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是哪个皇帝文章列表:

• 1、唐太宗贞观之治
• 2、解读贞观之治中最大的误区，还原真实的李世民、魏征
• 3、唐太宗君臣做了什么，为什么贞观之治可以成为后世的榜样
• 4、李世民作弑兄继位，为什么没有人唾弃呢？还开创了贞观之治
• 5、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底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工资对比，现在仍未达到

唐太宗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由于唐太宗（李世民）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重用魏徵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当时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唐太宗在位期间只使用一个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隋朝的兴亡，所以常用隋朝第二代皇帝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他像孟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镜矣。”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此外，太宗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平东突厥、定薛延陀、灭高昌、并西域，使大唐国威远播四方。太宗则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因此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政绩

政治方面

1.用人唯才（选用人才任贤方面）

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太宗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珪，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材济济。

2.平抑门第（选用人才任贤方面）

太宗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3.从谏如流（纳谏方面）

太宗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

4.完善吏治（吏治方面）

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一时政治清明。

5.完善制度（制度方面）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经济方面

1.薄赋尚俭

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征发不夺农时；同时太宗崇尚节俭，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

2.救灾恤贫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

文教方面

1.设馆兴学

唐太宗即位前已置文学馆，有十八学士，即位后更在京城设立弘文馆，征集图书二万余卷；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扩充京师国子监，延聘名儒出任学官，生员多至万人，并接受新罗、吐蕃、日本等的君长派子弟来华求学，由是时文教生员背景多元，复兴卓然有成。

2.撰经修史

命孔颖达等人修订《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学；又置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官修历史的风气。

武功方面

平定四方

太宗对外武功成就显赫，曾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东突厥、薜延陀、高昌、吐谷浑等，并于西域置安西都护府，因此大唐声威远播，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西北各族共尊太宗为“天可汗”。

对当世影响

文治方面

1.奠定国基（对当世影响）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81年的基业。

2.确立制度（对后世影响）

贞观年间，经太宗的苦心经营，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常平仓制等，堪称完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3.政风沿袭（对后世影响）

太宗施政有方，使贤任能，克己纳谏，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历代有为的治国者，皆追慕“贞观政风”而力图仿效。

4.用人唯才（对当世影响）

太宗用人唯才，不问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清除旧社会的观念，缓和了社会矛盾。

5.文化广播（对当世影响）

太宗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大兴国学，又下诏修诸经正义及史籍，外国君长如高句丽、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广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勾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

6.民族混成（对当世／后世影响）

唐太宗武功显赫，却少有鄙视边族，故东亚各民族逐渐混入，唐代名将和大臣，不少为同化了的外国人，原属鲜卑族的元氏、宇文氏、长孙氏等，在唐代逐渐融入中国。

武功方面

1.声威远播（对当世影响）

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四方臣服，西北外夷共尊太宗为“天可汗”，并筑“参天可汗道”，以便向唐室进贡。

2.领土扩大（对当世影响）

唐代此时版图辽阔，超越汉宣帝在位时的汉朝极盛版图，是时领土东临辽东，西达葱岭，北逾阴山，南至林邑。

3.中外文流（对当世影响）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平定东突厥，贞观九年（635年）平定吐谷浑，贞观十四年（640年）平定高昌，贞观十八年（644年）平定焉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平定薛延陀，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平定龟兹，贞观十九年（645年）—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大破高句丽，大漠南北和天山南北两路得以通行无阻，对外交通及贸易遂得以加强，从而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更多历史，敬请关注王昆明细说历史

解读贞观之治中最大的误区，还原真实的李世民、魏征

“贞观之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功绩，无论怎样歌之颂之都不为过，不仅因为它为盛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世治国提供了范例，但是很多人对“贞观之治”有一个误区，认为贞观时代大唐帝国国富民强，事实并非如此，贞观时代是“治世”而非“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虽然是大唐帝国的第二任君王，但是直到贞观二年，大唐帝国才基本上算作是统一了，所以，李世民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国家，和推倒重建一个国家没什么区别，他上比不了隋朝“大业”年间的国富，下比不得唐玄宗“开元盛世”时期的民强，此时的唐朝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大唐铁骑

