外合作创办的医科学校“上海德文医学堂”，埃里希·宝隆博士任首任院长，次年改名“同济德文医学堂”。从此开启了同济医学百年辉煌的画卷，点亮了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火种。
——第一次西迁。1917-1927年，正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以及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学子们空前觉醒，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于“五四”“五卅”运动的革命洪流。1927年，在蔡元培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学校由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成为“国立同济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七所国立大学之一。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本飞机接连轰炸上海吴淞地区，美丽的同济校园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一面是炮火轰鸣的艰苦环境，一面是求知若渴的赤诚之心。不惧困难的同济人，为求“一张平静的书桌”，被迫踏上了第一次西迁之路，经过三年流离，先后六易校址，辗转跋涉沪、浙、赣、桂、云、川等地，于1940年到达四川宜宾李庄，医学院师生在李庄度过了5年相对安定的科研、教学生活，期间为革命输送了大量人才，并服务当地民生，用医学传递大爱，至今在川南地区传为佳话。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由李庄迁回上海。
学院迁徙路线图
——第二次西迁。1951年9月，经中南军政委员会提议，中央人民政府原高教部批复，同济大学医学院整体由上海迁至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230名教师和492名学生在武汉原华商跑马场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创业，至1952年9月，化学、生物、数理、体育、外文“基础五科”，解剖、细菌、寄生虫、病理、生理、药理、公共卫生、生化“八个学馆”全部迁移完毕。1954年10月，原汉口协和医院划归为中南同济医学院教学医院，后更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现为附属协和医院）。1955年5月，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正式迁入武汉，并更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现为附属同济医院）。1955年6月，经原高教部和原卫生部批准，中南同济医学院更名为“武汉医学院”。1956年，国家首次给高校教师评级，将教授分为一至六个等级，高校林立的武汉地区共评出13位一级教授，他们都是所在领域的学术权威，而医学院就占其中7席，撑起武汉高等教育界的半壁江山。1962年，经原卫生部批准，武汉医学院在全国医学院校中第一批实行六年制；同年，在医学系增设了德语医学班。1981年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医学院成为首批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单位。1985年6月，经原卫生部批准，医学院更名为“同济医科大学”。1988年，创办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1989年，临床医学专业开始招收留学生；1994-1995年，在全国医学院校中率先实行学分制和本科生导师制。2000年5月26日，与华中理工大学合并，成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大门
兴学济世：历经沧桑尽显英雄本色
建院115年来，同济人始终围绕“济世、兴学、育人”这一永恒主题，与国家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一路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弱小走向强大，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历经沧桑尽显英雄本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这是一代代同济人共同的骄傲。
——践行“立德树人”使命。建院之初，学院定下“德才兼备”医学人才培养目标，着力培养“品性高尚，体格健全，思想进化，感情优美，精诚团结，勤苦耐劳。有生产之能力，有创造之精神，有负责任为国家社会尽义务之愿望，有刚毅果决为民族谋复兴之企图”的医学人才。专任教师从建校初期的3名德国教师，发展到现在的2000余名，在校学生从最初的33名发展到现在的1万余名。长期以来，医学院始终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生命线，形成了“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求创新”的育人特色，打造了“学医在同济”金字招牌。立德树人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累计为我国培养了9万余名卓越医学人才，包括2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和侯云德、15位中国两院院士、2位美国院士、1位德国院士、3位卫生部正、副部长，还有人民英雄张定宇、时代楷模李桓英、道德模范王争艳、最美医生朱兰等，他们犹如医学领域一颗颗耀眼的明星，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校友侯云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校友吴孟超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坚守“万人之医”理念。建院之初，医学院就定位于“不要做一人之医，要做万人之医”的理念，长期以来，同济人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创新的基因。20世纪30年代先后发现“李氏钉螺”和“姚氏钉螺”，为我国寄生虫学研究作出卓越贡献；40年代，找到了流行于川南的痹病防治办法，获得民国政府教育部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50年代，发明血吸虫病“酒石酸锑钾三日疗法”，治愈了500多万患者；60年代率先在我国发现胎心超声反射，并首创双氧水心脏声学造影法；70年代在全国率先开展器官移植研究与临床实验，成立全国首家器官移植研究所；80年代在世界上首先发现“新型血小板聚集功能缺陷症”，被医学界命名为“沈迪氏病”；90年代发明国家中药一类新药“体外培育牛黄”。2000年合校以后，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学、转化医学等众多领域取得新突破。不同时期取得的重大标志性成果，犹如一面面光辉的旗帜，飘扬在医学的高峰。
