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2020在哪个app播放文章列表:

• 1、知乎的年度视频治好了我的精神焦虑
• 2、50年50人｜竹内亮夫妇：记录真实中国，为中日交流做一点努力
• 3、花12个小时清点遗物，他们发现老人还有一位在世的亲人
• 4、通缉犯抓捕赏金4元？对话人民赏金创始人：不盈利，自己烧钱
• 5、主播壹壹参加陌陌官方公演，获网友夸赞可以参加好声音

知乎的年度视频治好了我的精神焦虑

2022年8月的重庆，因极端高温天气，多地发生山火，山中连日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那段时间，有关重庆山火的信息常常以新闻报道的形式为人所知，而即便是社交网络如此发达的当下，互联网上关于各种救援行动的第一视角记录，往往是少之又少。

“等到自己上山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站在一线的人，是根本没有心思拿出手机的。忙不过来，也停不下来。”

8月26日，重庆全市山火的明火全部被扑灭当天，一位ID为“正蓝700”的网友在知乎“如何评价重庆山火扑救中的摩托车志愿者车队？关于这次重庆山火，你还知道哪些让你感动的故事？”的问题下如此回答道。他是参与巴南山火扑救行动的一名志愿者，在他将近2000字的质朴文字中，这次重庆山火救援行动的一隅被一点点具体还原记录下来。

正蓝700收到的任务是在夜里巡山，防止余火复燃。许多人的理解中，巡山无非就是在山里走一遭，检查可能存在的隐患，可在实地的工作里，志愿者却需要面对一脚踩下就会漫天飞舞的草木灰，眼睛会被迷得睁不开，用湿纸巾清理鼻子，一张纸甚至找不到一处白的地方，工作时有十万分精神，直到换防下山的时候才感觉疲惫感像潮水一样涌来……就这样夜以继日，从山脚到山脊，漫山遍野消灭余火，才一点一点守护住了城市的安全。

“原来没看新闻和热搜不知道背后这场山火的故事，后面看到那张山火和救火通道的图直接被震撼到了！”有网友在正蓝700的回答下留言说。这篇回答已经在知乎收到了396个“赞同”，也成为外界为数不多近距离了解这次事件的一扇窗口。

正蓝700的经历，也被收录进了知乎今年名为《身边自有答案》的“年度视频”里。这是知乎每年都会做的一次总结，不同于往年侧重宏观大事记，今年知乎的年度视频更多了许多像正蓝700这样大事件中小人物的视角。

2022年是充满变化的一年，这些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纷纷用手里并不昂贵的上网工具记录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我们也得以从他们朴素且宝贵的记录中，窥见宏大背景下个体的思考过程和生存智慧，乃至启发我们用一种更积极的姿态解决生活中的焦虑和迷茫。我们于是也发现，许多问题的答案从来不在远处，而恰恰就在我们“身边”。

大事件下的每个面孔

重庆山火救援让正蓝700收获的，除了一次难忘的志愿者经历，还有许多温情的画面。

他记得志愿者招募是在一个晚上，当时来应征的志愿者围着负责人争前恐后地举手，“我有救灾经验！”“我是党员！”“我当过兵！”……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人群中甚至还有一个今年才高考完的学生。没有人号召，捐献物资第一时间就堆满了街道；山路难走，摩托运输大队就背上背篓箩筐一趟趟地上。

“他们都有一万个理由可以不来，但都偏偏从千万个 ‘本可以’中找出了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往前走了一步。”正蓝700写道。

他还记得一个细节，自己所在的志愿者联络微信群在任务结束之后不久就很快解散了，群主在群里只是简单做了预告，让大家想加好友的赶快，“这几天群太多要清理一下”。从预告到正式解散，只用了短短不到一个小时，从此所有人便相忘于江湖，这让正蓝700很感慨，“来的时候不认识，走了以后不打扰。这种感觉挺奇妙的，有点儿侠味儿，感觉很好。”

如果不是正蓝700的记录，这些鲜活而真实的细节毫无疑问会被亲历者们渐渐遗忘，甚至从未被人了解就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而正有了知乎上一亿多用户的记录和分享，历史上的众多大事件才拥有了另一种细致的面貌，被还原和重现，每一个回答，都是一份独特的互联网记忆。也好在有文字，才让许多故事能够在危急和忙碌的工作之后仍然得以留下。

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惟心是另一个用文字记录自己经历的女生。她几乎把知乎当做了自己的日记本，从1月24日第一天来到北京五棵松的场馆参加培训，到2月16日完成所有志愿者工作，一有空就会来记上一笔当天的见闻和感受——自己完成了什么工作，被主管表扬了，认识了新朋友，和大家一起过了集体生日……冬奥志愿者生活的每一天都让惟心觉得难忘。

场馆志愿者的工作并不如很多人想象得那么简单，每个人也并不是上来就会。虽然不像正蓝700的工作那样具有一定危险性且需要消耗大量体力，但惟心志愿工作的难度在于，需要非常熟悉巨大场馆中的每一个设施，每一条通道路线，每一项运行规定，要记的东西十分繁琐。

这也总要有一个从生疏到熟练的学习和试错过程。还是大学生的惟心是她所在的团队里年纪较小的一个，其他人都来自五湖四海，最开始的她还一度害怕不知道怎么和新朋友们相处，“很拘谨，怕别人不愿意理我，更不知道如何与别人亲近”。但慢慢地，她发现伙伴们都是很好相处的人，也都是有着喜怒哀乐的年轻人，休息间隙还会“摸鱼”一起玩狼人杀，彼此的关系也在游戏中被拉近。

志愿者的工作也时常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机动调整。惟心就面对过自己所在岗位被取消的情况，后来守过电梯口，也做过东环廊打卡点的引导员。她曾因为没能熟练回答观众“如何使用数字人民币”的问询而非常懊恼，也因为有观众愿意放心把手里的物品和孩子交给她照看而收获被信任的感觉，更因为听到来自观众的一句“辛苦啦”的问候和道谢而无比开心……

“这个冬天，我做了一场美丽的梦，一场关于冰雪的梦，一场关于冬奥的梦。一切发生在北京的这个冬天里。”惟心写道。

就像正蓝700一样，虽然只是临时的志愿者，但他们都把这当做一份严肃的工作认真对待。尽管没有留下太多影像记录，但这些文字和照片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份更独特和细腻的视角来了解一个大事件，我们在看到更多微观记录的同时，这些个体化的经历也在一点点拓宽我们有限的人生经验。

朴素而宝贵的生存智慧

2022年注定会成为无数人生命里无法忘记的一年。

“不能旅行的日子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离职之后，你是如何调整好状态的？”

……

知乎上的一个个提问已经说明，在这充满变化的一年，许多人的关注点已经从如何能赚更多钱、如何能在职场中获得更快晋升之类的问题，转向了应当如何自处，如何才能在充满不确定的宏观背景下把生活的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中。