这其中有一个最好的例子，西域高昌国的国王鞠文泰，是个具有汉族血统的西域国王，他在隋朝“大业”时期曾亲自来中原朝贡，亲眼见识了隋朝的富庶与繁华，贞观四年，他又来中原向大唐朝贡，而他此次见到的则是满目荒凉，此时唐朝和西突厥都正在对他进行拉拢，鞠文泰根据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断定，唐朝同隋朝没法比，唐朝太穷了，跟着唐朝混没前途，于是，高昌国便倒向了西突厥，与唐朝为敌，一直到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才派大将侯君集出兵高昌国，收拾那个没眼力见的鞠文泰，当然，鞠文泰在见到大唐帝国的精锐“安西军”后，当天夜里就被活生生的吓死了，由此可见，直到贞观后期，唐朝的国力才有所增强。

天策上将李世民

众所周知，李世民是武将出身，十六岁便随其父李渊起兵反隋，统兵征战四方，亲自冲锋陷阵，古人云“慈不带兵，义不掌财”，所以，李世民本是位性如烈火的统兵大帅，但在他坐上皇位之后，却成为了一位虚怀若谷、诚心纳谏的睿智帝王，“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李世民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这一切都源于李世民的一个心结——“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李世民虽然通过“玄武门之变”而登上了帝位，但是杀兄屠弟逼父的事实则难堵悠悠众口，如何在满朝文武及大唐子民面前为自己正名，已经是李世民刻不容缓要解决的问题了，怎么解决？他要做一个明君，做一个比他的父、兄都要贤明的帝王，只有这样，才能向世人证明，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是正确的，而要成为一位明君，他就必须要勤于治国理政，诚心纳谏，关爱百姓，只有这样，李世民才能在世人面前树立一个“贤君明主”的形象。

唐太宗李世民

在治国理政方面，李世民对自己的文治武功还是有相当的自信，至于在诚心纳谏、关爱百姓，这就需要有一位敢于对他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来时刻提醒自己，但是这种敢于向他提意见的人即不能多，更不能是有影响力的人，试想一下，如果你所有的下属都敢对你指手画脚，那么你这个领导也就算是当到头了，因此，魏征这位“无声望、无势力、无根基”的三无人员进入了李世民的视线。

直言进谏的魏征

魏征（公元580年—公元643年）字玄成，河北巨鹿人，在历史上，他是以刚直忠正、敢于进谏的形象而著称于世，因其敢于直言进谏，辅佐李世民共同创建了“贞观之治”的丰功伟业，而被后人誉为“一代名相”，在真实的历史上，魏征其实是一个软弱的、没有主见的人，这从魏征之前的仕途经历上就可得到证实。

漂泊中的魏征

隋朝“大业”十三年，魏征在武阳郡元宝藏帐下为官，后来他随上司投降了瓦岗军李密，瓦岗军被王世充击败后，魏征又随李密投降了唐王朝，唐武德二年，魏征和李神通一起被窦建德俘虏，魏征便又给窦建德做了起居舍人，武德四年，李世民击败窦建德，魏征再次投降唐朝，并做了太子李建成的洗马，为李建成出谋划策，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将李建成、李元吉诛杀，魏征又做上了李世民的詹事主薄。

君臣互动

从这些经历上看，魏征称得上是“历经劫难”，现在终于有了一份稳定安逸的工作了，然而魏征同样也有一个无法释怀的心结，那就是他侍主甚多的身份，在那个以“忠义节烈”为标榜的年代，魏征的这份履历也确实是他不可治愈的硬伤，要想在以关陇集团和士族门阀支撑起的大唐帝国中站稳脚跟，魏征也必须要做点什么，“文死谏，武死战”，所以，身为文臣的魏征，选择了直言进谏。

君臣互动

进谏，说白了就是给皇帝挑毛病，在那个“君命天授”的古代，哪位皇帝不自认为是贤君明主，给皇帝挑毛病是件逆龙鳞的事，轻则罢官抄家，重则满门抄斩，历史上因为进谏而被砍了的让你数到手发软，所以，庙堂之上那些明哲保身之人，也确有他们的苦衷，而魏征却敢于直言进谏，虽然他的时运不济，但是魏征不傻，他准确的揣测到了李世民的意图，因此，这对君臣心有灵犀般的互动了起来，很快就进入了各自的角色。

李世民看上去有点不高兴

平心而论，进谏还真是个具有高危风险的这活，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那个皇帝愿意被臣子整天的挑不是，即使是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明君，在有准备、有计划的情况下，仍不免有大动肝火的时候，有一次散朝后，李世民怒气冲冲的回到后宫，长孙皇后和颜悦色的问他怎么了，之见李世民破口大骂道“还不是魏征那个乡巴佬，总挑我的毛病，不定哪天我就砍了他”.

