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3亚洲王朝秘籍(游戏作弊码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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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作弊码的前世今生
Whos your daddy听到这句话如果你会心一笑，那就证明我们是一个时代的人。玩过魔兽争霸的人都知道，这13个字母一敲，你在游戏中立马化身战神，所向披靡。当时还在上初中的我还纠结过为什么不直接输入Invincible来的简单明了，直到长大后才明白，爸爸打儿子那可不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么。由此可见“父子文化”世界通用。
实际上当年许多游戏都有类似的作弊码比如罪恶都市里的panzer（能开着坦克上大街，简直不要太帅）、帝国时代的how do you turn this on（小轿车，几辆就能消灭对手）、星际争霸的power overwhelming（无敌）show me the money(加资源)、CS里的SV_AIM（狙击枪自动瞄准）等等。在那个时代掌握着这些作弊代码，你就是班里最靓的仔。
不过这些记忆好像到中学就差不多了，这些年作弊码的存在感好像越来越弱，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今天给大家聊聊游戏作弊码的前世今生。
1.起源
作弊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红白机时代，流传最广的作弊码自然是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这串代码。如今红白机的时代早已过去，可这串代码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苹果siri会对这段经典吟唱做出回应；电影无敌破坏王里反派打开安全门进入游戏世界，修改源代码用的就是这一串按键；英雄联盟里男枪的经典台词：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 哈哈 我有三十条命了。这串代码就是游戏历史中最出名的科乐美作弊码。
然而最开始这串代码并不是给玩家作弊获得超能力使用的，这串代码最早出现在科乐美开发的射击游戏《宇宙巡航机》中。在红白机时代，射击游戏的难度普遍偏高，《宇宙巡航机》也不例外，游戏设计师桥本和久负责把这个游戏的街机版移植到红白机上，但是他本身并不是飞行射击游戏的高手，所以问题就来了，设计师本人根本打不通这个游戏，但是作为设计师又一定要完整地测试整个游戏，怎么办呢？
于是桥本和久想了一个办法，在游戏里添加了一个测试用的代码“↑↑↓↓←→←→BA”。输入这个代码之后，开局即神装，这样就能轻松通关，完成测试。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完成游戏测试后，桥本和久忘记删除了这串作弊码，临近游戏发售，贸然更改数据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BUG，于是历史上第一个游戏作弊码就此诞生。
2.发展
时间来到1987年，《魂斗罗》在北美上市，作为一款经典的横版射击游戏，魂斗罗里面有异形、外星人等当时很火的元素，还有丰富的武器机制，以及在那个时代相对不错的画质，于是迅速在红白机上流行了起来，当年可以说是与超级马里奥齐名。但是红白机上的射击游戏都有一个通病——难度太大。于是在大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任天堂的美国分公司推出了一本官方杂志《任天堂力量》，这串能够给人物增加30条命的秘籍首次被揭秘，正是“↑↑↓↓←→←→BA”。
如果你玩过红白机上的《魂斗罗》就明白3条命通关意味着不可能，玩家想要迫切通关的心理，加上任天堂杂志的揭秘，科乐美秘籍如同病毒般迅速席卷全美，而科乐美也顺势把这个秘籍作为了旗下游戏的标配。在89版的忍者神龟上输入这段指令能够增加2条命，94年的恶魔城血族里能够直接解锁专家难度。在此后的日子里，不管是不是科乐美研发的游戏，玩家都会来上一段“↑↑↓↓←→←→BA”，说不定就有惊喜。
3.现如今
顺延到电脑时代，这种游戏秘籍玩法也保留了下来，正如前文所说魔兽争霸3的秘籍whos your daddy，星际争霸、帝国时代、CS等游戏秘籍。这些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近20年，现如今发行的游戏中带有作弊码的还有不少，但是那些张口就来的作弊码却很少见了。
最初游戏难度普遍偏高，给玩家提供一些作弊码能让更多人能通关，对于游戏的宣传还是很重要的。在各个游戏平台推出了成就系统以后，作弊码的处境就开始变得尴尬了。不论是Steam、Epic还是Xbox，都在系统里内置了成就系统，单机游戏玩家开始越来越看重“白金奖杯”，使用作弊码无法获得这些成就。渐渐地，无论是开发者还是玩家，都开始淡化作弊码这个设定。所以在现在的游戏里，作弊码的存在感也越来越弱。
不过作弊码真的完全消失了嘛？也不是，现在市面上还是存在许多“免费”游戏，那一张张黑白相嵌的二维码，就是新的作弊秘籍。
民族号手任光，一生为人民而歌
作者：黄敏学（绍兴文理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
今年是我国无产阶级音乐运动先驱、电影音乐拓荒者任光（1900—1941）诞辰120周年。在短暂的一生中，他铁肩担大义，秉持报国初心，放歌枪林弹雨；他妙手谱新曲，抒写爱国激情，唱响祖国大地；从《渔光曲》《打回老家去》到《新四军东进曲》，他释放旋律的无尽魅力，彰显音乐的红色基因，被誉为“民族的号手”；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生活中找寻创作的源头活水，以“大众接受的音乐”为创作宗旨，这些精神财富在今天尤其应该予以珍视。
任光
嵊州飞出“小音乐家”
浙江嵊州，东晋时著名美术家、雕塑家戴逵及其子戴颙曾隐居于此，两人皆善琴乐。唐代诗人顾况在此写下了“灵溪宿处接灵山，窈映高楼向月闲，夜半鹤声残梦里，犹疑琴曲洞房间”的诗句，点染出这座浙东小城浓郁的艺术气息。1900年11月9日，一位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谱就光辉篇章的革命音乐家，诞生于嵊县城关镇东前街的一户石匠家庭。他，就是我国无产阶级音乐运动的先驱、电影音乐的拓荒者任光。
嵊州乃戏曲之乡，莲花落、平湖调，以及后来发展成越剧的“小歌班”随处可闻。在家乡浓厚的音乐氛围中，任光的音乐才能得以萌发，上小学时，他已学会吹笛子和铜号，还自制二胡一把，琢磨着学拉戏曲调腔，又拿皮凳当作板鼓，模仿戏曲艺人敲打鼓点节奏。
1911年，任光小学毕业，考入嵊县中学。嵊县中学是一所新式学堂，为普及美育，学校购置了风琴，聘请专职音乐教员。良好的教育环境激发出任光的音乐才华，他在这里学会了演奏风琴，二胡技术也突飞猛进。由于任光吹拉弹唱样样都能来两下，遂博得“小音乐家”的称号。此时，辛亥革命的浪潮也波及这座浙东小城，“涛声怒断浙江潮”，任光也曾上街号召民众抵制日货，反对袁世凯称帝，这在他心中播撒下的爱国主义火种，将在日后点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燎原烈火。
1917年夏，任光中学毕业，考入上海震旦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股新文化浪潮在震旦大学掀起波澜，任光也决心发挥个人专长，实现音乐报国的梦想，赴法国勤工俭学。1919年8月，任光离开祖国，10月抵达马赛，经华法教育会安排，先在里昂亚佛钢琴厂做工，后进入里昂大学专修音乐理论与钢琴。1923年，任光与法国同学葛莱泰结婚，并受法国公司委派赴越南河内亚佛琴行担任技师兼经理。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尽管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幸福美满的家庭，任光却无法消弭对祖国母亲的强烈思念，他不时听见那来自故园、来自心底的声声召唤。祖国给任光以梦想的翅膀，使他成为搏击风雨的海燕，毅然辞别了不愿与他一起来华的法国妻子，回到阔别九年，魂牵梦萦的祖国。
民国时期，上海贝当路（今衡山路）811号有一幢特别醒目的法式小洋楼，红砖面墙，半圆拱窗，洋溢着西洋风情，这里便是百代唱片公司。这是当时上海唯一一家外资唱片公司，原先的主业是销售外国音乐唱片，因听众不多，销路不畅，后改录中国京剧名家唱段和广东音乐的唱片，销量激增，遂高薪聘请既有欧洲留学背景，又熟悉中国音乐的任光担任音乐部主任，准备大捞一票。进入百代公司不久，任光结识了左翼戏剧家田汉，共同筹组南国社，开始涉足左翼音乐运动。田汉考虑到任光“在外国公司做事，比较有钱，也比较不被统治者注意”，遂与任光“过从颇密”。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任光以音乐为武器，揭开其音乐生涯中最有成就、最富传奇色彩的崭新篇章。
声声新曲唱“渔光”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任光创作歌曲《十九路军》，歌颂中国军民奋起御敌的爱国精神，“民族战争，反帝先锋，七周血战，全球震动”，成为抗日救亡歌曲之先声。7月23日，他在明月歌剧社审听民乐合奏时，结识了乐队小提琴演奏员聂耳。聂耳在日记中记下了“百代公司的任君来谈话”，并对任光的钢琴演奏水平和即兴伴奏能力表示由衷的钦佩，“他打了几次钢琴，着实有点真功夫，坐下去便自己配起来，看他打得怪起劲的”。从此，两人惺惺相惜，携手踏上左翼音乐运动的新征程。
任光（前排弹钢琴者）与聂耳（拉小提琴者）
1933年初，任光与聂耳、张曙、吕骥等参加由夏衍、田汉发起组织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他们用任光家里的高级收音机，直接收听苏联电台短波广播的音乐，特别是优秀的苏联歌曲，并经常在一起研习苏联歌曲的创作经验，切磋作曲技法。2月9日，任光出席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任光由此“触电”，踏上了电影音乐的创作征程。2月12日，他们还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成为左翼音乐运动的中坚力量。当月，任光为电影《母性之光》创作了同名主题歌和插曲《南洋歌》。在聂耳看来，任光创作的歌曲与影片高度契合，富于民族风格，“有如说它是南洋，不如说它是中国味”，并认任光为“我们的导师”。聂耳还曾向任光请教小提琴演奏技法，“他改正我拉提琴的许多错误”。
任光（右）与安娥在抗战前线