陈大可是在近两年的裁员潮中不幸失业的一个，她在去年2月的一天突然收到了原公司的裁员通知，公司计划从30多人收编到6个。比起没有了收入，最令陈大可不适应的，是“没了单位”这件事本身——作为一个东北人，她对“有一份正经工作”的执念很深，工作了十多年后突然失业，对陈大可是个不小的打击，一想到“节日没有工会礼品，开工没有领导发利是了”，她便感到异常失落。

不过，这种失落感并没有持续太久。凭着一股“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劲儿，她很快在朋友那里找到两份在家就可以搞定的兼职，渐渐发现这种工作方式不仅时间更加自由，收入也很快恢复到了离职前的水平，这对她接受现状、迅速调整好状态帮助非常大。

“感到自己仍然很有价值，可能是克服失业后失落感的第一利器。”陈大可在知乎写道。不过与其说走出失落是因为朋友的关照，倒不如说是她没有让自己一直陷在失业的负面情绪里，用对自己的理性认识去和人生中的不确定性做对抗。

陈大可的成长路径几乎和所有中国式家庭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无异：读书—念好大学—找好工作。“但这套方法论最多只能概括40岁之前的人生，比如我，从没想到我会在35岁盛年失业。”在离职前的四五年，她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开始尝试去做一些能让自己保持赚钱能力的副业。这些尝试也成为她失业后的兜底，让她不至于因为一次打击而一蹶不振。

“一味的缅怀过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作为个体，只能往前看，也必须往前看。越快的学会剥离，学会认清楚自己，就越容易走出来。”

失业之后，她读了许多能带给自己启发的书，也从一些正能量的综艺节目中汲取过力量；而也从那个时候起，陈大可开始频繁地在知乎锻炼自己的写作，成为了知乎儿童教育和母婴话题下的优秀答主，甚至还考上了中科院心理所的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现在的她，已经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在写文章赚稿费的同时，也会帮朋友的公司做一些咨询工作，这些都足以能养活自己。

“我也得尝试一下其他的副业，现在很迷茫。天天在公司混日子。钱也没挣到多少，还影响心情。”有网友在陈大可的知乎下留言。某种意义上说，知乎其实很像一个互助平台——失业是不少人在近两年的遭遇，但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陈大可一样迅速走出失落，她的回答在记录自己经历的同时，无形中也给了很多人重新开始的力量。

ID为“薯条她爸”的知乎用户，也经历过类似的焦虑，不过让他焦虑的不是失业，而是热爱户外的他，过去两年就像被圈养在笼子里的鸟，出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今年出门的机会比往年都少，更别提出远门了。”2020年以前，薯条她爸一家三口隔三差五就会往外跑，甚至每次刚刚从外面回来没多久，就开始了下一次的旅行计划。2020年对于薯条她爸一家来说，是“活在焦虑之中”的一年，因为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才会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这一年二女儿的出生让薯条她爸的焦虑有了一些缓解，恰逢露营的风潮在国内兴起，他开始谋划着，何不带着儿子女儿一起，去尝试一些实现难度不那么大的露营？

在这之前，薯条她爸并不是知乎上亲子领域的答主，回答过的问题也鲜少提及孩子。但随着露营的这扇门被打开，他在和孩子一起探索户外的过程中却收获了别样的乐趣，“我可以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对户外的喜爱，一直往户外走，真的大大降低了他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甚至哥哥今年都还不会玩手机，我认为我真的做了个正确的选择。”

他把和孩子一起露营和徒步的经历写下来发到了知乎上，还因此成为了知乎“露营”话题下的优秀答主。在和孩子一起探索自然的旅程里，他发现两年前弥漫在生活里的焦虑，此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2022年，不能旅行的日子里，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要把不能出门归咎在其他事情上，换个思路，去不了远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去看看身边的美呢？”薯条她爸写道。

不管是薯条她爸还是陈大可，他们都只是非常朴素地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如实地记录下来，但从这些质朴的言语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个面对变化积极生活的身影。也许，能“治”好我们迷茫和焦虑的，从来都不是一碗鸡汤。

帮助我们通往未来的，唯有知识

在32岁的北大天体物理学博士刘博洋身上，似乎少有来自生活的焦虑。从4岁那年，一则彗星撞击木星的新闻在心里种下对天文学热爱的种子起，能让他烦恼的，好像就只有“怎么才能更精准清晰地捕捉到一颗天体”。

国际空间站，太空中最大人造天体，自从在2020年疫情初宅家期间看到一张国外天文爱好者大牛拍摄的异常清楚的国际空间站照片后，他便萌生了想研究用长焦距望远镜跟踪拍摄空间站细节的想法——就在大部分人为大环境而苦恼的时候，刘博洋却一心扑在了研究怎么拍摄空间站上，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空间，开始了自己的运行轨迹。

然而研究起初并不顺利。

空间站过境时的移动速度高达每秒7.68千米，相当于手枪子弹出膛速度的20倍，每92分钟可以绕地球一圈，靠人力实现稳定跟踪几乎不可能。如果望远镜定着不动，不到半秒钟空间站就飞过去了，很难记录它的动态影像。

刘博洋几乎把能找到的可以用来控制望远镜跟踪的软件试了个遍，但在实操过程中，这些软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适配问题，跟软件作者多轮沟通，也还是无法解决。

很快两年过去，进入2022年，从天舟三号撤离空间站，到天舟4号的发射，神舟14号发射，再到之后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还有神舟15号发射等等……刘博洋当时就意识到，今年会是中国空间站建设最密集的一年，每个月、甚至每一天的形态都可能不一样。

“如果我不能在天舟4号发射前，搞定这个跟踪拍摄空间站的技术，我就会错过这一切，就不能用这种高清放大特写拍摄的方式去记录中国空间站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国空间站建设进程的加速就像一剂催化剂，让刘博洋的研究变得空前紧迫。

3月中旬，从上海返京居家隔离期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使用别人的跟踪软件，自己动手编写望远镜控制脚本。

他花五天时间完成了空间站跟踪脚本的基本雏形，接着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试验。

3月20日，第一次试拍。使用摇杆手动控制望远镜，未能捕获。

3月23日，第二次试拍。此时已经实现了自动光学跟踪，但因为微单刚到手不熟悉，未能及时对焦。

3月27日，第三次试拍。但因为寻星镜视场太小，手动控制下，没能及时进行初步捕获、没能进入自动跟踪流程。

3月31日，第四次试拍。第一次成功尾随，但还不完美。

……

这段时间，在北京罕见的春雪里，刘博洋昼伏夜出，每餐两个肯德基鸡肉卷。而终于在经历了12天时间的连续测试之后，他终于在4月的第六次试拍中，凭借自主开发的光学跟踪技术，成功拍出迄今为止最高清的中国空间站特写影像，成为国内采用该技术拍摄到高清中国空间站的第一人。

他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发到了知乎上，很快获得了649个“赞同”。评论中满是网友们对他的佩服，也有不少人和他请教和切磋天体拍摄相关的专业问题。

刘博洋在某种程度代表了知乎上最原始的那批答主，他们崇尚知识，是各自领域的专家，态度专业。以刘博洋为代表的用户将知乎的这种传统很好地保留了下来，不过，如果你仔细看他的记录，会发现他的知乎回答并没有太多让普通人看不懂的专业术语，反而有很多通俗到不能再通俗的个人体悟。