——护佑人民生命健康。社会养育了医学院，医学院反哺着社会。附属协和医院、同济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培训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医院，是中部地区医疗中心、区域终极诊疗医院，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前十；附属梨园医院突出老年病学的特色，是湖北省老年病防治研究中心；2016年以来，医学院组织实施了附属医院扩增计划，按省校、市校共建共管模式，将7所有实力的专科医院和有特色的综合医院扩增为非直属附属医院。10所附属医院组成的“同济临床医疗集团”始终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坚持以爱心奉献社会，以仁术服务人民，认真履行医疗服务职责，积极参与公共卫生事件、援外援疆、应急救灾、对口帮扶工作，暖医、匠医、仁医不断涌现，谱写出一曲曲救死扶伤的壮美华章。1951年，选派医疗队赴抗美援朝战场参与志愿军战地医疗服务；1954年，组成1000余人抢险突击队和医疗服务队参加武汉防汛救灾；1976年，组建130名医务人员医疗救护队奔赴唐山大地震区，救治伤员15万余人；1998年，选派45支医疗队和防疫队坚守在长江中下游特大洪水各个险区；2003年，派遣近20名专家加入各级抗击非典研究中心或指挥中心，选派12名医务工作者赴“小汤山”参与临床救治工作；2008年，选派医疗队赴汶川地震区，创造“零截肢”“零感染”“零死亡”奇迹；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大疫，医学院迅速发挥综合学科优势，针对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学、快速诊断检测与试剂、药物疫苗研发、临床诊治规范、疾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治理、病人心理干预等重大科学问题，组织专家开展应急科研攻关，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十所附属医院尽锐出战，全国投入最大、贡献最大，3.4万名白衣战士挺身而出，不惧生死、不计报酬，始终坚守临床一线，为疫情防控与患者诊治提供“同济方案”，贡献“同济智慧”，又一次交出了一份让国家和人民满意的“同济答卷”。
——服务人类健康事业。医学院由德中双方合作创办，本身就是国际合作的产物，与生俱来就具有开放、包容、互鉴的品质。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一代又一代的同济人通过广泛持久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服务人类健康事业，通过百年积淀，在国际医学界形成响亮的“同济品牌”。1981年，联邦德国总统谢尔访问我院；1984年，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率团来访；1984年，由我国著名外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祖教授和我国著名病理学家、德国自然科学院院士武忠弼教授发起的“中德医学协会”和“德中医学协会”分别在中、德两国成立，对促进中德医学科学与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85年，基于对中德友谊和文化交流的突出贡献，裘法祖和武忠弼两位教授被德国总统授予大十字功勋勋章；2019年，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访学校及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武汉中德友好医院），对我校人才培养水平及医疗服务质量给予高度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医学院坚持“以对德交流为重点，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地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与德、美、英、法、日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所大学、医院、研究机构等国际组织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签署了国际校际合作协议40余份，共建中外合作科研基地8个；近年来，医学院积极实施“一校十校”、“一院一校”、 “一带一路”计划，与一批世界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了一系列学生联合培养、国际联合办学、国际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研究等卓有成效的国际交流工作，医学院国际声誉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三位时任德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医学院
世纪跨越：融合发展争创世界一流
合校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医学院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医学院美好愿景，认真履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实施“一流人才、一流学科、一流文化”行动计划，深化医教协同，加强改革创新，守初心担使命，敢担当善作为，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医科师资更权威。湖北四位医科院士全在这里。裘法祖（1914年-2008年），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外科全才。他在腹部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骨科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近70年的医学生涯，技术上的千锤百炼和丰富的经验累积，造就了“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的“裘式刀法”。