长孙皇后闻听后，马上整装向李世民恭贺道“我听说只有圣君明主，才会拥有敢于直言进谏的臣子，这说明陛下是圣君呀”，长孙皇后这样说看似是在恭维李世民，实则是保护了魏征，魏征去世后，李世民要将魏征风光大藏，但在后来的太子案里，魏征受到了牵连，唐太宗李世民下令拆毁魏征墓，并亲手砸毁魏征的墓碑，这其中的玄机说明了什么？

唐太宗君臣做了什么，为什么贞观之治可以成为后世的榜样

北宋时期，宋神宗很想进行改革。他找来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王安石。两人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宋神宗说，我来做唐太宗，你来做魏征，我们重现一个贞观之治。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唐太宗与魏征，还有那个时代创造的贞观之治，是后人学习的榜样。贞观之治并不是唐朝的全盛时期，为什么被后人如此念念不忘并一直学习呢？

首先，唐太宗君臣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唐朝的大臣很多来自隋朝，他们经历了隋朝的富庶，也亲眼看到了隋朝的灭亡，这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去思考一个问题：在根基相似的情况下，如何避免重蹈隋朝灭亡的覆辙？如何另辟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因此，唐太宗君臣在讨论中多次提到隋朝，他们分析隋朝灭亡的原因，以吸取教训。

除了前朝教训，唐太宗君臣还善于从成功的历史人物中吸取经验，如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太宗从这些成功者身上得到很多宝贵的经验。

有一次，唐太宗曾经不无自豪的说，自古开国皇帝成功大多在40岁以上，只有刘秀起兵时33岁，我18岁起兵，24岁定天下，29岁为天子，武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唐太宗虽然有骄傲的成分，但他说的倒也是事实。可是，此话一出还是遭到了不少大臣的劝谏，说他有骄傲情绪，这种情绪要不得。唐太宗虚心的接受劝谏，表示一定改正。

贞观之治成为榜样的第二个原因是皇帝的态度。皇帝的态度是出现盛世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皇帝对自己的认识，对百姓的认识，和对生命的尊重。

在对自己的认识上，唐太宗时刻把自己放在历史的位置上与古代的皇帝比较，做到明确方向，扬长避短。有大臣建议唐太宗去封禅，魏征立即提出反对意见，唐太宗接受并取消封禅计划。他还说，汉文帝没有进行封禅，但后人还是记住了他创造的盛世。把自己与历史贤君相比，唐太宗把握准了历史的方向。

对百姓的认识上，唐太宗也做到了以民为本。贞观二年，京城又是大旱又是蝗灾，唐太宗捉到几只蝗虫并吃掉。他要把百姓的灾难转移到自己身上。皇帝吃蝗虫这种骇人听闻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唐太宗关心百姓。

在对待生命上，唐太宗也做到了以人为本。贞观初年，大臣张蕴古因为泄露皇帝的话，被唐太宗一气之下杀掉。可是，杀了张蕴古之后，唐太宗就后悔了。张蕴古有罪，但罪不至死。唐太宗从此规定，凡是要定死罪的案件，京城附近要复审五次，其他地区复审三次。一次冤死改变了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蕴古没有白死。

第三个原因是大臣的清廉。贞观时期的官员都很清廉，这是一个整体形象。如宰相岑文本的房子又矮又潮湿，有人劝他置办一些家产，岑文本却说，我本来是南方的一介书生，能当上宰相已经很不错了。户部尚书戴胄去世，家里连个摆灵堂的正房都没有，唐太宗知道后非常感慨，立刻盖了一个庙为他举行了送葬仪式。工部尚书李大亮去世后，家里连一块可以口含的玉都没有，只有五石米和三十端布。

这些人不是没有机会接触钱，而是不在乎钱。如李大亮是军人出身，打了很多胜仗，得到的赏赐也很多，但他都分给了部下。李大亮还养了很多战争中的孤儿，其中有名有姓的就15个。贞观时期的官员大都像李大亮一样，钱财如粪土，他们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精神享受，而不是物质。