“求人不如求己，有的时候逼一逼自己、刷几个大夜，看似困难的问题，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刘博洋写道。

他几乎是伴随知乎成长起来的科普创作者，在一次采访中，他也坦言科研不是自己最擅长的，科普才是。他会“友情承接”科研项目的传播，师弟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章，刘博洋虽然很“酸”，但是也很乐意能帮忙扩散他们的探索和发现，搞科研是很寂寞的，让更多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是一种安慰和鼓励。

在知乎这样连接公众的平台，在上面做科普也早已成了刘博洋生活的一部分。翻看他的知乎回答常常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会忘记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烦扰。知识在此时，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而是给每个人的安慰剂，足以让我们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抓住一些不变的东西，获得通往未来的勇气。

结语：一个有人情味的知乎

“我们曾经以为，过好2022的答案在更遥远的地方，可回过头才发现，它就藏在我们用心经营，触手可及的日常里。”这是知乎今年的年度视频《身边自有答案》中的一句话，这些知乎用户的故事，正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作为知乎2022年终盘点的一部分，这支年度视频也让我们看到，一向以持续输出“专业讨论”内容的知乎，也有颇具人情味的一面。这些具有人情味的回答和故事，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知乎在第二个十年的社区氛围，不断吸引着新用户。

作家贾平凹曾说过，“写出个人和时代的命运交契，才是好故事。”不具备作家文笔和想象力的每个普通人，也能在这个时代通过网络平台记录下自己在平凡生活中的闪光故事，并被更多人看到。在知乎的一亿知友里，普通人的故事不只是字面上的数字，而是无数有血有肉的人属于自己的书写。这同时也是当下中国人的集体回忆，这种线上社区让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时代的连接更加紧密。

2022年，有无数普通人在知乎用具体回答焦虑，用笃定回答变化，用经历回答迷茫，用知识回答远方，在2023年即将到来的档口，因为一支温暖的视频，我们也获得了更多从容。

50年50人｜竹内亮夫妇：记录真实中国，为中日交流做一点努力

【编者按】

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五十载冷暖起伏，半世纪沧桑巨变。共同的记忆、特别的联结、持续的接力，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

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推出“50年50人”专题报道，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开拓者、践行者，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下一个50年”。

人群中，竹内亮很容易被认出来：他瘦瘦黑黑的，帽檐下露出自然卷，身上斜挎着包、单反，白T恤正面绘有长江和“再会长江”四个字，背面是长江沿岸城市。

这个夏天，日本导演竹内亮刚拍完纪录片《再会长江》。去年10月开始，他和团队从长江源头出发，重走6300公里，从青海、云南、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路拍到江苏、上海，记录长江沿岸风土人情。

7月中旬，他们来到武汉。这天是武汉渡江节。一大早，竹内亮和团队赶到大禹神话园。

7月16日，竹内亮在武汉拍摄渡江节。本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江边挤满了人，竹内亮钻到最前面，想拍渡江的选手。在烈日下站了一两个小时，只拍到了观众。

“拍不了就拍不了。”竹内亮说，“这才有那种没有剧本的魅力”。

竹内亮崇尚真实，坚持无脚本拍摄。每去到一个城市，他会发微博募集主人公，去了再决定拍什么，“很随意”。

拍完后，去吃早饭。竹内亮喜欢热干面，但因为之后要拍跟采访对象吃热干面的场景，为了把新鲜感留到吃的那一刻，他忍住没买，四处问，有豆皮吗？

这是竹内亮来到中国生活的第九年。

18年前，26岁的竹内亮认识了在日本留学的南京姑娘赵萍，对她一见钟情。赵萍父母很反对，不希望独生女儿找个日本人结婚。竹内亮三次上门提亲，才说服岳父母同意。

竹内亮夫妇。

认识赵萍后，竹内亮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开始拍摄更多关于中国的纪录片。2010年，他到中国拍摄《长江天地大纪行》时，发现很多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还停留在过去。他决心要到中国生活，拍纪录片，把日本文化介绍给中国人。

这个想法起初遭到了妻子的反对。在竹内亮的坚持下，2013年，一家人从日本回到南京，创业拍纪录片。

2015年开始，竹内亮拍摄《我住在这里的理由》（以下简称《我住》），介绍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和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开始受到关注。

2020年，他拍摄的疫情纪录片《南京抗疫现场》《好久不见，武汉》和《后疫情时代》，在中日两国引发热议，两次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点赞。“对竹内亮导演不带偏见地、真实地记录中国走过的这段非凡历程表示赞赏。这个世界太需要有人像竹内亮导演这样去传递真实的情况和真实的情感。”华春莹曾如此评价道。

作为一个生活在南京的日本导演，竹内亮说，这些年拍纪录片，是想传达中国和日本的魅力，将中日两国文化介绍给对方国家。他形容自己是“在悬崖边走”，被怀疑过是“间谍”，也被骂过在“拍马屁”。但他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事。

“我喜欢中国，所以待在中国。”竹内亮颇为坦然。

竹内亮夫妇的全家福。

“我喜欢中国人的随意、自由”

澎湃新闻：你们第一次到对方国家是什么时候？对对方国家第一印象怎么样？

竹内亮：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01年，帮日本广播协会（NHK）拍《麻将的起源》。我当时去了上海，宁波，江苏。

我印象最深的是去一个小卖店买了瓶水，老板把零钱扔给我。我非常惊讶，日本超市不可能把零钱扔给客人。后来他开始跟我聊天，问我是外国人吗？从哪里来？

这种老板我之前没有见过。日本所有的服务员、老板都像机器人一样，会一直微笑着说“谢谢，欢迎光临”，就结束了，没法交流。我那时就感觉，中国人非常随意、自由，当时就喜欢上中国了。

赵萍：我第一次去日本也是2001年，到日本留学。当时南京没有直飞日本的航班，必须从上海飞。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我碰到了一个从日本到中国旅游的团队。其中一个日本大妈听说我要去日本留学，说“把你的地址给我，到时候给你写信”。

我以为日本人很客气，就嘴上说说，没想到她真的给我寄信。之后我们一直有交流。她经常给我寄吃的，还给我零花钱。

我考上日本大学的时候，她说“你爸妈没来日本参加你的入学典礼，我作为你‘日本的妈妈’，要去参加”。她特意从关西赶到横滨参加。后来我结婚的时候，她还到中国参加我的婚礼。

在日本，我碰到过很多对我很好的人。不过，日本人特别客气、讲规矩，很多事情不直接说，要让你去猜，这一点我不太适应。

澎湃新闻：你们是怎么相识的？

竹内亮：2004年，我在日本拍纪录片，要采访中国人，当时我不会讲中文，需要翻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我老婆。她当时是留学生，日语很好，长得很漂亮，我对她一见钟情。