陈孝平，201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理论到实践首创了亲属间辅助性部分活体肝移植，首先提出了可行肝癌切除联合脾切除手术治疗等，一系列原创技术让我国在肝移植领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马丁，201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擅长妇科肿瘤及妇科疾病的诊疗，施行妇产科手术逾万台，在妇科恶性肿瘤防治和遏制肿瘤转移临床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邬堂春，202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空气污染与健康研究，运用大样本、高质量的前瞻性队列，在揭示空气污染病因、阐明发病机制和制定预防对策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近年来，同济医学院在顶尖人才梯队建设方面实现了巨大突破：拥有国家特聘专家1人，“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5人，国家教学名师5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3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4人，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8人，国家青年千人计划/海外优青32人，青年长江学者6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18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6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55人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祖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丁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堂春
——“同济品牌”更闪亮。医学院是全国首批同时拥有国家级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三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两所院校之一，附属协和医院、同济医院是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基地。医学院拥有国家教学团队3个，国家特色专业4个，国家级品牌课程15门，国家级品牌资源共享课程15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7门，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3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金课）12门，主编各类国家级教材114门。近年来，医学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建立健全育人为先的教师成长机制，构建“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技巧、教学评价、教学技术、健康服务”六大模块教师教学发展体系，推进PBL教学方法改革，探索推进课程整合教学，强化大卫生观与国际视野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优化调整临床医学八年制培养方案；推进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培养了一批批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德医双馨、同济风格”的卓越医学人才。获得的教学成果奖、教材建设奖、医学院校各类教师教学大赛奖、本科生、研究生、来华留学生等各级各类大奖始终居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前列。“学医在同济”金字招牌更加闪亮。
医学界2021中国医学院校人才培养排行榜位列第四
学院优美的育人环境
—学科实力更雄厚。合校以来，医学院聚焦“一流医科”目标，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办医学教育的优势，努力实施“强基础、上水平、占高峰”发展战略，整合优势资源，聚焦学科前沿，强化学科交叉，厚植学科高原，打造学科高峰。目前，医学院设有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护理学院、法医学系、生殖健康研究所、口腔医学院、3所直属附属医院/临床学院、7所非直属附属医院/临床学院。设有15个本科专业，10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6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64个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国家重点学科9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5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61个，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进入ESI国际学科排名前1‰；全部12个医学及相关学科进入ESI国际学科排名前1%，是全国同时拥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三大“双一流”建设学科的高校，综合办学实力稳居全国医学院校前列。
——创新能力更强大。医学院聚焦“四个面向”，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瞄准国际医学科技前沿，组织实施“医 X”战略，推进医工医理及基础临床学科交叉，强化有组织创新，启动实施重点疾病研究中心建设计划及研究型临床医师资助计划，医科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医学院累计建有3个国家级科研基地，35个部省级重点科研基地，31个湖北省临床医学中心等；获批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3个，教育部创新团队6个，湖北省创新群体20个；荣获国家三大科技奖20余项。合校以来，医学院承担国家“973计划”项目、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共计200余项，累计到账科研经费近40亿元。2017-2021年，连续5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超过350项，位居全国医科院校前列，医科学者在国际四大医学及CNS主刊及其子刊等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研究论文呈现爆发式增加，被医学科技界誉为“同济现象”。
连续5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超过350项
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研究论文呈现爆发式增加