很多人都喜欢梦回唐朝，因为唐太宗和贞观之治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李世民作弑兄继位，为什么没有人唾弃呢？还开创了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继唐太祖李渊之后唐朝第二个皇帝，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他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就不用多说了，一位开明的皇帝都是非常精通政治的。战略军事家，在他成为皇帝之前，他也是驰骋疆场，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他为李渊打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收服了很多将军英雄，如尉迟叔宝、罗成咬金等等。可以说大唐的创立是与他分不开的。因看不惯自己的哥哥也就是当时的太子的作为，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和三弟。而他继任太子之位，随后顺理成章成为了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

当然以上所说还不是一生中成就最明显的。他开创了“贞观之治”，虽然那个时候不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但是他为唐朝最鼎盛的时期“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贞观之治”就不会有“开元盛世”，或者说不会来的这么早。当然就算不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人们也是安居乐业，没有经受战争所带来的痛苦与绝望。也没有出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局面。唐太宗能做到这样的成就与他任用贤能，闻过即改，爱民如子是分不开的。

善于用人是太宗能够有这样成就的基础。一个人的智慧带来的成就是有限的，但是一群人的智慧带来的成就是无限的。唐太宗用人非常有一套。第一，善于吸收敌方势力人才，比如魏征。太宗在魏征去世之时，他曾悲痛的说：“朕失去了一面镜子！”可见太宗是非常重视魏征的，我们都知道，魏征是唯一一个敢于在朝堂之上说皇帝不是的人。第二，他吸收了李渊旧集团的人才，因为在李渊去世到世民登基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乱的，他善于任用李渊的大臣，将他们封为功臣。如裴寂，他是高祖非常重视的一个人才，到了太宗时期，因为太宗的手段，他对其没有意见，一心一意，为“贞观之治”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第三是不惧亲戚关系，在他“玄武门之变”时，他的妻舅长孙无忌立下大功，但为了避嫌，只求一闲官，但太宗没有在乎，他看中了长孙的宰相之能，依然任用。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太宗把这一直奉为自己做人的标准。在他的朝堂上，他不会反感大臣们提出对他的不满。尤其是以上提到的魏征，可以说既是太宗的“忠臣”，也是他的“仇人”，总是说：皇上，您这做的不好，因为您的忽视，许多百姓对其非常不满。听到这样的话，太宗不到不生气，反而嘉奖魏征。从“闻过即改”这样的做法上，可以看出太宗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一个人只有不断地改正自己的不足与不完美的地方，他才会变得越来越完美。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民心。太宗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把百姓比作水，把自己比作水上的舟，证明他非常重视百姓对他的看法，他知道如果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唐朝在他的手里可能覆灭了，他有远大的政治眼光，所以，他不成就谁又会成就呢？

太宗告诉我们：人要学会知错就改，而且要善于周围的人合作，并且善于去交朋友，这样我们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以及实现自己的成功。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底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工资对比，现在仍未达到

在中国历史上230多个皇帝中，有一些人始终无法被我们的记忆抹去，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中一个。都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无论时人抑或后人，都以最大的善意认为，为了开创一个美好而幸福的时代，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虽说权力之路由罪恶的鲜血染成，但人们也不因玄武门弑太子杀四弟、逼父亲李渊退位而登大宝之位，就将他一生的功绩全部抹杀。李世民确实创出了不世功业——贞观之治。

那些伟大的、后人难以企及的功业让这位英雄在年老之时，都不能抛却心头的热血，就连唐朝的天空，也因这份热血，而渲染出夺目的光彩。那时的帝国，可算得上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

公元649年，53岁的李世民病人膏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不得而知，但病卧床榻，由身体羸弱、胸无大志的太子李治端茶递水照料下的太宗，或许还会想起公元630年的那场彻底消除北部边患的战争。

那一年，李世民命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检校幽州都督卫孝杰为恒安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兵10余万，以兵部尚书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为元帅，分兵6路向东突厥发起进攻，大败颉利可汗于阴山，将其生擒，东突厥就此灭亡。

由此大胜，李世民被四方首领尊为“天可汗”，在万邦来贺的大殿上，唐朝的太上皇弹起了心爱的琵琶，唐朝的皇帝则旁若无人地跳起了流行的舞蹈，一国的最高领袖在“四夷君长”面前表现得如此洒脱自如，实在是古今未有。

古代中国，领袖人物的性格往往就是帝国的性格，所谓上行下效。汉武雄浑，气吞万里如虎，太宗亦如是，而到了宋徽宗时期，皇帝舞文弄墨，丹青画笔，整个社会当然不脱迷离莺燕之气。我们很难想象，明朝和清朝的皇帝会由于情绪的激昂与兴奋，在一场艰难的大胜后，脱去平日的严肃与谨慎，将故作的威严化作轻快与喜悦。