恰在此时，女作家安娥闯入任光的感情世界。经任光介绍，安娥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与任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为了扩大左翼电影战线，电影小组决定利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的进步力量，摄制更多的爱国进步影片。
在左翼电影歌曲创作中，任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生活中找寻创作的源头活水，以“大众接受的音乐”为创作宗旨。在与安娥联名发表的《歌曲小讨论》一文中，任光明确提出要“刻不容缓的去提倡和创作真正的正确的大众音乐”。在他看来，“现在很多大众接受的音乐，未必一定就是大众音乐”，不能以接受者的数量作为评判标准。他对当时流行于十里洋场的各种靡靡之音予以严正批评，“在上海这种糜烂的社会中，事实上只有使强壮纯洁的歌曲变得麻醉，而不会把麻醉的歌曲唱为纯洁”。音乐必须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高尚的艺术追求，“真正的大众音乐，常常在音调、节拍方面很严正，少趣味，难于为大众接受”，这就要求音乐家必须肩负起时代使命，为人民而歌，将“完善的大众音乐”加以“完善的大众文学”，谱写出“完善的歌曲”，“赶快去代替这种病态的大众歌曲”。在这一创作理念的引领下，一首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也呼之欲出。
1934年5月，任光应导演蔡楚生之请为电影《渔光曲》配乐，为此，他专程与安娥一道，“劳苦跋涉跑到渔民区”，租了一条舢板，“目击一下渔民生活，听渔民的生活呼声”，以此捕捉歌曲创作的灵感。由于深入生活，感触真切，他们在返回上海的当晚便将影片的同名主题歌一挥而就。任光、安娥连夜为蔡楚生试唱了这首新作，得到蔡楚生的首肯。随后，任光与聂耳一起完成影片《渔光曲》的全部配乐。
电影《渔光曲》海报
《渔光曲》是默片，配乐显得十分重要，这首主题歌出色地配合影片叙事，倾情讲述贫苦渔民的痛苦生活，表达出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使观众感同身受，获得强烈的艺术共鸣。安娥在遣词用句上颇具功力，使得《渔光曲》既跃动着古典诗词的灵韵，又糅合了现代生活语言的质朴清新：
云儿飘在海空，
鱼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晒鱼网，
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歌曲配合电影画面，由东海晨景切入到电影叙事，情景交融，音画相映，以江南民歌抒情婉转的曲调，倾吐着渔民整日荡漾在海上辛勤劳作，“腰已酸，手也肿，捕得了鱼儿腹内空”，却始终处于“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的悲惨境遇；更揭示出蕴藏在劳动人民心中不可遏止的怨愤。任光采用民族五声宫调式，节奏从容舒缓，旋律婉转流畅，具有浓郁生活气息。据影片主演王人美回忆，“记得当时戏拍到尾声，我如泣如诉地唱起《渔光曲》的时候，那海洋上的恶浪，学橹时的辛劳，渔民们的痛苦，一起涌到心头，我的眼泪忍不住簌簌地流下来”，“歌词写得多好，再配上凄婉、悲愤的曲调，真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任光在其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这首歌曲创作成功的秘籍在于：
音乐是大众的，应该从大众身上去发挥，我们作曲家的义务，不过是把劳苦大众那种悲惨生活的痛苦呼声传达出来罢了。（知非：《电影作曲家任光先生记》）
6月14日，影片《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映，场场爆满，连映84天仍一票难求，《申报》言其“在盛暑中能如此持久挺拔，的确空前未见，堪称奇谈”。聂耳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中，分析《渔光曲》大获成功的原因在于“内容的现实，节调的哀愁，曲谱的组织化，以及它的配合着影片的现实题材等，都是使它轰动的理由”，“其轰动的影响甚至形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
1935年，《渔光曲》代表中国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以其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生活”获得荣誉奖，成为我国首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歌曲《渔光曲》也随着影片的热映不胫而走，脍炙人口，广为传唱。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回忆，抗战时期，在紧张频繁的战斗间隙，大家都会凑在一起唱《渔光曲》。军区首长粟裕司令员对此曲情有独钟，经常用手风琴即兴伴唱，以此消除战斗中留下的伤痛，指挥千军万马去夺取更大的胜利。据播音员孟启予回忆，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广播时没有开播曲，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从国统区买回二十余张唱片，从中挑选出《渔光曲》作为开播曲。《渔光曲》唱出了劳苦大众的呼声，那星星渔火，如暗夜中的光芒，照耀着中国前行的方向，国统区的人们都把新华广播称作“茫茫黑夜中的灯塔”。直到今年央视春晚舞蹈《晨光曲》，仍以《渔光曲》的主旋律作为背景音乐，展现老上海的旧日风情。
当时已被捕入狱的田汉偶然听到监狱看守唱《渔光曲》，情不能已，满怀深情地写下《狱中怀安娥》：
君应爱极翻成恨，
我亦柔中颇有刚。
欲待相忘怎忘得，
声声新曲唱“渔光”。
“每当我们唱起国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您”
在歌曲创作的同时，任光利用自己作为外商公司买办的特殊身份，掩护党的革命活动，并为大量红色音乐的制作与传播提供了无私贡献。1935年4月14日，聂耳在赴日前一天，与任光等人用简谱初稿试唱了《义勇军进行曲》。随后，聂耳从日本寄回修改后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当时百代公司法方经理担心灌制这首极具号召力的救亡战歌会引来日方的“麻烦”和“抗议”，因而犹豫不决。任光坚持认为，“我们歌词中没有提到日本帝国主义，哪个也没提，一般地讲抗战，应该可以发”。法方经理考虑到这首歌的市场前景大好，为经济利益考虑，决定孤注一掷，同意制作发行。
5月9日，任光组织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袁牧之、金山、顾梦鹤、施超等7人，“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了这首到今天已举世闻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录音母版的编号为34848b，迄今仍保存在上海国歌展示馆中。《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奋勇前进的心声，发出中国抗日救亡的时代最强音。正如夏衍所言：“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后，群众歌咏运动风起云涌，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抗日歌曲唱遍全国，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抗日斗争的号角……当时‘在外国公司做事’的任光，后来参加了新四军，牺牲在皖南事变的乱军中，这样的好同志，是永远值得怀念的。”（《懒寻旧梦录》）2019年8月，嵊州中学师生在给任光校友的追思信中这样写道：
在上海，您最早灌制了《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在法国，您组织华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因为您，《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鼓舞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勇气和信心。
每当我们唱起国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您，这是因为歌声中有您作为音乐家的博大胸怀，也有您作为“民族号手”的爱国情怀。从您身上，我们深切体会到，生命可以有长度，但有生命的音乐，永远没有休止符！
据不完全统计，经任光之手录制的左翼歌曲有四五十首之多。他还受党的委托，利用职务之便，让聂耳担任百代公司音乐部副主任，共同举办“百代新声会”，邀请各界人士参与，为左翼歌曲制造社会舆论，创造传播条件。当年每一张百代出品的红色音乐唱片，无不凝结着任光的心血，不仅促进了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在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力推动了中国音乐走出去的进程。
《任光歌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出版
1936年春，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提出的建立全国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任光与冼星海、张曙、麦新、吕骥等一起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为贯彻“国防音乐”的创作理念，任光为费穆导演的《狼山喋血记》写了主题歌《狼山谣》，动员各界民众“不要分你我，一齐打豺狼”，“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因题材过于隐晦，没有取得预期的反响。于是，任光与安娥决定顺应形势，创作一首通俗易懂、主题鲜明的国防歌曲《打回老家去》，这既是任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倾听大众呼声有感而作，也是其音乐创作风格的一次全面转型。歌曲以五声音阶为基础，配以连续的富于动力性节奏，慷慨激昂，气吞山河，以一领众和的合唱形式，反复高歌“打回老家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控诉日本侵略者“杀死我们同胞”“强占我们土地”的罪行，表达了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共御外侮的决心和意志，发出“我们不做亡国奴隶”的时代呐喊。