回首过往，我们由衷地为每一位同济人感动，由衷地为医学院取得的每一项成果而自豪！为此，谨向一代代付出过辛勤努力与不懈奋斗的医学院师生和校友，医学院历届老领导、离退休老同志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展望未来，今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我校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关键之年，也是华中大喜迎70周年校庆、医学院喜迎115周年院庆、凝心聚力促发展的跨越之年。站在新的历史启点上，医学院将以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心怀“国之大者”，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医学院建设，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来源：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网
英雄传说 黎之轨迹：也许是最适合新人入坑的轨迹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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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RPG（角色扮演游戏），全称：Role-playing game，因其天花板级别的角色塑造，极强的游戏代入感和沉浸感等优点，常常受到大量玩家追捧，在游戏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RPG就是玩家扮演虚拟世界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角色进行游戏，玩家通过操控游戏角色与敌人战斗，提升等级、收集装备和完成游戏设置的任务，并体验剧情。作为最经典的游戏模式之一，RPG游戏的衍生也是最多的，有回合制RPG、动作类RPG、甚至网游中最大分支的MMORPG等等，当然这是按游戏玩法区分。从文化背景和战斗方式角度来说，一般也可以将RPG可分为日式和美式两种。当然，RPG的分类方式也不仅仅只局限于上述两种，RPG的分类应根据时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分类方式。
而这些RPG类型之中，JRPG（日式角色扮演游戏）占据着重要地位。与欧美式RPG相比，日式RPG强调的更多的是剧情的推进，强调在原创（架空）世界观中对剧本性质作品的代入体验。虽然玩家被游戏系统所限制，无法自由发挥，但是限制何尝不是一种保护，也因此在这种框架内玩家体验却有着其他类型游戏无法比拟的代入感，玩家往往被剧情感动，不自觉的扮演了游戏中的角色，这也让JRPG更像是一部能够互动的电影。著名的日式RPG有主机上的《勇者斗恶龙》和《最终幻想》系列，这两部作品也被称为日系RPG双壁。而在PC平台上，Falcom公司（法老控）则可以说是独具特色。
80年代的Falcom一度是一线大厂，但到了90年代初期却一度陷入没有新作的窘境。之后，PSP版空之轨迹FC和SC大获成功，使Falcom收获了大量玩家的支持。虽然如今的Falcom公司规模很小，但在日本游戏业界仍被冠以“人才培养基地”这样的美称。新海诚就曾经就职于Falcom，负责程序、美工、动画与宣传影片制作，旗下知名游戏系列包括《屠龙剑》系列、《伊苏》系列《英雄传说》系列等。其中《英雄传说》本是《屠龙剑》衍生出来的外传，但由于推出后反响热烈而被独立出来，并制作了经典的《卡卡布三部曲》（《英雄传说》系列第三部到第五部的一个总称），甚至新海诚在《卡卡布三部曲》中客串过角色。 后来又继续推出了《英雄传说》的《轨迹》系列，由此开始了一条“不归路”。
整个《轨迹》系列的剧情围绕塞姆利亚大陆展开，不同作品的故事舞台为大陆的不同国家/地区，每部作品的主角与配角会随着系列整个故事剧情的推进而邂逅。目前已经发行了十部作品，系列作品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如下：
利贝尔王国：首先是《英雄传说VI》的空轨3部曲，前篇的《英雄传说-空之轨迹FC》、后篇的《英雄传说-空之轨迹SC》，然后是有点像外传的《英雄传说-空之轨迹 the 3rd》。
克洛斯贝尔自治州：接着是《英雄传说VII》的碧零轨迹，《英雄传说-零之轨迹》为序幕，《英雄传说-碧之轨迹》为正篇。
埃雷波尼亚帝国：然后转到帝国这边，同样是《英雄传说VII》的《闪之轨迹》4部曲，《闪之轨迹I》，《闪之轨迹II》，《闪之轨迹III》，《闪之轨迹IV》，再加个类似外传的《创之轨迹》。
卡尔瓦德共和国：本作《黎之轨迹》的故事舞台。（不得不佩服Falcom的这盘棋下的真大）
可是对于新人入坑来说，考虑到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系统兼容等问题，从头过一遍比较耗时间，笔者个人倾向于先云一下前作，感兴趣再回来补票。不过毕竟《系列》系列的第一部作品《空之轨迹》已经是18年前的作品了，所以笔者非常推荐新人入坑从《黎之轨迹》开始。
首先是考虑到《黎之轨迹》是刚出的新游戏，画面和游戏系统肯定是最好的（下文会详细介绍）。其次是因为本作的故事发生在卡尔瓦德共和国。全新的舞台，全新的主角团。与前作的联系没有之前的《轨迹》系列作品那么大，不过《黎之轨迹》仍然承接了《轨迹》系列独有的世界观，但是以全新的角度来阐述故事。虽然依旧有过去系列作品的角色出现，但重点还是在新主角们的身上，每个新角色都有着各自的故事，因此不论新旧玩家，都可以安心享受这次的剧情。（感兴趣的玩家可以看看轨迹系列入坑指南，感谢Café制作组的辛苦奉献）
为了能让新玩家更快地了解《黎之轨迹》，笔者不可避免要介绍一下整个《轨迹》系列宏大的世界观。老玩家可以跳过，当然也可以顺便复习一下（新玩家可以放心食用，不含剧透）。
《轨迹》系列的世界曾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但是发展到了极限。人类自身的种种问题反噬导致世界毁灭。在幸存的人类快活不下去的时候，传说中的空之女神送给了人类七大至宝，分别拥有风、地、水、火、幻、时、空、七种属性，让人类活了下来。活下来的人类靠着七大至宝又发展成了新的文明，但是人类不吸取教训， 欲望的膨胀再一次引发灾难。但这次幸存者们有一些进行了反思。很多年后幸存者们逐步发展，建立了三个大国，这便是上面提到的利贝尔王国、埃雷波尼亚帝国和卡尔瓦德共和国（当然还有许多小国家）。
此外，整个大陆还存在三大势力组织，分别是游击士协会、七耀组织和噬身之蛇。游击士协会是一个由游击士组成的民间团体，志在维护地区和平及保护百姓。虽然有为了百姓安全，行使武力也在所不惜的一面。不过也存在着着只要百姓的安全未受威胁，便无法对国家及公权力行使调查权及逮捕权的弱点；
七耀教会，信仰传说中的空之女神爱德丝的宗教组织，大崩坏后引导怀抱不安的民众为他们启蒙。自从导力革命后，影响虽不如往日，但在文化与医疗等范畴仍有强大影响力；
而与七耀教会相对的就是名为噬身之蛇的地下组织，也被称作结社，暗中活跃在塞姆利亚大陆各地。首领被称为”盟主“，底下有七柱干部”蛇之使徒“，计划则是由被称为“执行者”负责执行，可以说每一部《轨迹》作品的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
如果玩家对游戏中额一些特殊名词不理解还可以通过资料库进行查找，不仅有前作剧情回顾，还加入了系列事件年表、世界观介绍、主要势力介绍等多方面内容。加上本作又是在全新舞台上展开的全新故事，前作角色的登场数量不多，现在又有了新增的资料库的帮助，进一步降低了新人入坑的门槛。
全新的篇章
作为《轨迹》系列全新篇章的开始，《黎之轨迹》的一切都很“新”。首先是新引擎的使用，提升了游戏的画面表现力，玩家能明显地感受到色彩与光影上发生的变化，而且角色表现力的提升十分显著，人物建模更加细致，表情也更加丰富，动作丰富且自然（有一说一，笔者没想到人物立绘还没有人物建模好看，可能是个人感觉的问题）。