做木匠或打猎是他们所擅长，但热情奔放地驰骋于大江南北，甚或突破传统，建立新的规范，却实在为难了他们，因此自宋以来，帝国成了包子馅，用一层皮将自己紧紧包裹，而唐帝国，在中国的历史上，最为外向。朝廷信心也坚定。这种坚定让帝国的朝阳从长安一直照到了葱岭以西。

一国之强盛，单靠武力强权，难免落得一个穷兵黩武的贬评，太宗的唐朝令人高山仰止，呼为不世奇功，使得贞观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一，更多的来自“武功之外，继以文治”。

从旧唐书提供的一份数据中，我们能够一窥文治所带来的效果。公元630年，一斗米只卖四五钱，帝国的百姓再也不用为买不起粮食而发愁了，房子不用安防盗门，出门月余也不用锁门，乡道村舍间到处可见成群的牛马；633年，帝国的百姓全体过上了小康生活，有远行的路人，或是出差，不必担心身上的钞票带的太少，也不必忧虑零食被贪嘴吞光，只要走进沿途的农家，对方都热情款待而不收钱，在客人酒足饭饱后，还会免费赠送路上所需的饮食（只要你拿得动），唐史将其形容为“此皆古昔未有也”。

天下安定，丰衣足食，使得贞观时期，帝国的户数以每年平均7万户的数量增加，是唐代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苏东坡说： “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有这样可观的户数增长，贞观之治的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百姓笑哈哈，官员美滋滋。帝国以不可阻挡的姿势向上攀升，对官员最大的好处就是工资有了大幅度提高。让我们来看看贞观时期的官员工资表：

1贯就是1000个铜钱，折合成白银为l两。在贞观年间，1贯钱能买2400斤米，如果以现在每斤米2元来算，l贯钱相当于48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以一品官来算，他的月工资将近33000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很诱人，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贞观年间，为何有那么多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

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他们中有商人、留学生、传教士，人数总和超过5万人，这还不包括常来常往的那部分人士。李世民和他的帝国对这些人一视同仁，不管什么教派的僧侣，都授予五品和七品的文职。这在后世更是无法想象。

帝国的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首个超过百万的城市。这座无所不包的黄金城市，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这样的表述方式恐怕不够直观，很难看清在李世民统治期间这个大都会的伟大，那么就让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比较。帝国的都城面积——

比现在西安城墙内面积大9.7倍；

比汉时的长安城大2.4倍；

比隋朝的洛阳城大1.8倍；

比元代都城大都大1.7倍；

比朱元璋的南京城大1.9倍；

比明清北京城大1.4倍；

比当时的罗马城大7倍。

这是一组令人震撼的数字，将其规模比今日的纽约、伦敦或是东京，都过之而无不及。李世民的长安城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它巨大的棋盘状的空间布局正象征着皇帝与他的帝国包容宽广的雄心。而彼时的欧洲，正处于历史学家所称的“黑暗时代”。科技停滞、宗教迫害、人种争斗是当时的主题。生存尚且不易，又有什么精力去用心经营一个国家，当然更没有国力与雄心去建造如长安城般雄伟壮阔的都市。因此，在欧洲历史上，除了古罗马帝国时期的“五贤帝”算得上治世之外，没有其他可供赞誉的盛世。

长安城或许只是开始，至少对李世民来说是这样。贞观八年，即公元634年兴建的大明宫才是他一览众山、俯视天下的帝王居所。大明宫周长7.6多平方公里，面积约3.2平方公里，为紫禁城的4倍。国盛而民强，民强而信足，信足而具有强烈的安全感与容纳性。依靠着李世民的功业，帝国的皇宫在安全感与容纳性上，同样呈现出空前绝后的姿态。

18岁时，李世民助父亲李渊起兵，大小战役，皆身先士卒，指挥10万以上军队，驾驭府中的参谋，全不在话下，与将领亦感情深厚，可见他精力充沛，性情也属外向，天生具有优秀领导者的素质。

李世民的成功，肯定其自身努力的同时，也有其恰逢其时的好运。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大运河和考试制度。很大程度上，李世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得以享受温暖的光照。

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贞观之治”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太平盛世。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290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