赵萍：跟他第一次见面之前，我们通过电话。他知道我在找工作，非常热心地说，可以帮我介绍。我以为他是一个大叔，因为日本的大叔大妈对我们这种留学生很“亚撒西”（亲易近人），会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见面之后我很吃惊的是，他居然这么年轻。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直接介绍了一个朋友给我。我就觉得，这个人蛮善良的，愿意帮助人。

竹内亮夫妇旧照。

澎湃新闻：你们相识后，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竹内亮：我在东京迪士尼乐园跟她表白，她拒绝了，我非常受打击。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手机收到她的短信说，想来想去，还是可以跟我交往。我们就开始交往了。

赵萍：我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一直说，我很喜欢日本迪士尼，工作结束后我们一块去。去了之后，他突然就开始告白。当时我整个人是懵的，捂着耳朵，说你不要说，我不要听。因为我来日本之前，我妈妈叫我不要找个日本人回来。所以我当时是比较矛盾的，不想让他告白。

但是他已经告白了，如果我不和他交往的话，可能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我就说，要不我们先交往半年试试看，如果半年之后关系很稳定的话，我再跟我爸妈讲。

半年后我跟爸妈讲了这件事，我妈听了之后有点被欺骗的感觉。因为我是独生子女，我妈不希望我一直留在国外。再加上竹内亮的条件、长相不是中国老一辈人很能接受的那种，胡子拉碴，收入很低，还是个外国人，没有一点达到她对未来女婿的期望。

澎湃新闻：后来怎么说服他们同意的呢？

竹内亮：我三次到南京提亲。虽然赵萍的妈妈多次反对，但我一直坚持，不放弃。第三次的时候，她妈妈一看，我又来了，没办法，就不得不同意了。

赵萍：我后来跟我妈说，如果不能继续跟他交往的话，我将来就不去日本了。我妈妈觉得再反对也没用，说你的人生你自己来掌握就好，将来不要后悔。所以最后不是我们说服了她，而是我妈妈理解了我的心情，放弃了她的执念。

澎湃新闻：竹内亮的家人是什么态度？

赵萍：我们刚交往没多久就去他爸妈家了。他妈妈问我，“我儿子哪点好，你觉得跟我儿子交往没问题吗？”他们完全没有反对，反而会担心我。后来交往不到两年，我们就结婚了。

2007年，竹内亮夫妇在南京举办婚礼，竹内亮到赵萍家中接亲。

竹内亮夫妇的日式婚纱照。

“我要去中国”

澎湃新闻：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来中国生活的？

竹内亮：结婚后第二年，我就想去中国生活。当时我爸爸反对，他说你现在还在学习阶段，先把工作做好。现在回头看，我爸的判断是对的，因为我当时还没拍过非常厉害的、拿奖的作品。

澎湃新闻：后来怎么下定决心到中国生活呢？

竹内亮：2010年，我给NHK拍纪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当时去了四川、云南、青海，很多人一见到我就问，你是日本人吗？高仓健现在怎么样？山口百惠现在怎么样？

2010年，竹内亮（左一）在中国拍摄《长江天地大纪行》。

我很震惊，现在网络已经很发达了，他们为什么还在问我山口百惠？

我发现，他们完全不知道现在的日本是什么样，只知道二战时候的“日本鬼子”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时我就想，我要去中国，学中文，把日本文化介绍给中国人。

我跟老婆说，我想去中国挑战自己，被反对了。因为我们在日本已经非常稳定，房子也买了，为什么要放弃所有来到中国？我坚持两年一直说服她，后来她终于同意了。

赵萍：我们2012年8月提出辞职。当时我上司说，你们不要回去，风险很大。我上司说，现在中日关系这么紧张，你们去中国也没有工作。但我们还是不想放弃，所以在2013年8月回到中国创业。

澎湃新闻：回中国后，刚开始创业难吗？

竹内亮：我们刚回来时，好多中日合作的节目、项目都没了。当时我认识好几个住在中国的日本导演、演员，都没有工作，回去了。我也去找中国的电视台，问能不能一起做介绍日本文化的节目，但没人愿意投资。所以我们只能继续接点日本电视台的活。

头两年完全没有方向，一直到2015年，我发现有一些自媒体平台，可以自己拍、自己上传节目，不需要和电视台合作，我们就开始做自媒体。

赵萍：我们刚到中国的时候没事干，我就天天陪着他学中文，他白天去南京大学上课，放学后找个快餐店，我陪着他边吃东西，边帮他复习，晚上再一块看电视剧学中文，他看不懂就问我。前两年都是这种状态。

澎湃新闻：你们从2015年开始拍摄《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当时怎么想到拍这个的？

竹内亮：拍《我住》是我老婆的想法。我一直想做介绍日本文化的节目，但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玩。有一天她突然说，能不能拍住在日本的中国人，通过他们的故事来介绍日本文化。我觉得想法不错，就开始拍了。

《我住》第一次拍摄现场照

赵萍：刚开始拍《我住》的时候，别人不认识竹内亮是谁，也不知道《我住》是什么节目，不愿意出镜。所以前期只要有人愿意，觉得故事可以做出一些不同的点，就行了。

另一个困难是，我们自己投资，费用非常紧张，节目又是无台本拍摄，后期全靠竹内亮一人，根本保证不了周更。我们就商量，再拍一次，如果还是没有赞助的话，就放弃。没想到，慢慢的《我住》反响越来越好，有人就找来赞助我们。

我们拍摄的时候，碰到过很多人说，“我以前讨厌日本，看了你们的节目，想到日本来看一看”；也碰到过日本人，说他以前非常讨厌中国，看了《我住》后愿意去了解中国，现在已经喜欢上了。这个也是我们的初衷，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对日本或者中国有刻板印象，放弃去了解对方。

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对日本感兴趣或者做中日文化方面的人，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就是可能没有出圈。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当网红”

澎湃新闻：很多人认识你们，是从2020年3月的《南京抗疫现场》开始，当时怎么想到拍这个的？

赵萍：当时因为疫情，不能去其他地方拍摄，只能拍身边能拍的东西。我们觉得南京抗疫做得很好，想让日本的网友看一看，就拍了《南京抗疫现场》。没想到日本电视台很感兴趣，都联系我们想要播出。中国国内网友也说想看。

这其实蛮出乎我们意料的，意外地在日本火了一把，在中国也火了一把。大家的反馈普遍都很好，觉得内容比较真实。

竹内亮：《南京抗疫现场》在日本的反馈非常好，那段时间，日本几乎所有电视台都在播这个，它还登上了日本影响力最大的雅虎网站首页。好多日本朋友看后联系我，说中国防疫措施好厉害。

《好久不见，武汉》海报

澎湃新闻：2020年6月，你去武汉拍摄了《好久不见，武汉》，你对那次拍摄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竹内亮：当时武汉刚解封没多久，我想去看看武汉是什么样的。很多人反对，说当时去武汉还有点危险，但我还是想去。我就在网上募集主人公，从报名的粉丝中选择了10个人，这样的拍法当时是第一次尝试，很成功，因为是我的粉丝，所以都非常信赖我们。