其次，游戏的舞台也是全新的。本作的故事设定在卡尔瓦德共和国，约在百年前实现了民主体制，位处埃雷波尼亚帝国与克洛斯贝尔州东方。国家拥有广大的国土，并接受了来自东方的移民，具有多样的文化背景。历史上曾数次为了克洛斯贝尔的领地与埃雷波尼亚帝国发生过冲突，近来甚至还发展成经济战争与技术战争，不过战后赔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在这个大国的首都一角，那里因移民问题有着政治不稳定的因素，而新任总统正在推动激进的政治改革。”地下万事屋“的范恩·亚克莱德从名校女生亚妮艾丝那里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委托，一路调查，最终演变成动摇整个卡尔瓦德共和国的事件。
游戏的剧情发展主要由“地下万事屋”接受委托事件的方式推进（有点《银魂》里的“万事屋”的意思）。主角范恩的“地下万事屋”属于一种“灰色势力”，在黑与白的边界上徘徊。经常与正反派角色与团体打交道，做的工作内容也远谈不上“干净”。 无论是谁的委託，都来之不拒，黑白通吃。不过人物刻画得不错，对甜品和车子有着独特的喜好。完成委托除了可以获得货币“米拉”外，还可以获得SP点。后者通过累计可以提升事务所的评价阶级，进而获得贵重的道具。值得注意的是，在解决委托的过程中选择不同的解决方式会获得不同的SP点加成。
事件的形式有三种，分别是必要事件和非必要事件以及次要事件。前两种则是已委托的方式存在，需要通过布告栏领取，只有完成一定数量的非必要事件才能接受必要事件推动主线剧情。其实还有一种连结事件，这种事件主要是一些与人物角色的生活故事，完成后可以增加类似好感度的经验，不过有次数限制，需要通过完成委托来补充次数。此外，每章剧情总结会有一个MVP机制，这个设定很有意思，各章活跃度高的角色（除范恩外）会有额外的奖励，一定程度上也是想让玩家每种角色都尝试一下。
因为主角范恩黑白两道都有一定的人脉，因此本作的剧情很有值得思考的意味，不一定好的就一定是好的，坏的就一定不好，不同情况下正义与邪恶的手段都可以考虑，而且由于卡尔瓦德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国家，有着代表各种文化的区域，每个区域的人们可能也有着感受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处理不同地区委托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当地的视角。而且本作加入了一个新的被称为“LGC”的评价机制，其实就是主角们的立场态度和行为倾向，玩家在处理委托或剧情推进时中会遇到一些选择，不过仅仅只会影响剧情发展中不同势力的特定角色的短暂加入，不会改变故事的走向。
虽然《黎之轨迹》只有短短的十几G，但主线和支线内容非常充足，文本量也比较大，语言比较诙谐幽默，吐槽。制作组还良心加入了文本的回看（基本半个小时内的剧情文本都能回查）。不过就像前面提到的结局不会因选择而改变，所以多周目的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而且尽管游戏文本量比较大，但并不是所有的对话都有语音，只有关键剧情才会触发。虽然有点可惜，但针对文本量巨大这一点制作组倒是加入了高速模式，更具有人性化，可以使游戏在更快的速率下运行，对于习惯不了慢节奏游玩方式的玩家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相结合的战斗系统
《黎之轨迹》的战斗系统将即时战斗和回合制战斗相结合，玩起了新花样。因为Falcom 旗下RPG的战斗系统最主要就两种：指令战斗模式与即时战斗模式。之前《轨迹》系列都是采取前者，不过笔者游玩后发现其实核心的战斗机制仍是经典的指令战斗模式，即时战斗模式就是尝尝鲜，通过散布灵子晶片进入指令战斗模式才是王道。即时战斗模式可以用于面对杂兵时，通过攻击和回避打倒敌人，而在面对较强的敌人时选择指令战斗模式。不过最好的方法还是在即时战斗模式下蓄力攻击打出昏厥效果，发动晶片攻击，创造有利的局面后进入指令战斗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BOSS战强制使用指令战斗模式的。
即时战斗模式的加入与简单化，不仅是为了吸引新玩家，也是为了照顾老玩家。不过虽然即时战斗模式比较简单，但指令战斗模式与之相比就显得稍微“复杂”了。首先因为指令战斗模式是没有过场直接进入，也就表示角色当下的站位就是战斗时的位置，侧面、背后是否会因当下位置而受到攻击以及角色的攻击范围都是需要玩家考虑的。而且本作新加入了“S.C.L.M.”，队友在附近时会连携攻击，释放战技和魔法时仅增强伤害。除此之外，本作还加入了诸如“晶片增幅”“晶片技能”等战斗系统，使得整个战斗系统的战术选择更加丰富。不过太多”新“元素的加入使得本作的指令战斗模式变得比较复杂，只是各种要素的堆积让没有做到真正的融合。
除此之外，《黎之轨迹》有着类似于图鉴的系统，由于游戏中存在属性要素，故图鉴系统有助于玩家针对不同属性的怪物搭配不同属性的技能，极大简化了游戏难度。
就像前作《闪之轨迹》里有”骑神“模式一样，《黎之轨迹》中也有全新的“魔装鬼”战斗模式，不过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触发（吞噬噩梦）。主角通过“梅亚”变身，变身后拥有全新的技能并且每回合可以行动两次，“晶片增幅”后可以行动三次。（没什么可说的，帅就完了）
除了回合制战斗，JRPG中人物的装备也是重要的一部分。本作除了大多数RPG游戏中都有的装备系统外，还有《轨迹》系列特有的“导力器”系统。"导力器"属于《轨迹》的核心科技，由爱普斯泰恩财团及各导力工房开发，使用一种被称为“导力”的能源来驱动。
导力器内部装有用七耀石加工而成的结晶回路，是适合个人使用的战斗工具。持有者不同，其结构也会有所差异的。 要想设计结晶回路，就要先解锁插槽才行。解锁的时候需要耀晶石（也是本作的收集要素之一）。前作的“导力器”都与角色属性、特殊效果、技能相挂钩，本作也不例外。本作的“导力器”已经升级到最新的第六代“赛法”，玩家需要不断累积点数使角色获取不同的特殊效果。而且玩家可以通过更换“空洞核心”、“魔法驱动器”、“外挂组件”等获得更好的效果，搭配灵活。
总结
游戏中的游玩要素还有很多，除去我提到的“主菜”同样还有着如料理、电影等“餐后甜品”，但是相比主菜来说这些就有点不够看了，很容易在推进故事剧情过程中被遗忘，支线与主线的分配不均和割裂问题在这一代有了很大的改善——毕竟《闪之轨迹》是真的太能水了。
可以明显看出，Falcom也在积极尝试改变，在添加新内容的同时本作也有效打磨了旧系统，新老玩家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了。当然也有一些欠缺打磨的地方，不过瑕不掩瑜，本作还是一部佳作，同时故事也留了不少悬念，可以确定会有续作，只是几部的问题，因为《轨迹》系列大部分一部讲不完。
恰好近期也已公布了《黎之轨迹2》的消息，日版将于2022年9月29日登录PS5/PS4平台，繁体中文版也将于10月27日发售（PC版不出意外应该明年发售）。新作发售之前，重温或入坑《黎之轨迹》对于新老玩家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笔者想强调一点，《黎之轨迹》体现出《轨迹》系列仍然是“在路上”，希望未来法老控能一直前进，在今后的作品中继往开来，重现《轨迹》系列的辉煌。
#头条群星8月榜#
Diya的第一场胜利，在1634天的等待过后
人生就是这么跌宕起伏。
5月29日，守望先锋联赛（OWL）的一场比赛上演了“中国德比”，最终以国内资本运营的队伍洛杉矶英勇队胜利而告终。
严格来说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常规赛，但氛围却堪比一场总决赛般让人激动。弹幕“就在今天”疯狂刷屏，解说激动哽咽，所有一切情绪，都是因为英勇队的输出位选手Diya。