“七七”事变后，国内险恶的环境已无法让任光继续创作，在亲密战友安娥的资助下，任光再度赴法。在巴黎，任光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海外宣传，到中国共产党设在巴黎的新闻机构《救国时报》社教唱抗日歌曲，为救济国内难民举行募捐义演，开创海外抗日救亡歌咏之先声。1938年，任光出席有42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会，指挥华侨合唱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现代歌声蕴藏着中国无限希望”。在巴黎民众合唱团为援助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举办的歌咏比赛上，任光亲自登台，为其在巴黎创作的《中国进行曲》进行钢琴伴奏，被法国报纸誉为“这次节目中最成功者”，“能充分表现出他对于祖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之决心”（莫洛：《陨落的星辰》）。任光与正在欧洲开展国民外交的陶行知一见倾心，两人随即合作了一首新歌《慰劳中国战士歌》，以此声援世界反法西斯运动。虽然远在异国他乡，任光的脉搏始终与祖国母亲一起跳动，他的热血与抗日救亡运动一起沸腾。
“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
1940年春，任光返回重庆。6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在返回皖南前，力邀任光、钱俊瑞等文化人士加入新四军。离开重庆的前夜，任光最后一次去看望了阔别多年的合作伙伴与红颜知己安娥：
一天晚上任光来找安娥，据说他要去前方参军，发现有人盯梢，好不容易扔掉了尾巴；为了安全离开重庆，他要在我家过一夜。这天夜里我们关了电灯摸黑谈话，任光显得很紧张，安娥很镇定；黎明时安娥护送任光悄悄地走了，永远地走了。（赵清阁：《五十年前故人轶事——忆安娥同志》）
任光牺牲后，从他留在陶行知那儿的一只箱子里，发现了“许多安娥倩丽的照片，和未发表的、为安娥词作所写的歌谱”。
8月，任光一行抵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们被眼前旖旎的风光深深吸引，青山绿水间的羊肠小径，葱郁染翠般的密林竹海，青砖黛瓦的徽派建筑，无不展现出皖南水乡的万千风情。任光被分配至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音乐与宣传鼓动工作，与菲律宾华侨周东君一起组织了一个乐队。到新四军后不久，任光就为新四军将士创作出《擦枪歌》，受到战士们的喜爱。据叶挺回忆，任光在皖南期间“新作甚多，别有风格，对群众心理及大众化问题均深切明朗，军中均以‘王老五’呼之”。《王老五》原是任光和安娥创作的一首诙谐风趣的电影歌曲，如今已成为男性单身贵族的代名词。
1940年底，新四军准备渡江北上，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发布《告别皖南书》，任光随即创作出天鹅绝唱《别了，皖南》（后更名《新四军东进曲》）。他吸取《打回老家去》的创作经验，配合新四军战略行动，以主调大三和弦的军号为前奏，引出雄壮坚定的歌声，歌曲主体部分采用小调式，蕴含着新四军将士对皖南根据地的依依不舍，以及北上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抒发出“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的壮志豪情。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在转移途中突遭国民党大量军队伏击包围，皖南事变爆发。10日清晨在高坦村，叶挺军长作战地突围动员报告，任光随后指挥全体将士高唱《新四军东进曲》，“与四周机关枪及手榴弹声融成最伟大战斗交响曲”。12日夜（一说13日拂晓），新四军军部行进至石井坑，任光被流弹击中胸部，伤重不治，壮烈殉国。叶挺亲眼见证了任光生命的最后时刻：
见余侧数尺伏卧人堆中，勿（忽）有二人辗转地上，在激战声中不能闻其哀号。有人高呼：“王老五”受伤了！余近视之，知其重伤在腹部。时萤箭蝗飞，余心痛如割，无语足以慰之，无法足以助之……悲乎！愿后世有音乐家为我作一哀歌以吊之。（叶挺：《囚语》）
绍兴电影文化公园内任光塑像
从石匠的儿子成长为“民族的号手”，从外商公司的高级职员蜕变为舍生取义的抗日志士，从投身左翼音乐运动谱写时代新声到为“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而献出宝贵生命，这就是任光短短41年所走过的人生旅程。虽然任光生前在组织上没来得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以其毕生的音乐实践，创作和录制了大量红色音乐，用一腔热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践行了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初心与使命，在红色基因的代代传承中铸就艺术经典。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15日13版）
u1s1，为什么网上这么多人放着人话不说？
你好，还有动森没？
亲亲没有了呢，但我们这边有猛男捡树枝。
今年4月初，动森在国内购物网站遭封杀，关键词也随之消失。于是，卖家用“猛男捡树枝”这个暗号代替了“动森”。
呃……为啥是“猛男捡树枝”？
其实，在网上如果有什么非常可爱的东西，会被说成是“猛男必看”，比如一部动漫画风软萌可爱，弹幕就会满屏刷“猛男番”；动森轻松愉快的氛围、圆润甜美的造型就非常“猛男”。也有人说，因为动森发售当天，还有一款含有暴力内容的M级射击类游戏《DOOM》同天发售，所以才用了“猛男”这个词。而“捡树枝”则是因为动森中玩家需要通过捡树枝来制作钓竿和捕虫网。两者合并，“猛男捡树枝”就成了动森的秘密代号。
《动物森友会》秒变“猛男捡树枝” | 微博截图
从禁忌到流行，隐语越来越“社会”
像“猛男捡树枝”这种仿佛“现代黑话”一般的存在非常常见，还有个听起来不乏神秘感的名字——隐语。
“隐语”，又称“秘密语”、“反语言”、“齆（wèng）辞”、“黑话”、“点春”、“切口”等，是指由某些社会群体创造的、用于内部交际的符号体系，往往不为群体外部所知。像“猛男捡树枝”这样，主要在网友间大量流传、其他人根本看不懂的表达，就可以被视为“网络隐语”。
虽然有一些研究认为网络用语不算是真正的隐语，说它混杂着多国语言、符号、表情包等，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在使用群体的局限性、流行度、规范度等方面上也与真正的隐语有差异，但从“人为秘密性”的核心点上来说，二者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原是土匪黑话的“天王盖地虎”后来也发展成了网络隐语 | 电影《智取威虎山》
谢耳朵将旗帜颠倒表示“大事不妙” | 美剧《生活大爆炸》
你知道这些是隐语吗？
演艺圈内将艺人到各地演出称为“走穴”；马丁·斯科塞斯的黑帮片《爱尔兰人》又名《听说你又刷房子了》（I Heard You Paint Houses)，其中的“刷房子”（paint house）是黑帮“灭口”的代名词，暗指杀人时墙面会被鲜血粉刷。这些都是由曾经的“黑话”发展来的。
汉语隐语，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国语·晋语》提到，范文子有一次退朝很晚，他的父亲范武子问他为什么晚回来，范文子说，“有秦客齆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意思是，有秦朝来的客人在朝堂上讲了一些隐语，大夫们没有人能对答得上来，我却多少知道他的意思。其中的“齆辞”指的就是隐语。秦客使用隐语，多少有点“炫技”的成分，以此达到“隐伏谲诡”的唬人效果。这种“回避”的效果，是隐语的最基本用途。
隐语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出自禁忌、避讳。中国古代避讳类型众多，有君讳、民讳、尊讳等。比如，东汉时期为了避刘秀名讳，会将“秀才”改称为“茂才”。
古人写文章，除了“写啥”，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能写啥” | 豆瓣读书
此外，隐语也可以是语言游戏，比如歇后语、谜语等，甚至江湖测字也可以计算在内。
纵观历史，无论是“回避”还是“禁忌”，多是迫于无奈。但逐渐地，隐语的神秘感让不少人感到好奇、刺激，从而主动模仿，隐语便成为风行一时的新鲜词语，最终有可能沉淀为一般俗语，实现去隐喻化 (demetaphorization)。
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曲彦斌从《北京现代流行语》、《上海话流行语辞典》、《北京土语辞典》中选录了一些范例来佐证这一观点，比如，把人民币单位称作“分”、“张儿”等。著名语言学家徐世荣也曾强调现代汉语中的“踩点儿”、“挂彩”等的确曾是“黑话”，但更是“社会语”，强调了隐语的社会性。
英国语言学家、语言学教授韩礼德（M.A.K.Halliday）也指出，“从本质上讲，语言的发展就是一种去隐喻化的过程：许多刚开始时是隐喻的表达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隐喻性，成为了日常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你们这些“00”后，在网上就不会好好说话吗？
u1s1，“踩点儿”“挂彩”是不是黑话，根本nbcs。都是成年人了，学学怎么在网上混才是当务之急。
上面那句话，看懂了吗？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民用网络开通以来，论坛和门户网站给了初代网络黑话登场的舞台。当时，网费以时长计算，“速度”是初代黑话形成的核心动力。于是“GGMM”取代了“哥哥妹妹”，“886”取代了“拜拜咯”，“520”取代了“我爱你”。拼音、字母、数字、谐音……网络黑话怎么方便怎么来。
2001年，语言学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于根元先生就在著作《中国网络词语词典》中总结道：“‘网语’是网民为提高输入速度, 对一些汉语和英语词汇进行改造, 对文字、图片、符号等随意链接和镶嵌。”