拍摄过程中，他们每个人都很感谢我们，因为解封之后很少有人关注武汉，我们去了，而且拍的是比较正能量的故事。武汉人的热情也让我们非常感动。

澎湃新闻：《好久不见，武汉》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点赞，展现了武汉经历疫情创伤之后的实景和武汉人的坚韧、豁达。这是你的片子第一次被外交部发言人点赞，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竹内亮：非常惊讶，这个真没想到。《好久不见，武汉》上线不到24小时，播放量就破2500万；上线10天，话题阅读量破亿。在日本电视台播，收视率也很高。

之后的《后疫情时代》也被华春莹点赞了，登上了雅虎首页。不过《后疫情时代》夸中国的部分比较多，被一些日本人说，在“拍中国人的马屁”。

赵萍：我当时很吃惊，没想到节目影响力这么大，有点担心。结果还是被误解。

澎湃新闻：片子火了之后，会有一种成为网红的感觉吗？

竹内亮：有啊。2020年一年，我接受了200多家媒体采访。粉丝多了，街上认识我的人也多了。去泡澡的时候经常遇到粉丝，在完全脱光的情况下，一直跟我聊天，很尴尬。

不过我还是一直在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当网红，短时间的火没有意义，还是要靠作品。

澎湃新闻：走红之后，是不是也面临着一些争议和误解？你们怎么看待这些争议的声音？

竹内亮：我被（中日）双方的人都说过是“间谍”。还有网友说，我只拍中国好的地方，“这个完全是错的”。我个人对负面的东西不怎么感兴趣。我老婆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爱人的祖国。我想把它好玩的、文化的一面展现给大家。不会为了“黑”而去拍（负面）。这些争议声，我不太在乎。

赵萍：竹内亮拍片子，两边都在骂。他跟我说，他不在乎，但我能感觉到，他情绪会受影响。外国网友骂他，他还不那么在意，中国网友的抨击会让他更伤心。我怕这种声音太多的话，会影响到他的创作欲望。他创作的初衷是为了加深双方对对方国家的认知跟了解，但结果出来的是这样的声音，他可能就不想拍了。

创作热情没有了的话，现在能做像我们这样事情的人不多了。我们也要为我们所认为对的事情去努力。

“在中国生活需要不断地变化”

澎湃新闻：作为中日跨国夫妇，你们在生活习惯、饮食、教育方面有差异吗？

竹内亮：其实很少，跟日本女人相比的话，她不做家务（哈哈），不做饭，一般日本婆婆会觉得，儿媳必须会做家务，但我不在乎，我爸妈也理解。

饮食上没有太大差异，她不太喜欢吃生鱼片、生马肉，我什么都能吃。

我们跨国婚姻不太一样的地方，可能是我们很少带孩子，岳父岳母带孩子比较多，这是一个中国的特点，日本人90%以上是自己带孩子。

教育理念上也不一样。日本的教育方式是比较轻松的，以玩为主，开心就好。中国是学习为主。我儿子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作业特别多。我经常说，不要写作业了，去玩吧。我老婆就生气，说肯定要写作业，不能去玩。最后都是我妥协。

赵萍：我不算很鸡娃的妈妈，但我觉得，老师布置的作业一定要完成。竹内亮觉得，孩子不想学就不要学了。我妈妈以前当过小学老师，对孩子学习的要求比我还高。三个人理念完全不一样，搞得孩子也很混乱。

儿子上初中后完全跟不上，（今年）5月我们送他回日本上学，想看他能不能适应。

竹内亮一家四口。

澎湃新闻：这些年在南京生活，竹内亮日本人的身份对你们有影响吗？

竹内亮：我2013年回南京生活的时候，日本朋友们担心我会被欺负。我其实有点担心孩子在中国上学会被同学欺负。实际上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大部分中国人挺友好的。

赵萍：我们在南京不会刻意不说日语，就正常生活。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中文不太好，一个女同学经常主动帮助他。女孩住在我家附近，我后来才知道，她爷爷以前被日本人打伤过，但他们会客观地看待。我们两家处得挺好的。

儿子小学的时候，有同学开玩笑叫他小日本，他说，“不许这样说我。”不过之后就没人叫了。

我感觉南京是个很包容的城市。前段时间，我们拍摄碰到了很多“老南京”，70岁左右，一听竹内亮是日本人，很在乎他的感受，怕说的话刺激到他，说“我们想表达的是那个时候对我们这边做过那些事情的日本人是坏人”，非常友善。

澎湃新闻：你们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吗？

竹内亮：去过很多次。我第一次来南京的时候就去了，去的时候很惊讶，发现原来是这样子，以前在学校没有学过。

我的日本朋友们来南京，我也会带他们去。他们也是一样的感觉。不仅是南京大屠杀，整个（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他们都不知道，只学过一点点。现在中日之间好多矛盾的来源是历史原因，我觉得日本人应该知道这段历史。

澎湃新闻：从你2001年第一次来中国到现在，你感觉中国这些年有什么变化？

竹内亮：我2013年来中国时，发现中国跟2001年的时候没什么区别，但从2013年到现在，完全不一样，像另一个国家。

中国这十年的变化太大了。中国经济、互联网的发展，影视行业，好多方面已经超过日本了；空气原来很脏，现在没什么大问题；马路变干净了，有垃圾分类了；以前中国人吃饭，菜点得多，现在开始光盘行动了；以前开车的时候特别乱，现在好多道路监控，越来越有秩序了。

西部穷的地方还是有，但是变化也挺大，有了马路，人们的思想也开放了，教育环境也比以前好多了，但是跟城市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感觉在中国生活跟在日本也不一样，需要不断地变化，要不然跟不上时代。

日本媒体还停留在一二十年前，非常保守，不喜欢新的东西。日本自媒体行业不发达，拍纪录片，还是要跟电视台合作，现在日本拍纪录片的人越来越少。我好几个在日本拍纪录片的导演朋友，尝试过在YouTube上播自己拍的纪录片，基本上没有人看。所以我感觉，我来中国来得很对。

为中日交流做一点努力

澎湃新闻：你们在两国都生活过，感受到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有什么误解吗？

竹内亮：中日两国在文化认同上有一些误解。比如，中国人一听到日本女生，就觉得非常贤惠、温柔，但其实，日本女生挺强的；而很多日本人以为中国人都有钱。

造成误解最主要的原因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获得点击量，刻意报道对方不好的地方。

我拍纪录片的时候，一直在寻找这种平衡。因为我们的片子同时在中国、日本播出，不能偏向某一方。如果拍黑中国的，虽然在日本的点击量高，但会被中国人骂；如果太夸中国，又会被日本人骂，说不客观。

赵萍：我觉得误解有很多，互相都有刻板印象。日本一些年轻人看到电视上中国不好的报道后，就觉得中国人很凶，说话声音大，不礼貌。中国年轻人说起日本，一部分受动漫、日剧影响，喜欢日本文化；另一部分对日本一无所知，甚至有些仇恨。

其实是互相缺少真正的了解。之前可能因为历史的原因，大家互相想要了解的欲望比较少。再加上疫情，造成现在互相了解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澎湃新闻：有网友评价，说你们是中日友好的桥梁，你们怎么看待自己所做的事情？