《守望先锋》的最高赛事OWL举办至今已过去近5年，Diya距首次登场OWL也过去了近五年。电子竞技的赛场充斥着无数追梦人，但他们的命运相差甚大，有人冠军拿到手软，有人常常距理想一步之遥，也有人甘愿躺平接受平庸，这里有主角，难免更多陪衬。
但在这之外，还有些人的故事更让人难以想象，Diya就是那个经历让人匪夷所思又为之扼腕的存在——五年时间过去了，他在无数人目光下只求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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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不熟悉这个ID，但在《守望先锋》尚且红火的年代，你或多或少听说过“IE3.0”的故事。这是发生在Diya身上最广为人知的第一件事。
Diya原名路炜达，8岁接触射击游戏，13岁时就曾凭借过人的游戏天赋打进过某项目决赛，结果被发现年龄太小，被取消了资格。Diya在后来的采访中说起这段经历，他说自己心有不甘，也因此意识到自己的天赋异禀、不能就此埋没。
和大多数人遭遇差不多，Diya后来走向《枪神纪》职业赛场，遭到了家人的阻拦，但Diya当然不是逃避现实的网瘾少年，很快他连拿两届《枪神纪》全国联赛冠军，早早书写了自己的荣誉记录，证明了决心。
2016年，在《枪神纪》电竞逐现颓势时，Diya和当时的战队伙伴转战国内《守望先锋》赛场。此时尚且活跃的OW赛场上，几乎每周都有新选手让玩家们眼前一亮，Diya和VG战队也是从线上赛突然杀出的黑马。
很快NGA上开始讨论起这个尚未见真容的Diya。他用卡西迪（那时还叫麦克雷）开场还在点头应对跳脸温斯顿，几乎同一时间就能低头用闪光弹定住同时跟进的猎空，这一套操作让贴吧用户们对其实力分析了上百层，还在那个普遍会说出“毕竟是欧美FPS”的时期，拿他和当红欧美选手做比较。
但是后来的故事不少人已经知道了，在国内第一场邀请国外战队参与的大型赛事中，刚崭露头角不久的Diya突然被指开挂。一些KOL模棱两可的暗示，三段来路不明、播放量破百万的所谓逐帧慢放的视频，把他的名字甚至一度推上了微博热搜。
在《绝地求生》走红造就的群魔乱舞“鉴挂”时代尚未来临前，Diya成了当时这个议题唯一针对的对象。赛事举办方的公信力，战队俱乐部的澄清，暴雪的未开挂检测证明都失去了意义，一个能装鼠标宏，据说可以骗过电脑检测的IE3.0鼠标成了口诛笔伐的发泄口，排山倒海的谩骂和指责倒向这个16岁少年。随后大受影响的VG战队发挥越来越差，在这场赛事中草草收尾。
Diya什么也没做，在战队视频中用一句调侃来回应质疑“如果我们赢了这场比赛的话，我会把我的核心科技——我的IE3.0送给他（指对手）”。
直到一年多后，这场原本沉寂的事件因为其他花边新闻被再度翻到台前，当年很多人深信不疑的“开挂”论调出现了反转，外加成绩的加持，Diya才算是在舆论场里真正“平反”。
后来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述过自己当时的无助，但Diya也觉得解释改变不了什么，只说了一句“让时间来证明一切”。
热闹烟消云散后，VG几乎是理所应当的在国内联赛中逐渐确立了顶尖水平的地位，而Diya的能力和稳定的表现也把他送往了更远的赛场——2017年OWL开赛，他成为了首批入选这项顶级赛事的国内选手，将会前往洛杉矶参加比赛。
Diya在开挂疑云尚未散去时，顶着众多“雨露均沾”的弹幕在战旗平台开启直播，而经过近一年，这里留下了数千喜欢听他东北话相声，或者被其水平“征服”的水友，他们都真心为Diya有今天而高兴。
在开启OWL旅程之初，他在直播中讲起父亲现在对自己职业态度，Diya骄傲地提到父亲和朋友的“凡尔赛”式炫耀，说儿子不听家人的话非要去打游戏，家长也没办法，只能随他去了。不过“现在在美国打比赛，一个月赚几千，几千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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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梦想没那么美好，甚至更坎坷。Diya经历的最出名的第二个事件，就是上海龙的42连败。
作为首支OWL国内战队，上海龙之队以全华班登场，但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整个第一赛季他们未尝一胜，在高强度的OWL赛事面前显得疲弱不堪，在第一赛季结束时书写了中国电竞前所未有的40连败的惨烈战绩，让队伍以如此讽刺的方式出圈，甚至在互联网世界里人尽皆知。
Diya同样觉得无比煎熬。他并非“躺平”，作为队伍中负责输出的选手，他是在尽力而为——在第一赛季第四阶段的一场比赛中，Diya在劣势状态拿出了个人秀级别的表现，成为了OWL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败方MVP。国内外解说都认可他的水平，但怎么做也无济于事，有好几次龙队的首胜近在咫尺，结果却还是惨淡收场。
在大刀阔斧的重组、招募新人后，作为唯一一个被保留的中国队员，Diya坐上了龙队的替补席。然后没过多久，龙队就迎来了自己的首胜。
上海龙改头换面异常迅速，从连败战队华丽转身一流强队，在拿下第二赛季第三阶段冠军的时刻，Diya和众位上海龙选手们冲上舞台庆祝。然而兴奋过后又迅速失落了下来，原因不难想象——上海龙这个传奇的故事里，并没有Diya的姓名。
他也并不是没有争取过。期间唯一一次被短暂的换上场，他打出了整个联盟最高的十分钟伤害纪录。但局面依旧没有起色，Diya依旧坐冷板凳，不能参加训练赛，并看着已经腾飞的上海龙拿下他梦寐以求的好成绩。
这种处境下，Diya的决定是微博告知关注者们自己要离开OWL，以上海龙学院队Team CC选手的身份转向次级联赛OC，他无奈的解释“除非去OC才有比赛可以打”。他为此向定下一年之后重回OWL的承诺，还保证说“必定要（在OC）拿冠军”。
事实上Diya完成了大部分承诺。2020赛季，他终于酣畅淋漓的在赛场上放飞自我，以核心C位突出的表现，和Team CC战队拿下了包括国内OC联赛冠军在内的多个冠军奖杯。按理说从零开始一切应该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可惜事与愿违。
一个赛季过去，Diya在OC联赛的队友被选上了OWL，但Diya作为C位选手，在阵容较为稳固的OWL队伍面前反而显得身份尴尬，始终没有动静。他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却只能在客观原因面前停住脚步。
2021年或许是Diya最难捱的一年。无队可去的他在直播平台再次打开直播，看起来重回OWL的目标已经遥不可及。
也许是Diya始终没有退出过关注者们的视线，几年来很多人始终关注着这个坎坷的年轻人，从当年坚持相信Diya的粉丝，到从事OW赛事工作的行内人，都看得焦急乃至揪心。但这一遭，尽管Diya自己表示不会放弃，可论谁来看似乎都只能得出“希望渺茫”的结论，“不放弃”也不过安慰剂罢了
但支持者们也依旧不能甘心——2021年，洛杉矶英勇队老东家放弃OWL联赛席位，国内战队霖感电竞俱乐部接手，再次组建国内队伍。消息确定后，众多玩家第一反应就是询问官方Diya是否有戏。
在屏幕前打了一年的直播，在很多人看来这就已经是结局了。其实这也并不算什么意外，类似的剧情在竞技场上经常上演，Diya可能只是他们中的一个，只是可惜了他的心气和天赋罢了。谁也不知道这漫长的时间里，Diya自己有没有想过“就此算了”。