除了速度，初代网民们也乐忠于炫耀这些黑话，惹得普通人们也急于一探“新语言”的魅力。于是，《网解词典》、《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等“黑话大全”书籍应运而生。
部分网络黑话构词法及示例 |《浅析网络词汇和隐语词汇的异同》
一本书教会你网上冲浪秘技 | 《中老年人网上冲浪》
逐渐，BBS和贴吧等平台给了从小接触网络的“互联网一代”更大的发展空间，再加上国内文化氛围的逐渐开放，互联网语言也多样了起来。“挖坟”、“斑竹”、“楼主来授精”能够让贴吧选手们会心一笑；台湾腔的“表酱紫”、“吼”被可爱款女生们pick；“撒浪嘿”等外文音译渐渐变成了日常表白用语，其中英文Fans的直译“粉丝”更是伴随着在国内爆红的选秀节目成为了最大赢家。此外，“李毅吧”的屡次“出征”则轮番贡献出了“痛并快乐着”、“火钳刘明”、“帝吧循环”等各种经典梗。
可以看到，“粉丝”一词近年来在百度的搜索指数高居不下 | 百度指数
值得一提的是，从2000年《文汇报》刊登报道《网络语言不规范引起关注》以来，互联网开始了自我审查，网络管理规范逐步形成，网络用语自然也受到了影响，且诞生了一些特色词汇，比如“吞楼”、“河蟹”、“404”、“秒删”、“不可描述”、“省略三千字”等。颇有些传统隐语“避讳”的味道。
再后来，“00后”登场，他们制造新黑话的速度把“前浪”们远远甩在了身后。伴随着移动端、弹幕等技术革新，网友们有了更多表达方式和渠道。如果没有一番学习和研究，要读懂“u1s1” “nbcs”“养火花”“ky”等，难度堪比破译密码。
温馨提示
u1s1 = 有一说一
nbcs = nobody cares = 没人在乎
上面第一句话，这回看懂了吗？
到这个阶段，仅仅表现“不明觉厉”的潇洒已经不能满足网友的需求了，00后似乎更热衷于玩文字游戏、二次创作。比如，一开始“awsl”是B站弹幕中常见表示惊叹“啊，我死了”的拼音首字母缩写（通常是因为太可爱了而表达惊叹），但后来渐渐因为首字母相同，被调侃为“阿伟死了”、甚至是“阿伟乱葬岗”、“阿伟出来受死”等。
大型阿伟乱葬岗 | up主聽風憶初人的视频/哔哩哔哩
时代更迭，网络黑话语汇的变化也越来越快。今天看来，其中不少已显得陈旧可笑，比如用来指资深或技术高超网友的“大虾”如今已被“大触”替代；成天在家上网的“网虫”现在更多被叫作“阿宅”。互联网自发的“年度网络红词”评选甚至跟不上新词诞生的速度。
变化快是各类黑话的一大特点。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传播学荣誉教授拉里·A·萨莫瓦尔（Larry.A.Samovar）在其著作《跨文化交流》（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中给亚文化群体语言代码作最后结论时，就阐述过隐语变化迅速的特征，提出“易变性”是为了保持隐语的秘密性。
在我国的研究中，也不乏类似的论调。1994年，学者林振坤就提出过“更新迅速”是隐语的一大特点。虽然他的研究并不特别针对网络用语，但两者的相似性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传统隐语的“群体局限性”也为网络黑话所有。虽然网络打破了传统隐语在地域和行业间的物理界限，但互联网内部也筑起了不同亚文化群体之间的高墙。不同“网络平台”可以类比为不同“地域”，所以有了虎扑的“高铁很晃”、B站的“你币没了”、直播平台的“双击666”、网购平台的“亲”等。不同“亚文化圈”则可以类比不同“行业”，手办坑圈的“水口”并不是一个地名，手账圈的“血线”并不是什么医学用语，饭圈的“唯粉”也并不是某种粉色。
除了与传统隐语的相同之处，网络隐语自然也有许多自己的特点。
首先，网路隐语似乎容易受外语入侵。这一方面可能与网民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似乎也表现着小众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其中，英语、日语的影响尤其大。比如“博客”是英文“blog”的音译，而这几年衍生出的“vlog”则代表video log，即“视频日志”；LOL来源于英语“laugh out loud”，表示大笑。上文提到的“ky”是日语“空気が読めない”（kuu ki ga yo me na i）的读音缩写，表示“没有眼力见儿”“不会察言观色”；“牙白”音译自日语「やばい」(ya ba i)，表示“糟糕”“不妙”。其他小语种也偶有登场，比如泰语“找塞班”。
其次，除了传统的谐音、音译等，“空耳”造词也是现代网络隐语的一大特点，即借用外语与汉语相似的发音，造出意思相去甚远的新表达，从而达成“双关”。从最原始的“爱している”（我爱你，发音为a i shi te i ru）被曲解为“阿姨洗铁路”，到知名的元首愤怒“反了他”都是从一开始的空耳逐渐变成了网络流行黑话。
元首垂泪 | 电影《帝国的毁灭》
最后，多符号系统也值得一提。手机端、弹幕的发明，让火星文、颜文字、emoji，甚至是排版刷屏，都成为了网友们自我表达的方式。而且同主流文字一样，这些文字间也存在着交流障碍、翻译偏差等问题。比如不同手机端的emoji表情包可能会引发不同的理解，甚至是误解。
离开了颜文字，瞬间不会说话 | 编辑截图
反主流和小众文化的心头肉？隐语用起来！
无论网络隐语怎样发展，或者将来再出现怎样的新花样，它的本体都是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载体，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符号。学者曲彦斌在《现实社会生活视野下的隐语行话》中专门辟出了一节“网络语言生活中的隐语行话”，并在其中写道，网络语言并非独立的语言系统，而是基于现代汉语的词汇、语音、语法和修辞规则在网络交流环境下的社会变体。
韩礼德教授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热衷于书写“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的宏大叙事。在他一系列的著作，如《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中，他提出反语言（anti-language）生成反社会（anti-society），它的存在是一种反抗的宣示，反社会与主流社会要么被动共生，要么显示出主动的敌意，其本质是反文化（counterculture）群体用来反抗、抵制、扰乱从而远离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话语实践。
萨莫瓦尔教授也认同这一看法，他曾总结道，隐语的第一个文化功能是“给反主流文化提供一种自卫的手段”。由于许多亚文化是在面临生存危机的客观环境中形成的，其成员就不得不创造隐语来沟通，使局外人难以理解。文章开头的“猛男捡树枝”就是典型。
此外，像“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科学上网”、“吃瓜”、“996”等，都带着对主流文化抵抗的色彩，如果不恰当处理这种敌意，有可能会加剧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矛盾。
此外，隐语还能维护亚文化群体内的一致性和密切关系，能激起成员的认同和自豪。导演斯皮尔伯格在电影《头号玩家》中显摆了自己对于ACG文化的理解，埋了上百个“梗”。虽然对ACG圈不了解的人也觉得电影很好看，但那种“恍然大悟”的乐趣就只有圈内人才能品味了。
隐语的第三个文化意义，是帮助小众文化“集体”真正成为亚文化“群体”。比如，一开始黄晓明的雷人语言只是个人用语，没有很大的意义，但当大家都开始研究他的说话习惯并发展出一些词汇用语时，“明言明语”就成为了某种现象。
当大家都开始研究他的说话习惯并发展出一些词汇用语时，“明言明语”就成为了某种现象 | 综艺《中餐厅》
网络隐语，用多了不太好
虽然网友们用得不亦乐乎，但是网络隐语不是没有弊端的。
针对语言本身来说，网络隐语有可能错误引导用语规范产生，这也是网络用语频频被诟病的原因。
东南大学学报曾指出，网络语言会导致“语音偏离”（大虾=大侠）、“词汇偏离”（886=拜拜咯）、“语法偏离”（百度一下）、“语义偏离”（上课特别爱打瞌睡的学生被称为“特困生”）和“语域偏离”（you can you up）这几种变异。
虽然“语言偏离”并不一定是坏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多为口头表达的网络黑话并不适合出现在正式场合。大部分人能主动区分语言的使用场合，但网络黑话还是会扭曲文字本身的色彩意义。在看过唐国强老师的鬼畜视频后，你还能严肃地读出“厚颜无耻之人”吗？另外，网络用语过于强调语言的“视觉化”（比如颜文字），可能会弱化语言其他层面的意义，削弱严谨的语法、造成异体字或谐音字（把“姐妹”写成“集美”）滥用等。
对文化而言，网络隐语有可能会加剧隔阂。这种隔阂可以是网络亚文化之间的，也可能存在于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上文提到的各个网络平台之间“语言不互通”就是亚文化之间隔阂的例子。一个常年混迹于虎扑的网友，乍一看B站，可能连B站的分区都弄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熟悉购物平台黑话，你可能会错过一大堆“秒杀”、“红包”或“包邮”的福利。
直播间里一脸懵的周震南 | 李佳琦直播间
此外，传统隐语的“黑话”特性，在网络空间中也会存在。网络隐语也有可能涉及犯罪的灰色地带，网络传销、信息倒卖、暗网等可能业发展出了自己的“黑话”，并借此横行世间。刑侦界和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在搜集、科普、侦查此类隐语，例如公众号“女孩别怕”，试图通过科普这些犯罪黑话，引起社会关注，让女性对人身安全问题更警惕、更好地保护自己。
一些不正经但有必要科普的黑话 | “一席”演讲
正如人类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所说：“语言会影响我们看世界的方式”。
如果说标准语构造了一个富有秩序的现实世界，那么网络用语更像是一座庞大的地下迷宫——虽有些许阴暗潮湿，但却为每位居民留有了一方栖息之地。
参考文献
1.周玉忠,马成雄.隐语:亚文化群的语言代码──Samovar等人论隐语的功能与特点[J].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4):112-114
2.Halliday, M.A.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3.汉语民间秘密语语源探析[J] 曲彦斌110031.语言教学与研究 . 1999 (04)
4.现实社会生活视野下的隐语行话[J].江西社会科学,2009(11):230-235.