赵萍：我们做的是中外文化交流。我们刚开始做节目的初衷，是因为我们是中日夫妻，对互相的了解是最深的，看到的是双方人民最真实的样子。如果通过我们做的事情，能促进中日之间的了解，肯定是最好的，这也是我们坚持的意义。

中日交流之外，我们还希望扩展到世界，做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流，采访住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让中国人了解其他国家的人，也让其他国家的人对中国多一些了解。

竹内亮一直说，他不喜欢“中日友好”这个词，因为友好，好像是一定要强迫大家做好朋友，我们是希望让大家互相了解后，觉得喜欢就喜欢；如果不互相了解，停留在一些不好的刻板印象上，会造成误解甚至不好的结果。希望大家能用一个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对方国家，而不是一提到日本或中国，就做出过激的反应。

澎湃新闻：你们接下来对自己的事业有什么规划？有没有很想拍的主题？

竹内亮：我想多拍纪录片电影，在电影院上映。《再会长江》是横观中国，之后我打算拍纵观日本，从北海道开始，东京、京都、大阪，福冈、冲绳……目前还没筹到钱，先拍一部，播出之后再募集资金。

我一直想拍南京历史和南京大屠杀事件，想拍参与大屠杀的日本人，如果拍到的话，会很有意义。（大屠杀的）幸存者其他人都拍过，我的身份比较尴尬，一个日本人去拍他们的话，他们也会难受吧。所以还要拍别的，注入日本人的角度，才有意义。

我还想拍在中国影视作品中扮演“鬼子”的日本演员，比如矢野浩二，好奇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赵萍：我们现在的粉丝大部分是中国人，日本粉丝这一块，还有很大的空间。接下来希望多做一些面向日本粉丝的节目。我们也在做一些介绍其他国家的纪录片，一些竹内亮不出镜的纪录片。

2021年万圣节，竹内亮cos白雪公主。

澎湃新闻：你之前拍了《我住》，对你自己来说，住在中国的理由是什么？

竹内亮：以前是我想把日本文化介绍给中国人，同时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日本人或者海外。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已经是半个中国人了。我的朋友、同事、家人、工作、生活都在中国。我喜欢中国，所以待在中国。如果我不拍片子了，也想待在这儿。

澎湃新闻：对中日两国人民或者中日关系有什么样的期待？

竹内亮：现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偏见、误解太多了，希望中国的朋友们和日本的朋友们，不要有那么多误解，互相到对方国家玩，中国很好玩，日本也好玩。

赵萍：我希望中日关系越来越好。因为如果中日关系不好的话，我们的孩子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很难生活下去。我们的事业也一样。我们也在为中日交流做自己的一点努力。

花12个小时清点遗物，他们发现老人还有一位在世的亲人

澎湃新闻记者 何沛芸 廖艳 实习生 肖霞洁

一位全职妈妈找到木棉（化名），委托她帮忙整理家里的物品。

丈夫长期出差在外，这位妈妈管理着150多平米的房子，洗衣、做饭、送孩子上学，但她不知道每天在忙什么，不知不觉时间就被占满。她自己也会整理房间，但好像越理越乱。

木棉意识到，她需要帮这位妈妈梳理和取舍，找回那些不知不觉被消耗的时间和精力，将注意力重新放在自己和家人身上。

木棉的职业是整理师，又称整理收纳师、整理咨询师，通过与委托人交流，为委托人提供家居整理、收纳方案和服务。

2021年1月，国家人社部正式对外公示“整理收纳师”作为我国家政服务行业细分新工种。《2021中国整理行业白皮书》显示，目前国内接受过职业整理师培训的总人数超过18000人，2020年-2021年全国新增职业整理师9800余人。

“收纳有什么难的？”整理师常常面对这样的质疑，但对于他们来说，整理不只是叠叠衣服而已。通过整理物品，整理师深入私人空间与家庭，像解开一团纠缠的毛线球，帮助委托人找到开启新生活的线头。

小蔓团队曾帮委托人收拾过的厨房前后对比。受访者提供

整理的“魔法”

今年是木棉成为整理师的第6年，在此之前，她曾在房地产行业工作了13年。那是个完全不同的、快节奏的世界，绩效、加班、焦虑占满了她的身心。

有天晚上，木棉躺在床上睡觉，一个东西掉下来，吓了她一跳，她打开灯，发现是天花板上脱落的一块墙皮。

木棉认真看了看她的家。这是一所有二三十年历史的老房子，是为了方便孩子上学买的学区房，墙皮有一些鼓包，二手的红木衣橱被塞得满满当当。木棉想到，刚搬进来的时候她曾打算等有时间时好好装修一下。

情绪一下子涌上来，她坐在床上崩溃大哭，“这种混乱不堪的状态，我再也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了，我一定要改变。”

2015年，木棉辞去别人羡慕的高薪房地产工作，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开始了一系列改变。

她扔掉了上百件衣服、过期的化妆品。等不及找装修公司，她买了涂料，自己动手刷墙。

刷完墙，老式的家具也不匹配整个屋子的氛围了，她把客厅里的茶几，换成一张大板桌，布置了一排书架。

空间发生变化的同时，家里的氛围也随之改变。木棉一下子有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感。“这才是生活啊。”她体会到自己曾期待的幸福：一家人待在一起，孩子在桌前写作业，先生办公，她看书。

她读到一本名为《我决定简单地生活》的书，知道了整理师这个职业。她被击中了，“我不也是做了‘断舍离’吗？” 后来，她又阅读了十几本关于整理的书，她的内心萌生了一个声音：我要做一名整理师。

和木棉一样，重庆姑娘小蔓（化名）也曾经历过崩溃的瞬间。2019年年初，原本从事券商工作的她辞职了，和老公带着四个月大的猫咪一起来到深圳工作。有一次，小蔓打开衣柜，自己堆叠的衣服一下子散落到了地上。这令从小得到父母细心照顾的她，感到崩溃。

小蔓陷入疑惑，明明已经跟着网上教程叠衣服，也买了好多网红收纳产品，为什么生活还是一团糟？后来，在一本关于整理收纳的书籍中，她找到答案：家里买了太多物品，当下用不上的物品就应该丢掉。

起初，小蔓跟木棉一样采取了一系列“断舍离”行动，但结果不同， “失败”了。她按照书中的方法，丢完冗余的物品。那一刻，她觉得家里的空气都清新了，可是半个月后，她又买回来那些被丢掉的物品，因为需要用到。

经历这次失败的“断舍离”后，小蔓决定报班系统地学习整理收纳。9天的课程中，她学习到家居整理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空间规划。

在学习了理论后，小蔓有了一次线下的实践机会。她回忆，委托人是一对夫妻，有两个女儿，最小的4岁，客厅的茶几上全是小孩子玩的黏土和贴纸，女儿也不许任何人碰。在全屋收尾时，小蔓哄着小朋友说：“我们一起把黏土玩具送到玩具区，这是它们的家。”小朋友答应了。