可偏偏命运又带来了转机——年末，洛杉矶英勇队官宣Diya加盟。没有兑现的愿望，就这样绝处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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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英勇队的实力并不算强，和当年的上海龙一样，在新赛季他们一胜难求。好在Diya再次坐上了自己想要的输出首发位置，终于能在自己梦想的最高赛场上有所表现，也有了再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待2022年，疫情中的OWL新赛季开始，Diya重回阔别已久的赛场，这个曾经的天才少年如今23岁了——五年之于一个人的人生或许不算长，但之于一个选手的职业生涯不言而喻。曾今和他一同登台的很多人，退役的退役、转行的转行，身影和名称在玩家和观众印象中快要变成遥远的历史，只有Diya时隔五年重回这里，为的是从零开始。
粉丝因为他的一年之约与《全职高手》主角叶修相似，将他形容为电竞爽文男主，其实谁都清楚从来没有什么爽文男主，而是大家期盼他能像爽文男主那样从现在起高歌猛进，把那些差劲的运气统统还给现实。
但现实毕竟不是爽文。即便能力足够，有人抱憾争冠，有人只奢求一场胜利，好在这个目标，Diya还是如愿了。
5月29日，对阵成都猎人队，这是一场没有观众没有欢呼的对决，但洛杉矶英勇队接近胜利时，解说和弹幕却表现得如同在屏住呼吸等待某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一般。
这种氛围在比赛结束后得到了释放，负责点评的嘉宾在摄像头前落泪，粉丝恭喜的评论在微博和各个论坛刷了上千条。一位关注他四年的男粉，在视频里为他哭得不能自已。
这是Diya自登场OWL以来的真正意义上的首场胜利，历时1634天。Diya本人也在接受采访时，一改以往直播时惯用的调侃的语气，哽咽难言。
“我每晚都去幻想自己首胜那天应该说些什么，但真当首胜到来时，我却说不出来了”。
当然，这一天他一如既往的抓住了宝贵的机会，还拿到了胜者方的MVP。
显而易见的是，Diya过往的运气都不能算好。你不能说同样的麻烦和打击没有落在其他多少人身上，曾击碎了多少人的年轻气盛，让他们下沉。但Diya的选择始终如一，他尽可能的保持着最好的状态，去面对每一个随时可能到来的渺小的机会，就这样坚持了很多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斗，至少对于Diya来说，过去一千多天这场赛场之外的无形对峙，他取得了最后的、也是最初的胜利。
投资3.2亿！官方夸冯绍峰新剧，评论区却成吐槽现场，骂声一片
前两天Sir刷手机，看到这样一条
中国青年报文艺官方微博，提了一嘴热播的历史剧《山河月明》。
还引用了一个观众评价
“很久没有看到如此考究的古装剧”。
Sir正想看看有哪些“考究之处”。
但下边的评论区却炸了锅：
你管这叫历史剧？
好一个大型吐槽现场。
看热闹不嫌事大。
Sir又去豆瓣评论区。
骂的更精彩
剪辑乱、故事诈骗、历史魔改、人物奇葩……甚至恶心都出来了。
抱着吃瓜的心态。
必须看一看。
《山河月明》
别看声量不大。
开播没几天就冲上了全网热度第二。
对于一部没有流量，以“老戏骨”为主，还压了好几年的历史剧来说，这已经算是很好的成绩。
但即便是这种神仙阵容，还是没能挽回颓势。
那，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01
删减不能停
这剧的故事很简单。
跟海报一样，一股大男主范儿。
讲述明成祖朱棣（成毅&冯绍峰 饰），从一个皇子，一步步成为“永乐大帝”的故事。
贯穿了明朝初期洪武时期，靖难之役，以及永乐时期的历史。
为此Sir重温了下《明朝那些事》，对这段故事有大致了解。
而之前的《大明风华》里的朱家男子天团的祖孙三代，也曾带来过很多逗乐时刻。
所以，当听到《山河月明》是讲Judy（朱棣）年轻时期的故事。
Sir还是抱有了很高期待的。
可是。
从看第一集开始，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怎么说呢，有种吃饭没有碗筷的感觉，明明是一桌大菜，却难以上手。
首当其冲，删节。
故事从洪武初年的某次北伐开始。
开场就是大场面。
两线战场。
一条是明军主帅李文忠（王辉 饰）与元军主帅王保保（张光北 饰）在草原上对决。
蒙古人通过放毒烟，击败了明军。
另一边，蓝玉（卢星宇 饰）率领的明军偏师在土剌河战役中突袭元军得手，俘虏了王保保的妻女。
但如何处置元王妃？
前一场戏里，蓝玉还想掐死对方，被另一员大将耿炳文（郑晓宁 饰）阻止。
但一个转场后，却是蓝玉躺着睡觉，地上一滩血迹。
耿炳文没头没尾地来了一句：
皇上 还有太子
最见不得这个
啥意思？
人死了？
见不得哪个？
不知道。
Sir去查了历史，原来，蓝玉在1388年重创北元的“捕鱼儿海之战”后有过“强占元妃，致其自尽”污点，曾惹得朱元璋很生气。
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明史·卷132》
这段剧情明显是想还原历史，蓝玉玷污了元王妃，后者自杀。
但剧中，不仅发生的年代不对，内容也只剩下一个动作暗示，和事后一滩血迹。
其余删得一干二净。
远不止这一处。
第四集，徐达（张丰毅 饰）与王保保对阵。
一场偷袭与反偷袭，还没怎么演，莫名其妙明军就损兵折将，草草结束。
连弹幕都惊呼，是不是删减太多？
尤其是，初次上战场的朱棣被同伴的牺牲吓懵了，仓皇撤退。
但到了第五集，观众又从徐达口中得知，朱棣获得了一个斩首的功劳，还分给了同伴。
Sir不禁好奇。
到底是什么程度的删节，才会连朱棣首次杀敌的高光时刻都没有被保存下来？
这种删节和剪辑造成的前后不连贯，几乎每一集都能看见。
大量的信息被浓缩在很短时间里，跳跃的剪辑让故事的叙述变得繁杂。
一句话解释。
看这个剧很累。
总感觉不是跳了剧情，就是缺了台词。
事后一查，果然有网友发现，导演曾在采访中证实播出剧集经过了大幅度删改，虽然变动的说法各异，但都有超过三十集之多。
删了快一半内容，这剧还能怎么看？
但删节这种无法改变的技术性问题。
只是开始。
02
人为的门槛
第二个毒点。
门槛。
按道理说，一个历史剧，有门槛很正常。
甚至有时候，门槛越高，口碑也越高。
比如国剧巅峰豆瓣9.7分的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阿城当编剧的9.1分神作《贞观之治》。
不少观众一开始看不懂，但后来看懂的都不吝高分。
可这部剧的设计。
emm……
它的门槛，有一种阻碍视听的感觉。
而且特别喜欢在称呼上“下功夫”。
比如开场一个“九江”的称谓，Sir想了一会才想起来是说战神李景隆。
而魏国公，曹国公，韩国公，宋国公，永嘉侯，颍川侯，长兴侯，诚意伯……
跟徐达，李文忠，李善长，冯胜，朱亮祖，傅友德，耿炳文，刘基……
明代初年的著名历史人物。
如果打乱顺序，会有多少人会连线失败？
还不止。
他们有的和皇室之间还有亲戚关系，有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名。
比如李文忠，他是朱元璋姐姐的儿子，皇子们叫他：大表哥。
但朱元璋呢，叫他“保儿”。
但问题是，有多少人能看清这个只出现3秒的字幕写的是啥。
至于历史剧的重头戏，朝堂戏。
这种阻碍理解的门槛，也不是一次两次。
举个例子。
在一次涉及皇帝侍卫人选的对话中。
太子的汇报是这样：
表哥这几年一直在外领军，大都督府一干事务，一直由宋国公在管。
皇帝的回答是这样：
他哥哥冯国用，当年就是朕的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难为他了，都管着大都督府了，还要操心朕的宫禁。
不翻译的话，你知道这是在聊啥么？