5.丁建新.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边缘话语与社会”系列研究之一[J].外语学刊,2010(02):76-83.
6.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279020">
7.林振坤.美国亚文化群的语言代码——隐语[J].南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2):61-65.
8.郝新星, 邹长征, 李静.网络语言的语言偏离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S1) .
9.黄中习.网络用语与语言规范[J].嘉兴学院学报, 2003 (2)
作者：Vanilla
编辑：八云、李子
一个AI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t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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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 | 头号国民零食崛起史：中国人到底吃过多少种瓜子？
本文为微信公众号“地道风物”（ID：didaofengwu）授权转载。
原标题：中国人嗑瓜子简史
“地道风物”是来自《中国国家地理》旗下的原创内容公众号，这里汇聚了一群热爱山川美食的人，立志于“寻访最佳物产、捕捉匠心民艺、分享最本真的生活方式。”
编辑：刘倩
谁才是头号国民零食？
瓜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瓜”变成了看热闹的同义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专心看热闹的时候，到底为什么要吃容易弄脏衣服、吃几口就撑得不行、吃完还要洗手的瓜？
优秀的零食，应该只填嘴、不填胃，便携、易清洁，有一定食用乐趣，又不让人为了吃而分心……不禁让人怀疑“吃瓜群众”其实应该是“吃瓜子群众”。毕竟，论零食的自我修养，瓜子可比瓜高多了。
瓜子 军大衣=漫长的冬天。 图/网络
为了嗑瓜子，人们培养出了“种子选手”
顾名思义，瓜子当然是“瓜的孩子”，而常见的“产子”的瓜——西瓜、吊瓜、南瓜，全是葫芦科的成员。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们从这些葫芦籽里抠出一点点能量，既是对食物的珍视，也是为丰富食谱而做出的努力。
珍惜食物，发挥想象，瓜子真香。摄影/dasuwan。图/图虫创意
小时候吃西瓜，总会好奇地把西瓜籽放在上下牙之间嗑一下，得到一片柔嫩的米白色瓜子仁。随着无籽西瓜的普及，现在在超市、水果店已经很难买到种子发育茁壮的西瓜了，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零食区售卖的大板瓜子真的是西瓜籽。
虽然现在葵花籽当道，大有抢走“瓜子”之名的架势，但西瓜籽仁才是传统中式点心里的“瓜仁本仁”。《红楼梦》里令人肃然起敬的“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宫廷限定联名款五仁月饼），用的就是西瓜籽。
老字号富华斋复刻的“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摄影/陶子
作为著名的非洲土产、“大象犀牛的最爱”，西瓜传入中国的时间至今没有定论，但唐代之后，西瓜和瓜子的“中土之旅”时间线便逐渐清晰了起来：
成书于公元953年的《陷虏记》中记载，“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作为契丹特产，“西瓜”一词首次以文字形式出现；
西瓜，来自西域的美味。图/sohu.com
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幽州土产“瓜子”；
元代的《王祯农书》记载道，“（西瓜）其子爆干取仁，用荐茶易得”；
到了晚明，嗑瓜子登上大雅之堂，成了皇家活动，明神宗“好用鲜西瓜种微加盐焙用之”；
清代初年，瓜子的街头地位已经堪比今天的奶茶，孔尚任的《节序同风录》中就有“炒西瓜子装衣袖，随路取嚼曰嗑牙儿”。19世纪中叶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甚至在《中华帝国纪行》中说，“你就是到了最荒凉的地区，也不用担心买不到西瓜子。”
正宗八宝饭，认准西瓜籽仁。摄影/顾敏。图/图虫·创意
至于葵花籽大量取代西瓜籽，就是民国之后的事了。
问题来了。现在的西瓜要么“小籽”、要么无籽，那么大板瓜子又是从何而来？这还要归功于农业育种。为了获得更大更饱满的瓜子，在农人的引导下，西瓜走上了分化之路：一些愈发爽脆甘甜，另一些则始终绵软寡淡，瓜瓤被种子抢尽风头，连名字也从“西瓜”变成了“籽瓜”。
清朝光绪年间，籽瓜频繁出现在全国各地的乡土志中，得到的描述也大同小异，“味淡”、“瓤不堪食”、“子大而多”、“专取其子”……由于一切为种子服务，籽瓜瓤的口感和味道完全无法与水果店里的嫡亲们相比，但绵软清淡的特性也让它成为了另一种风景：
敲开籽瓜，露出一大堆虎头虎脑的大板瓜子。摄影/密林
到了收获季，瓜农将籽瓜堆在路旁，供口渴的路人随意取食。肉质松软的籽瓜可以被徒手打开，免去了切瓜的麻烦；更为便利的是，由于糖度仅有西瓜的20%，人们还可以把打开的籽瓜分为两半用：取一小半的瓤擦洗双手，再用洗干净的手挖食另一大半。
补充完水分，“吃瓜路人”把抖落的瓜子留给瓜农，双方皆大欢喜。别的不说，光是“洗手”这一项神奇技能，就令西瓜望尘莫及。
甘肃靖远的籽瓜田。从车窗望出去，满地籽瓜仿佛随着车轮一同向前滚动。摄影/密林
在甘肃靖远，七八月的田野是天地间最壮观的“大珠小珠落玉盘”。作为籽瓜最重要的产区之一，丰收时节的靖远往往给人一种错位的荒诞感：最生硬的砂石里长出了最可爱的圆滚滚，最苍凉的高原怀抱着最饱满的果实。
几个月后，这些果实的“果实”——大板黑瓜子，将会出现在遥远城市的某户人家，躺在茶几上的干果盒里，参与全中国规模最大的社交活动——拜年。半生不熟的亲戚之间话题用尽、陷入沉默时，幸好还有嗑瓜子的声音，可以填满冷场的空隙。
葵花籽：你们都说我瓜，其实我一点都不瓜
中国人嗑了几百年的西瓜籽，在民国时期遭遇了强大的竞争对手——葵花籽。
新疆阿勒泰，游客在淹过头顶的向日葵花海中自拍。摄影/刘新，中新社新疆分社。图/视觉中国
明代，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西方商团来华，向日葵作为观赏植物登上了中国大陆。到了晚清，葵花籽的食用价值仍未被国人发掘，只是偶尔有“子生花中……可炒食”的记录。直到民国初年，《呼兰县志》中才出现了“葵花，子可食，有论亩种之者”。新中国成立后，食用向日葵（食葵）和油用向日葵（油葵）在中国北方全面开花。
现在，说起“瓜子”，大部分人脑海中浮现出的形象，恐怕已经是瘦瘦长长、黑白条纹的葵花籽，而不是扁平黝黑的西瓜籽了。
重庆，一位葵花种植户开心地举起饱满的花盘。图/视觉中国
比起真正的瓜子，葵花籽几乎是个全方位作弊的选手。论口味，葵花籽的母亲——食葵，可是世界五大油料作物之一的油葵的亲姐妹，丰富的油脂时刻发出“真香警告”；论形状，中间膨起、外壳带有纵向棱柱的葵花籽比西瓜籽更好嗑、更不易断；论采收难度，跟包藏种子的“葫芦兄弟”比起来，顶着巨型花盘、将种子全部暴露在外的向日葵显得极为慷慨。
沾满葵花籽的果仁酥。摄影/张意Seven。图/图虫·创意
像“吃鱼吐刺”一样，长久以来，嗑瓜子似乎是中国人的独家秘技，但其实这项技能已经在“世界大同”的道路上走出很远了。从西欧到北美，你都能在球场边看到满地瓜子皮，狼藉背后，是球迷和运动员们无处安放的焦虑。
“小众”瓜子：古风、田园风、夏天的风
向日葵固然强势，但“葫芦兄弟”以量取胜。除了西瓜，吊瓜、南瓜也是贡献卓著的“种子选手”。
西瓜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至少一千年，然而最中国、最本土的瓜子，还要数吊瓜子，或“栝（guā）楼籽”，或“瓜篓籽”，或“果臝（lǔo）籽”……后三者显然是同一个词的发音变体，其中，“栝楼”成了学界认可的通用名。一个物种的名称能顽强地流传数千年，几经迭代却仍可溯源，可见栝楼在中国的根基之深。
成熟的栝楼果实颜值很高，里面是满满一包瓜子。摄影/pikumin。图/图虫·创意
故事还要从先秦时代说起。早在《诗经·豳风·东山》中，栝楼就以野草的形象出现了：“果臝之实，亦施于宇”，说的是一个远征多年的战士回到家，发现屋顶已经爬满了栝楼。西汉的《礼记·月令》中提到，“孟夏之月……王瓜生，苦菜秀”，东汉的高诱为它添了一笔注释，“王瓜，栝楼也”。
带着“荒颓”和“繁盛”两种看似矛盾的属性，栝楼年年生、年年熟，让我们嗑上了祖先嗑过的瓜子。
虽然吊瓜子名气不大，主产区也只在浙江、安徽一带，但在爱好者眼中，它是丝毫不逊色于西瓜籽、葵花籽的私心珍藏。吊瓜子的形状比西瓜籽更立体，嗑的时候不需要小心翼翼地保持瓜子和两排牙齿垂直；瓜仁虽小，胜在饱满圆润，比西瓜籽多一些油性，又比葵花籽少几分燥气。
吊瓜子，很朴实、很地道。图/视觉中国