她说，清理好茶几桌面后，小朋友立马跟妈妈说：“妈妈，茶几上可以打滚了，小姐姐们是魔法师吧。”

这之后，小蔓决定创业做一名整理收纳师。

小蔓团队曾帮委托人收拾过的厨房前后对比。受访者提供

什么是重要的

采访中，多名整理师介绍了整理咨询的流程。在整理师上门服务之前，一般会先了解委托人家里的基本情况，包括委托人的家庭成员、职业、作息、使用物品的习惯、整理需求等，再上门预采，了解空间使用情况，根据这些信息来制定个性化的整理方案。在整理服务之后，整理师还会不定期回访，以观察整理维持的效果。

从业近8年的整理师林杰潇，客户从企事业单位到个人，以都市白领为主。

一个看似雷厉风行的职业女性，家中有许多粉色的玩偶；一个看似不苟言笑的人，会保留许多过去与友人的信件。她曾遇到过一个有“囤积症”的女孩，热衷“买买买”，同款T恤衫7个颜色都要带回家，光是豆浆机就有5台以上，许多食物、护肤品已经过期，这样的结果是家中满满当当。

木棉在工作中 受访者提供

林杰潇还遇到过一位母亲，孩子马上升初三，迫切想给孩子一个私人空间。这位母亲找到林杰潇，一起花了5天时间，把家里堆满东西的小房间收拾出来，为孩子开辟了一个干净的、可以学习的环境。

林杰潇越来越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立体的、多面的。当客户的家里焕然一新、井井有条时，她能感受到对方真诚的感谢。“总要有一个契机促使大家去改变，不是现在就是将来。”她说。

对木棉来说，一个人拥有的物品往往是一个人内心状态的投射。找到她的委托人约九成是女性，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往往有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教育经历。

在委托人的私人空间里，她觉察到一个家里最细微的情绪。她曾见过一个被挤满的家庭空间，委托人一家三代6人住在一起，两位老人分别住在客厅和次卧，男主人睡在书房，女主人和两个孩子住在主卧。家里堆满了东西，地板无处下脚，桌子上甚至没有放水杯的空间。整理过程中，女主人舍不得丢掉塞满了衣柜的衣服，丈夫开始抱怨，“她就是丢不掉”。

木棉突然意识到，这对夫妻的关系是糟糕的。交流中，女主人告诉木棉，丈夫是独生子，三代住在一起，家里时常有矛盾，两个孩子出生后，夫妻两人就一直分居两室。木棉则告诉她，是否要整理需要她自己下定决心。“整理不仅仅是协助委托人整理自己的家，还是帮助委托人梳理生活状态的过程，沟通中我们慢慢打开内心。”木棉说。

女主人最终扔掉了家里冗余的物品，房间再也不是令人窒息的淤堵状态。结束整理那天，她告诉木棉，“我很开心，感受到了什么是呼吸感。”

有时，木棉也在委托人身上看到自己。有一次，一个全职妈妈找到了她。这位妈妈的丈夫长期出差在外，孩子上小学。她每天管理着150多平米的屋子，洗衣服、送孩子、做饭，厨房里有三种不同的锅炒菜。生活看似精致。

她告诉木棉，她每天不知道在忙什么，不知不觉之间时间就被占满，自己也会整理房间，但好像越整理越乱。木棉意识到，曾经的自己也是这样，虽然她们的角色不同，但关注点都放在了物品层面，而失去了对家里人的关注。

木棉花了几天时间，协助这位全职妈妈厘清家里的东西，把多余的物品送给他人或放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在她看来，“断舍离”的目的不仅是舍弃多余无用的物品，更重要的是找回这些物品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

生活与工作的冲突、家庭成员的矛盾、生活状态的混乱，在整理的过程中，都逃不开整理师的眼睛。“（委托人）要意识到什么是重要的。”木棉说。

纪录片《断，难舍离》记录了西卡为疫情中逝者做遗物整理的过程。

遗物中的生命尊严

接受采访的整理师们还接到过一些特别的案子。

2018年，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找到木棉，希望她上门整理母亲的房间。木棉得知，这位委托人的妈妈在委托人9岁时突然去世，她和父亲都无力再去触碰属于妈妈的东西。

在委托人家里一个沉默的房间里，木棉见到了沉睡了三十多年物品，梳子、老式发卡、衣物。委托人说，她和父亲都鲜少进入这个房间，母亲去世的痛苦逐渐淡化，但避而不谈的压抑情绪在两个人心中留存到现在。

木棉很受触动，原来逝者留下的物品对活着的人还有这么大的影响。那一次之后，除了家居整理的工作，她也开始关注生前整理和遗物整理的工作。

“人们看遗物整理这个职业是猎奇的，但我觉得要严肃地去看待它。”1990年出生的女孩西卡（化名）是一名家居整理师，同时也从事遗物整理的工作。

2020年，西卡第一次接触到遗物整理。她前往武汉为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3户家庭做整理，一位纪录片导演得知后记录了下来。她看到一位热爱音乐的老人离世后留下的许多乐器和手写的乐谱，也体会到遗物如何勾起生者对逝者的怀念与记忆。

两年过去，西卡已经为大约10个家庭做过遗物整理。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常常去回顾自己所经历的坎坷，关于人生的疑惑不断被解答，但疑问也不断地增加。

她认为，遗物整理师除了站在委托人的角度去想，为什么需要这次整理？还应去思考，如何做到对逝者物品的尊重？

西卡曾读过一位妈妈画给孩子的绘本，绘本中说，如果妈妈去世了，你找到了涉及妈妈隐私的物品，请不要不好意思，因为妈妈也是一个人。在她看来，逝者离世后，不一定希望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被家人知道。

也因此，遗物整理需要整理师付出足够的耐心与细心，关心每个生命的尊严。

2021年夏天，西卡受公证处委托整理了一位老人漆畹生的遗物。漆畹生没有子女，生前通过遗赠扶养协议，把遗产留给了一位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西卡和两位助手花费12个小时，对他的遗物进行清点，列出了长达54页的清单。

他们发现了漆畹生与弟弟漆黔生26年间的63封通信，其中提到了漆畹生还有一位在世的亲人，一个出生于1988年、患自闭症的侄子“小明”。

弟弟在信中写道：“我于9月6日11时3分开始变为一个男孩的爸爸，现孩子取名征求你的意见。”“孩子长得惊人的美，在一起感觉到非常好玩，实为不幸之至！！”“人生之苦我算是受够了……可怜的孩子将来将无法生存。怎么办？怎么办！”

通过信中线索，公证处最终联系上“小明”所在的福利院，确认“小明”仍在此处。这次整理最终以一场遗物展的形式呈现在公众的眼前。

展览中，西卡还设计展出了一本生前整理笔记。生前整理是指一个人提前对自己的物品和财产进行合理的规划，以免在逝世时给家人或他人造成困扰。西卡介绍，在日本，生前整理笔记是一种很日常的东西，在便利店就能够买到。这个本子由一系列的表格组成，人们可以按照表格登记自己所有的物品，包括房屋、金融、医疗等方面，甚至还有关于葬礼的期望。