太子的大表哥李文忠，不仅是大将军，还是名义上的明初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大都督府的主官，因为在外征战，这些年由宋国公冯胜代行职权，而冯胜家族一直颇受皇帝信任，因为冯胜的哥哥冯国用，曾经就是皇帝的亲军侍卫主管。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联系上下文。
宋国公冯胜虽然前十集都没有出过场。
但已经和朱棣他们隔空交过几次手，甚至让宰相胡惟庸都充分表示了忌惮。
因为皇帝的信任，就是权势的来源。
是他敢搞坏事的基础。
如果不熟悉明朝官制，也不太熟悉当时的历史。
这些设计，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在给普通观众添堵？
不论是删节，还是门槛。
《山河月明》至少是不容易看。
03
高分潜质？
但有一说一。
作为一个历史剧爱好者，Sir其实很喜欢这种藏着信息量的台词设计。
尤其是，台词里遍布藏着需要揣摩的暗语。
再用上边那个皇帝侍卫亲军选人的事举例。
剧中皇帝和太子一问一答，前两句，是说明情况。
宋国公冯胜选人进侍卫亲军，选的大多是淮西子弟。
但皇帝关心的是什么？
是徐达家里的人没入选。
注意这个时候，皇帝脸色明显阴沉下来，动了怒。
不选，是宋国公故意没选？还是徐达主动不送?还是他俩有勾结？
前者是冯胜作为主官的失察，后者是徐达的别有用心，这都是皇帝不能忽视的。
太子虽然做了解释，皇帝的回答是：
徐达耍小心眼。
这段对应的，就是前一集询问徐达为什么带儿子上战场的事。
两段看似无来由的剧情。
背后的内核，是皇帝的猜忌。
Sir再做个补充，历朝历代皇帝的侍卫亲军，一般都是选拔良家子弟或功臣子弟担任。
一方面是信任。
另一方面，也是人质，尤其是对于远征在外的将军来说，更是得把家眷牢牢控制。
可发现徐达的儿子，偏不来当皇帝侍卫，还要随父远征北方。
皇帝因此生了疑心，才会有让太子找侍卫亲军的名录查看一事。
要不是有和徐达结亲这一茬，皇帝肯定会翻脸留人。
再回去咀嚼那句词。
儿子不来，女儿来。
是不是有别的意味。
再联系到反反复复cue到的“徐达爱吃烧鹅”的一节。
而在野史中，这位大肆屠戮功臣的皇帝，正是用烧鹅，赐死了一代名将徐达。
是不是就有些不寒而栗了？
从台词里的机锋，与人物的成长弧线。
乃至于历史正剧最强调的“朝堂”。
《山河月明》都有着不少看点，无疑有着成为“又一个高分神剧”的潜质。
但可惜。
没错，太可惜的是。
它披着“历史正剧”外衣，结果又拍成了历史传奇的“古偶”。
甚至可以说，它“正”得有多精彩。
“歪”得就有多让人心塞。
04
魔改变古偶
首先声明，Sir从来不觉得历史剧就一定要100%还原历史。
也不认为，魔改之后的历史剧就不好看。
神作《雍正王朝》里，被戏称为“编剧化身”的雍正智囊邬思道，屡出奇谋，让雍正在夺嫡之争中化险为夷，甚至在后期搞机械降神，开挂般地助年羹尧平定叛军。
但因为人物弧线完整，即使魔改了历史原型，也不影响剧作本身的表达。
《大明王朝1566》里，牵动朝野的“改稻为桑”政策，从未见诸于当时的史料。
但编剧刘和平巧妙地虚构，成功将抗倭，倒严，争储，改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描绘了一副嘉靖朝末年的官场众生相。
可见魔改与否从来不是判断历史剧好坏的标准。
关键，还是符不符合剧情的表达。
因此，当《山河月明》里，出现了以下魔改剧情时
Judy有一个“蒙古白月光”，宿敌王保保的女儿海别。
Judy的二哥秦王朱樉的妃子，居然是蒙古间谍。
海别和秦王妃一起在明朝京城皇帝眼皮底下当间谍。
Judy和徐妙云的感情，从历史上的少年伉俪，变成了剧中的欢喜冤家。
盛庸成了蒙古人、铁铉成了和尚，小十岁却成了朱棣好大哥的朱能……这些未来会和朱棣在靖难战场上反复纠葛的名人，早已在少年时期就产生联系。
……
Sir只能“很倾城”地“微微一笑”。
看着隔壁专注于古偶剧的妹子，很无奈地憋出一句：
“咱是不是看串门了”？
尤其是再看到时间错误
△ 至正十七年，陈友谅还未夺权，不可能攻打应天
地点错误
△ 安徽建省于清代乾隆年间，凤阳府在明初应该属于直隶
道具离谱，居然还能蒙古公主拿火枪伤蓝玉的奇葩情节，这玩意是该出现的吗？
表演抠图
△ 说好的投资三点二亿呢？真替演员尴尬啊
只感觉，好可惜。
《山河月明》硬是把大时代的国家政治，拍成了角色间的恩怨情仇。
硬是把能拍出神剧质感的演员和设计，变成了“古偶剧”的借壳。
尤其是。
《山河月明》，还是近几年少见的以“重大历史题材”立项的古装历史剧。
重大历史题材剧，往往有着更严的审查，更重要的价值传递责任。
这一切，都让《山河月明》的观众。
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真想说一句。
05
“消失”的历史剧
如果只看阵容，《山河月明》绝对属于国剧最顶尖的那一类。
陈宝国 张丰毅 王姬 王庆祥 王劲松 张光北 王绘春 毕彦君……
老戏骨太多。
但不知道你发现没？
让这些老戏骨留名的，大部分都是历史剧，尤其是，历史正剧。
《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大宅门》、《亮剑》、《大秦帝国》……
在过去二十年里。
不论是制作方还是观众，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国剧口碑最顶尖的那几部作品里。
历史题材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回到那个问题。
看历史剧，到底在看什么？
为什么国人酷爱历史剧？
Sir觉得。
不是歌颂皇权，共情皇帝。
不是政治意淫，古装cosplay。
而是优秀的国产历史正剧里，往往有着严肃的表达与宣传价值。
而这种讲历史，醒今人的操作，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一直是文人士大夫的终极命题
因为解释和评价历史的权力，关注和影响当下的可能，会让人趋之若鹜。
随便举例。
1999年《雍正王朝》。
彼时开放已经进行了20年，经济发展，但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于是《雍正王朝》讲反腐，讲改革，讲封建官场的暗黑与有为君主的力不从心。
2005年《汉武大帝》。
彼时中国地位迅速发展，加入WTO、申奥成功，于是《汉武大帝》一扫以往对历史的负面，讲“盛世强音”，讲“寇可往我亦可往”的帝王进取心。
2003年《走向共和》时人们热议改革，2006年《贞观之治》时人们热议和谐，2007年《大明王朝1566》的诞生更是缘起对清官海瑞的宣传，这无一不是对现实的借镜。
甚至在《山河月明》里，也能看到。
这明显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台词。
它试图去展现的，是朱元璋之后屠戮功臣的原因，有内在的民本思想。
《大明王朝1566》的编剧刘和平曾经说过。
历史剧不是教科书。
但没有人能否认。
一个优秀的历史剧，最好的教科书也比不过，它往往有着能给全社会上历史课的作用。
也因此，Sir才会对《山河月明》出问题，感到痛心疾首。
在历史剧这一类型已经如此衰微，主流观众群体已经改变的当下。
这部明里暗里都有着高分神剧潜质的《山河月明》。
即使已经拼命拯救，还是没有逃离垮塌的结果。
当人们对创作的理念从尊重转变为遵从资本的任务。
当人们对影视的评价从质量转变为是不是热门。
当历史剧越来越沉浸于宫廷的权谋与斗争。
当历史剧越来越惧怕失败而套上偶像剧的壳。
我们是否还会怀念，上一次看到让人激动人心的古装历史剧时的心情？
话说，上一部让你印象深刻的剧又是哪一年的事了？
三年前？
还是五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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