“葫芦兄弟”中，数南瓜与中国的交情最浅。南瓜的“访华之路”与向日葵十分相似，明代嘉靖中叶开始，南瓜在中国史料中的存在感激增，《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了935种明代方志，其中118种提到了南瓜；而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的南瓜记录尤为丰富，让人有理由相信，京杭大运河就是南瓜在中国的第一条“绿色通道”。
或许是有栝楼籽、西瓜籽的良好示范，中国人欣然接受了南瓜籽。清末，张之洞的父亲——张锳主持纂修《兴义府志》，其中就提到“郡人收其（南瓜）子炒食，以代西瓜子”，同一时期，上海、浙江一带的方志也出现了南瓜籽“香美可食”的记述。到了民国，南瓜籽的人气一路走高，到了“终年市于茶坊酒肆，人竞买食之”的程度。
客家擂茶中的南瓜籽。摄影/lucidwaters。图/图虫·创意
即使一直被视作西瓜籽的替代品，南瓜籽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与“肉不堪食”的籽瓜、“籽不堪食”的西瓜不同，在南瓜籽的世界里，不仅有黑龙江宝清“大白板”这样的专业产子选手，大部分蔬食南瓜也能做到“长肉结籽两不误”。
每一个从菜市场抱回整个南瓜的人，心底都藏着对南瓜籽的期待——毕竟，谁会拒绝“随瓜赠送”的一大包零食呢？即使在离田园最远的水泥城市，你也能找到无数个铺着南瓜籽的厨房窗台。
淘洗、晾干、热锅烘炒，自制瓜子的过程并不复杂，却给人以一种莫名的收获感。出锅的瓜子虽然皱的皱、焦的焦，但齿缝间传来一声轻脆的“喀啦”、瓜仁香气钻进鼻孔的一瞬间，城市人还是满意地发出了“我真是中华小当家”的感叹。
南瓜籽面包，香气扑出屏幕。图/网络
海水之中，还藏着最特殊的“瓜子”。锥螺、寻氏肌蛤、虹光亮樱蛤……在海鲜大排档的菜单上，这些物种共享同一个名字：海瓜子。它们小巧、易食、平价，清水煮出鲜美，辣炒赋予风味，配上啤酒和晚风，就是一场亲切踏实的夏天。
“皮薄馅大”的潮汕风味海瓜子。摄影/生活记录者-达叔。图/图虫·创意
热搜榜上的瓜一个接一个，吃得人心浮气躁。与其让时间在划水摸鱼中消磨殆尽，不如在阳台上种一棵栝楼，用半年的光阴仔细感受“果臝在宇”的古老风情，或者栽一盆向日葵，让自己获得“抱着花盘吃瓜子”的有趣体验。
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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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谈路易十四与凡尔赛宫
澎湃新闻记者 黄晓峰
杨靖像 章静绘
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在位长达七十二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时人尊称“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位期间修建了凡尔赛宫，把大贵族集中在凡尔赛宫居住，将整个法国的官僚机构集中于他的周围，以此强化法王的军事、财政和机构的决策权。英国作家南希·米特福德所著的《太阳王：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一书最近出版了中译本，译者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杨靖教授接受了《上海书评》专访，他认为，作家在正史和野史的缝隙处寻找切入口，借助文学想象还原/重塑鲜活历史，为不同于教科书式的人物传记书写提供了样板和镜鉴。或许这也是这部传记最引人入胜之处。
《太阳王：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英]南希·米特福德著，杨靖 / 李江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288页，70.00元
凡尔赛宫1689年竣工，正好一百年后毁于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四因为修建凡尔赛宫而债台高筑，这是否与后来的法国经济崩溃、法国大革命有关？
杨靖：这个论断有点像教科书的“标准答案”，貌似合理，但未必合乎史实。首先，路易十四是否因修建凡尔赛宫而债台高筑？这和始皇帝修长城导致大秦帝国灭亡一样，可能更多出于后人的想象。自1660年初开始兴建，到1680年代中期主体竣工，历时二十余年，工程总价堪称惊人，但根据路易十四《回忆录》，平均每年的专项建筑拨款仍在国家财政承受范围以内。其次，作为关乎千年国运的重点工程，法兰西王国除税收以外的非预算收入几乎都投入其中——比如首相马扎林去世前，致信国王自愿“捐献全部家产”（据说相当于国库一年收入）。1661年，扳倒财政总监富凯之后，抄家籍没所得与马扎林相比也不相上下——据说仅总监府邸沃子爵城堡，资产价值便高达一千八百万利弗尔，颇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意味。
事实上早在伏尔泰写作《路易十四时代》（1751）时，便有人将国家财源枯竭归咎于路易十四的大兴土木和骄奢淫佚。对此，伏尔泰认为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促进工业发展的花费，使国家富裕起来”——造成当时国库亏空、债台高筑的真正原因不是奢侈，而是战争。伏尔泰以其时流行的织锦挂毯、玻璃镜面以及香水、高跟鞋等奢侈品为例，论述上述商品制造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并增加了社会富裕程度。与此同时，奢侈品也是补救财富分配不均的一个有效手段：富人们在购买奢侈品时缴纳高额消费税，为财富的再分配做出了间接贡献。针对卢梭等人对奢侈品的敌视，伏尔泰认为所谓“禁奢法”从原则上侵犯了人们的自由，从实践上挫伤了人们勤勉劳作的热情，不仅压制了物质文明的发展，更阻碍了精神文明的繁荣——在古代，“雅典的奢侈培养了种种伟大人物”，而斯巴达的简朴和贫困只不过培养了“少得可怜的几个军事家”。正如旅居英国的荷兰作家曼德维尔在路易十四去世前一年发表的《蜜蜂的寓言》（1714）中所言，个人恶德成就社会公利。历史学家盛赞路易十四“倡奢”之举，这和我们的普通认知有一定差距。
再次，法国大革命的确与财政困难、经济崩溃大有关联，但这个锅显然不应当由路易十四来背，甚至也不该由“病夫”路易十六来背。一般的看法是由于王后挥霍无度（我之前在《法国大革命的厌女症》一文中已做辩驳），以及国王纵情犬马荒废朝政，但实际上自执政之初，路易十六一直锐意改革，旨在废除一切奴役和特权：不仅要求取消跨省壁垒，而且要求贵族、教士与第三等级一体纳税。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他的各项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激发出生产积极性；贸易关卡被消除，促进了工商业流通和发展——整个社会可以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路易十六对路易十四的“治国良相”科尔贝极为赏识，认为此人具有“惊人的理财本领”，在减免人头税的同时还能增加国库收入，其关键在于他掌握了国民致富的秘技：在发展农业和制造业基础之上，大力拓展对外贸易，而非对内掠夺——诚如同时代的英国政治家伯克所说：“政治的自由是富国之本，想依靠暴政榨取，最终是得不到钱的”——与此相反的如土耳其政府，无意于发展经济，只能采取卑劣而恐怖的手段，通过没收民间私人财产来维持反动专制。
史载大革命爆发前法国国库巨额亏空是事实，但罪魁祸首与其说在内政，不如说在外交。二十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曾将法国大革命定性为“多重革命”，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重因素——其直接导火索是革命前一年即1788年农业歉收，导致巴黎粮食价格高企。而更为致命的是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海量”经济援助（以及无息贷款）——最多时达到当年财政税收的一半以上，再加登上美洲大陆的法国志愿军（尤其是海军）庞大的军费开支，最终导致财政破产。标志美国独立革命胜利的《巴黎和约》签署仅六年之后，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自不量力的对外援助（经援/军援）才是大革命的致命诱因和幕后推手。
凡尔赛宫
在关于毒药的一章中，我们看到法国上流社会极为不堪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彼时法国上流社会似乎又特别有吸引力，当时人是怎么看待这些上流社会的，他们的人设崩塌了吗？
杨靖：“毒药”这一章的确非常精彩。围绕法国十七世纪轰动一时的“宫廷投毒”事件，从国王情妇到达官贵人的丑恶嘴脸暴露无余，而调查和审判的结果更具君主专制社会特色：涉案的平民领受火刑，无一幸免，而国王的“朋友们”却安然无恙。当然我们也不能仅凭这一件丑闻就断言上流社会人设崩塌——因为贵族还有另外一面。
事件的起因是巴黎一名警察局长被毒杀。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巴黎存在一个庞大的地下毒品交易网，为首的是“女巫”拉瓦赞。拉瓦赞擅长配置毒药和调制春药，同时兼营“黑弥撒”和非法堕胎业务，客户遍布京城，其中最有名的是外省贵族布兰维利耶夫人——由于家庭矛盾纠纷，她先后下毒害死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随后又计划毒杀亲夫。照米特福德的说法，她的行为激起公愤，整个上流社会都参与了对她的审判和处决。最后她被斩首、焚尸——著名书信作家塞维涅夫人曾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弥漫的都是她的骨灰”。布兰维利耶夫人临终前宣称：巴黎一半的贵族家庭像她一样“手握毒药”，而她却是唯一受刑之人，这“极不公平”。
果不其然，随着调查深入，牵涉范围越来越广，级别也越来越高：来自高贵波尔多家族的普拉永夫人尝试用不同方式毒害她年老的丈夫。另一位巴黎名媛德勒夫人疯狂地爱上黎塞留侯爵，她不仅试图毒死自家丈夫，还图谋毒杀黎塞留的正室以及他的一众情人。更要命的是，拉瓦赞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国王现任情妇蒙特斯庞夫人——国王情妇是王宫的正式头衔（job title），权势煊赫。警察总长雷尼耶不敢公开调查，只能秘密取证。通过审讯其侍女，警方得出结论：蒙特斯庞夫人在国王饮食中添加催情剂，同时对国王新宠丰唐热小姐下毒，“目的在于争宠”。其时国王与丰唐热小姐正处热恋之中——尽管国王一生阅人无数，但他一贯奉行“一次只爱一个”的原则，热恋之时欲仙欲死，激情过后弃之如敝——对小姐柔弱之躯垂怜不已，闻知蒙特斯庞夫人欲暗中加害，大为震怒。不久，芳龄二十的丰唐热小姐病逝，益发验证之前的传言。国王将蒙特斯庞夫人放逐出宫，同时要求“火焰法庭”对涉案之人从严惩处。
由于本案在欧洲宫廷引发广泛关注，国王希望尽快平息物议。所有与蒙特斯庞夫人有关的证据档案一律销毁，知情人则通过“国王密札”转往各地监狱终身监禁（后世乃有“铁面人”的传说）。法庭判决：包括三名“女巫”在内的三十多位平民被活活烧死，而涉案的上流贵族多数被无罪开释——“事实证明，当涉及到自己的手足和亲属时，火焰法庭只会像议会一样软弱无能”。
这一事件堪称当时的惊天丑闻，对贵族及王室声誉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但总体来看，贵族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并未因此而崩塌。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贵族是平民的领袖和表率，深受爱戴。尤其是欧洲大陆战乱频仍的时代，贵族率军征战四方，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生命，即所谓“贵族责任感”或“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树立了相当威信。在法国贵族阶层中，“长袍贵族”（文官）与“佩剑贵族”（军功）相比始终稍逊一头，道理正在于此。十七世纪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无不渴望通过购买土地或服侍国王而跻身贵族阶层，因为它代表了个人和家族的荣耀。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实行绝对君主专制的国王面前，贵族经常以“人民代表”自居，竭力捍卫民众利益。比如巴黎高等法院，在关乎民生问题（如增税）上从不轻易退让，甚至不惜以武力相抗衡（如“投石党”运动），令国王头疼不已，最终往往不得不通过讨价还价式的政治“妥协”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平衡器”的作用。顺便说一句，法国贵族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如狄更斯《双城记》）时常被丑化或扭曲，史实未必如此。
从书中感觉到，跟同时代清康熙比起来，路易十四似乎整天吃喝玩乐，几乎没怎么认真工作，是这样吗？后人称路易十四为法国最伟大的国王，为什么？
杨靖：这是人们的错觉，很大程度上受到影视作品（如《王者之舞》《玛戈王后》）和文学作品（如《圣西门回忆录》）的误导——后者是圣西门公爵（对，就是法国同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伯祖父）对路易十四时代宫廷生活的刻画。公爵之父是路易十三宠臣，公爵本人则不受路易十四待见，因此在书中极尽诋毁之能事。该书文采斐然，与同时代塞维涅夫人《书信集》齐名，流传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事实上，路易十四和康熙大帝一样堪称励精图治的君主楷模。在位七十二年，除非卧病在床，他每天工作时间不少于八小时。在他的青壮年时期，他每天要外出打猎一次，参加会议三次（包括但不限于御前会议、国务会议和财政会议）——据米特福德的八卦，他每天还要做爱三次，真可谓天赋异禀。他从小接受的教育理念是：国王受命于天，因此他的所作所为也无需他人置评，“只对上帝负责”。用伏尔泰的话说，自即位之日起，这位君主便立志“要在国外受人尊敬，在国内实行绝对统治”，一刻也不能懈怠。
骑马打猎和宫廷芭蕾确实是国王的喜好，编排舞蹈也费时良多，但国王深信前者代表征战，后者代表教化——甚至一个接一个地更换情妇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职责所系：王后担负诞育子嗣的王室责任，情妇则协助处理宫廷内外关系，缺一不可。或许正如历史学家所说，“人们希望法兰西国王有一个情妇，这就像是国家活力的象征。相反，百年之后可怜的路易十六，法国人对他都很恼火，因为他连一个情妇也没有。”
国王的文治武功都值得称颂。国王在权力转移战争、法荷战争以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所向披靡，雄霸西欧。在陆上取得胜利后，他又下令修建军港, 提升法国海军实力（一度超过英荷两国海军实力总和）。当然，对路易十四而言，若想称霸欧洲，除了军事实力，文化艺术方面的“软实力”也必不可少——他希望“对周边国家迅速建立起像罗马对希腊那样的政治统治力，和像希腊对罗马那样的文化统治力”。这也是他建造凡尔赛的主要目的之一。与此同时，他还可以借机将整个官僚贵族控制在股掌之中（凡尔赛宫犹如一座“金丝鸟笼”），以此强化他的绝对专制。
在经济方面，国王任用科尔贝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通过政府力量推进产业技术进步，使得民间工商业配合国家军事扩张而蓬勃发展，实现私营利润与国家税收同步增长。此外，法国的奢侈品生产和贸易也迅速取代荷兰和威尼斯，成为欧洲时尚之都——当时的社会欧洲贵族（比如俄国）无不以讲习法语为荣；法兰西学院的创设以及对文人作家的扶持奖掖更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纵观他的长期统治，路易十四留下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建筑宫殿或壁画雕塑，他更留下了一种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他将法国综合国力推向顶峰，缔造出法兰西王国最为强盛的黄金时代。正如他本人临终前所说，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晚年发动的错误战争（大同盟战争）——给他的曾孙路易十五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拿破仑曾赞誉路易十四是一位伟大的君王，“自查理曼以来无人能与他相比”（或许除了他自己）。可惜，这位对路易十四满怀钦佩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却未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路易十四
书中提到了废除《南特敕令》的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当时法国国内的宗教争端如何影响了法国的国际国内形势？
杨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需要谈到欧洲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后者有时也称天主教改革，其标志性成果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以及耶稣会等修会组织。路德、加尔文、茨温利等人发起宗教改革后，新教逐步开始与旧教分庭抗礼，欧洲君主势力也一分为二，法西意是老牌天主教，英德荷则属新教范围。十七世纪的欧洲历史主要围绕这两大阵营的交锋而展开。
自十六世纪开始，法国境内新教（称胡格诺派）势力迅猛增长，由此引发内战——一般称为三亨利之战（两位国王一位公爵同名），结果亨利四世取得胜利，开创波旁王朝。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为稳定国内外政治局势，决定由新教改宗为罗马天主教，并于1698年颁布《南特敕令》，一方面承认天主教为国教，另方面也给予新教徒一定政治地位和经济自由。亨利四世将这一敕令定性为“永久性”国策，希望他的子孙后代遵照执行，至少一百年不动摇。继位的路易十三性格懦弱，加上体弱多病，在政治方面无所作为，基本是萧规曹随。在路易十四即位之初，由于母后奥地利的安娜和教父马扎林坚持亨利四世的基本原则，路易十四无力与之抗衡。直到1680年代以后，他自觉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于是颁布《枫丹白露令》（1685），宣布撤销《南特敕令》。
路易十四对令祖“宗教宽容”的国策早就不能忍了，因为他奉持的是“一个君主，一种法律，一种信仰”的绝对专制——英国的新/清教徒以“叛国罪”将查理一世斩首，在国王看来实属“十恶不赦”。其实路易十四在位期间，除了天主教和胡格诺派的冲突，在天主教内部还有耶稣会、冉森派、寂静派等众多门派，但后者大多局限于神学争论，国王对它们只是严辞谴责；但对于南方势力坐大的胡格诺派，国王显然不能等闲视之。从颁布禁令到强迫改宗，对新教徒的迫害步步升级：一开始只规定新教徒不能担任公职，后来则宣布关闭新教教堂、学校等公共场所，令其无所适从，只得被迫改宗。对于拒不改宗者，一律抓捕入狱，并没收财产。在这样的局面下，胡格诺派除了逃亡邻国，别无他途。
国王作出这一决定，受到来自宫廷内外不同宗教及政治势力的影响。胡格诺派多为城市资产阶级（商人、银行家）和小手工业者，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获得长期和平安定的局面，而国王连年征战，最终导致国库空虚，只能以增税来弥补亏空，于是怨声载道。国王刚愎自用，最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治国方略指指戳戳，胡格诺派的命运由此被决定。
此外，来自国王“秘密”妻子曼特农夫人（夫人出身平民，后任王室保姆，按照欧洲宫廷法则，国王无法与之公开结婚）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夫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相信一切皆有定命。国王晚年，宗室儿孙相继病故，帝国大厦摇摇欲坠，夫人自觉罪孽深重（她与国王“通奸”，被天主教视为重罪）。为向上帝赎罪，夫人强烈建议国王铲除新教，以此取悦上帝在凡尘的代表罗马教皇（此前教会的确以“革除教籍”相威胁）。曼特农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感慨：“如果上帝假以国王天年，那么二十年后法国再无一位胡格诺教徒幸存。”
比曼特农夫人更具影响力的是以宫廷教士拉雪兹神父和波舒哀主教为首的耶稣会士——后者是法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演说家，一直在暗中怂恿国王下旨。为此他们甚至刻意将巴黎耶稣会大学改名为路易大帝学院——正中国王下怀。路易十四宣布撤销令后，耶稣会士奔走相告——波舒哀在演讲中称颂路易十四为“查理曼再世”。
尽管如此，作出这一错误决定，说到底还是国王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研判”出了问题：此时胡格诺派尽管日益强大，也提出政治权力方面的诉求，但并未图谋颠覆政权，更不像国王担心的会与德法边境外部势力勾结发动政变。这种民族和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固化思维害人不浅，误国甚深——其结果是约二十万新教徒逃往德国、英国、和瑞士等国。他们把技艺、手工业和财富带往这些新教国家，使得后者的工商业和经济状况大为改观，比如德国的养蚕业，英国的印刷业，以及瑞士的制表业。当然，相比于经济损失，政治方面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路易十四的暴行激起新教国家同仇敌忾，由此新教组成奥格斯堡“反法同盟”。这场世纪大战即“大同盟之战”，结果以法国惨败而告终，“太阳王”的神话也就此宣告破灭。
作者南希·米特福德的写法，您形容是“徘徊在凡尔赛宫附近的小报记者”，但作者有比较清晰的线索，您怎样看待这种用无数八卦段子组合起来的作品？您最近译了两本南希·米特福德的书，她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杨靖：首先申明，这一说法不是我的原创，而是国外书评家对她的形象描画。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列维在权威传记《路易十四》脚注中多处引用米特福德《太阳王》，认为女作家在历史考据与文学手法之间取得了“精妙的平衡”，可谓妙笔生花。正如米特福德在1961年访谈中所说，她中年以后才意识到：童年时代阅读的英法名人传记乃是她真正的兴趣所在——“我所阅读的书籍中，最多的仍然是传记、回忆录和纯文学作品。”——其中法国十七世纪著名作家拉法耶特夫人代表作《克莱芙王妃》是“我的最爱”（米特福德于1950年代将此书译成英文，由美国波洛克公司出版）。上至国王，下到平民，所有关乎这一阶段的历史及文学著述，乃至书信日记无不在她的涉猎范围——毫无疑问，八卦段子也由此中产生。据说她特意选择将寓所安置在凡尔赛宫附近，以便查阅浩如烟海的宫廷档案及私人著录。或许正是在作者下足了功夫后，我们才能读到眼前这样轻松愉悦并且极富思想性的作品，即约翰逊博士所谓“你只有写得费力，才能让人读来轻松”。
米特福德是里兹代尔男爵二世长女，自幼酷爱文学。她早期的“风俗喜剧”风格轻快而不失犀利，充满调侃和戏仿，同时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哀伤和无以名状的悲观主义”——故有文坛“鬼才”之美誉。1956年，米特福德推出一部随笔集《贵族义务》，一本正经地提出如何划分“上流社会和非上流社会”——“在英国，判别一个人阶级身份的最好方法就是听他讲话，正是通过其语言，上层阶级明显地区别于其他阶级”。本书问世后出人意料地“蹿红”，其中的名句如“共和政体里的特权阶级，就像一只被砍去头颅的鸡，它或许能蹦跳一阵子，但实际上早已经死亡”可谓家喻户晓。
更具传奇色彩的是“米特福德五姐妹”在政坛和商界创建的功业——英剧《唐顿庄园》中人物形象据说多取材于此。当然，五姐妹中文学成就最高的非南希·米特福德莫属，尤其是1850-1870年代推出的四部名人传记：《腓特烈大帝》《蓬帕杜夫人》《恋爱中的伏尔泰》以及《太阳王》。我本人在翻译后两部作品过程中真切“领教”了女作家的英式幽默和机锋睿智——“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
以《太阳王》中的“八卦”为例。作者认为路易十四身世存疑，他出身时“长着一个塌鼻子”，似乎具有“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血统”。另外，从他日后展示的治国才能来看，也不像路易十三，而更近于“外籍（意大利）人士”马扎林。母后与马扎林的“恋情”是公开的秘密，国王对此心知肚明，但考虑到政权的合法性，却不愿将它说破。为此，作家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国王的“初恋”是马扎林的外甥女、“女才子”玛丽-曼奇尼，此女对“风月私情（galanterie）”颇为在行，弄得年轻国王神魂颠倒，打算与之成婚，但马扎林坚执不允——正是为防范“近亲结婚”。更有意思的是，路易十四迎娶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女大公之后，玛丽临别之际垂头低语：“你哭了。你虽是主人，但我还得离开。”——拉辛据此创作名剧《贝蕾妮斯》（Bérénice），展现出国王“爱江山不爱美人”的英雄气概。
米特福德的这一手法颇得“文化史学”之精髓。该派主张在史料运用上，注重日常细节，摒弃“宏大叙事”；在方法上，则更多采用文化叙事，即“讲故事”和“马赛克”拼贴法（将段子串联起来），强调史学的“文学性”。比如作家重点刻画国王“好谀”：“路易十四的虚荣心永无止境且毫不克制”，引用王室史官拉辛的实录：“我注意到，只要谈话不围绕对他的称颂，国王就立刻感觉无聊，呵欠连连，似乎随时准备拂袖而去。”——堪称神来之笔。
顺便提一句，“文化史学”代表人物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日后被视为经典之作，但在问世之时却饱受非议——批评家声称该书依据的“不是官方记录，而是文学素材”。我在南希·米特福德这套名人传记“总序”中曾提到：作家在正史和野史的缝隙处寻找切入口，借助文学想象还原/重塑鲜活历史，为不同于教科书式的人物传记书写提供了样板和镜鉴。或许这也是她最引人入胜之处。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