在设计适合中国人的生前整理笔记时，西卡加入了更符合中国文化的元素。

西卡说，现在中国可以找遗嘱库或者律师立遗嘱，但她希望，生前整理笔记会将“立遗嘱”这件事变得更轻量化。“（立遗嘱）还是会给人一点沉重的感觉，但生前整理笔记就像中间的一个过渡，可以是一个尝试的开始。”她说。

未来，西卡希望年轻人们的数字遗产也能成为生前整理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是成长在互联网环境的一代……年轻人老了以后一定有大量的数字遗产，这就不只是单单整理他的房间那么简单，他在云端的东西可能比（房间里的）东西多得多。”西卡说。

西卡设计的生前整理笔记本。受访者供图

“做减法”

2016年林杰潇决定辞去工作全职做整理师时，家人表示了担心。“她们觉得，我放弃了一份体面而稳定的工作，从事一份充满着不确定性，可能根本无法养活自己的职业。但我自己心里是有底的，这种底气来自过去两年的沉淀与积累。”

木棉也曾面对同样的质疑，但她相信自己应当看到生活的本质，也看好整理行业的未来。

2021年，国家人社部正式对外公示“整理收纳师”作为家政服务行业细分新工种。

《2021中国整理行业白皮书》显示，目前国内接受过职业整理师培训的总人数超过18000人，2020年-2021年全国新增职业整理师9800余人，未来行业规模增速可期。作为一个新行业，收纳师会面对的质疑不只是被指为“噱头式保姆”，还有“轻轻松松月入过万”的刻板印象。

林杰潇注意到，疫情之后，人们的居家时间更长，更加重视“家”的概念与品质，室内装修引来一股小高潮，更多人开始关注家居整理，整理收纳从业人员也不断增多。

她介绍，收纳师并非像传闻那样收入轻松上万，在上海，收纳师时薪报价在200-300元左右，而用时薪去衡量月薪、年薪并不全面。收纳师并不是每天都有客户，一次完整的上门收纳工作时间很长，工作过程很消耗体力，即使有客源，收纳师的身体也吃不消。

“平均下来的话，一个月收入大概几千到一万元，基本是一个普通蓝领、上班族的工资。”林杰潇说。

而在深圳创业的小蔓，围绕大湾区开了7家主营整理收纳的门店，可接价格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订单。她说，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做全屋收纳，价格在18000元到25000元之间，不包括衣架、收纳盒等费用，会安排5名收纳师，花费3天的时间可完成。小蔓坦言，她的店员月工资在八千左右，高的可以上万元。

《2021中国整理行业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收纳整理行业从业人员年收入集中于10万以下，其中5-10万年收入占比32.82%，5万以下年收入占比为24.43%；行业整体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木棉期待，整理会逐渐变成一种常态化的服务模式。她还指出，未来行业将呈现更多各具特色的整理公司，例如，有的公司会结合室内设计，有的则结合软装搭配，还有的则聚焦个人心理咨询。

她认为，人在现代生活中过于负累，手机里的信息过多，衣橱里的衣物多，这是一个需要做减法的时代。

就像《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一书教给读者的第一个整理秘诀：“请用‘丢弃’的方法来完成整理的第一步。”

来源： 澎湃新闻

通缉犯抓捕赏金4元？对话人民赏金创始人：不盈利，自己烧钱

近日，一个名为欧阳志鹏的电诈犯罪嫌疑人因被通缉的悬赏金额仅有4元，引起广泛关注。据报道，4元是民间平台“人民赏金”上的网友众筹金额，并非警方悬赏金额。截至8月29日下午，欧阳志鹏的悬赏金额已上涨至217元。

“人民赏金”网站上嫌疑人欧阳志鹏的页面显示，网友登陆后可以通过支付不同数量的“泪滴”，来悬赏“手铐”“警棍”“警车”“牢房”，而1个“泪滴”需要花费1元购买。

企查查官网显示，“人民赏金”是武汉鼎入鑫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的一款通缉犯信息民众查询软件，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苏锦霞，2018年投资人变更前，袁艳春出资80%。

8月29日，潇湘晨报记者联系到“人民赏金”平台创始人袁艳春。袁艳春介绍，他创立这个民间平台的初衷是发动民间力量打击犯罪，举报人提供线索后可以联系平台，核实身份后领赏，而无人领取的赏金会用作公益捐献。

此事经报道引发关注后，有网友质疑，平台向网友众筹赏金，是否涉嫌非法集资甚至诈骗？对此袁艳春解释，“众筹”的表述并不准确，因为平台不对用户进行任何承诺，用户悬赏是个人消费行为，“跟直播打赏一样”，但最准确的说法还是“人民悬赏”。

对于网友建议公开打赏信息的说法，袁艳春表示，为严格保护当事人（用户）信息，防止打击报复，根据用户协议，打赏信息不能公开，但公益捐献内容可以部分公开，“可以公开总额、捐献的发票、证书等”。

对于目前的舆论发酵，袁艳春表示，他们从未宣传平台是官方网站，公布的嫌疑人信息也是公开信息，“我们是非官方、非盈利的，不是骗钱，也不属于众筹，属于消费行为，是开发票纳税的”，他们希望网友多些包容理解，对于网络上不同的声音，也支持官方的监管。

北京市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表示，“人民赏金”平台并非官方机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推出的悬赏平台，而是民间营利性公司将国家已公布的通缉令信息进行了转载、汇总、分类后，利用群众朴素的正义感以及对犯罪分子的憎恶心理，进行打赏众筹，相关的众筹款项也转入该公司账户。悬赏众筹，尚处于灰色地带，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如果悬赏平台发布虚假悬赏项目信息，则可能触碰集资诈骗类刑事法律红线。

北京市中闻（西安）律师事务所谭敏涛律师表示，打击犯罪是公安机关的责任，民间悬赏信息来源于各地公安机关，信息更新是否能和公安机关的信息更新同步值得怀疑。民间悬赏金额太少，根本无助于人民群众为打击犯罪提供线索和材料，几元、几十元的悬赏金额更感觉有一些噱头之意，网民打赏的“悬赏”金额进入了公司账户，公司对这些打赏是否进行了全额公示和公开，是否有打着悬赏的名义搞非法集资，这也值得怀疑。民间悬赏目前并无法律上的限制，但悬赏平台信息更新的滞后性和资金监管缺乏监督，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企业经营是需要成本支出的，这家公司依靠什么来维持公司的日常开支呢？如果按照公司所言，全部悬赏金用于打击犯罪，无人领取时将捐赠给公益机构，那么，这个公司的收益从何处来呢？公司又通过什么来维持呢？最后，悬赏金进入公司账户后，公司如何有效监督资金的支出也是问题，当出现大量悬赏金时，是否会存在资金使用的不透明和不公开，这些，都是隐患。”

【对话创始人袁艳春】

“榜一大哥要是把那些钱投到这里来，欧阳志鹏估计早就抓住了”

潇湘晨报：“人民悬赏”平台哪一年创立的？创立的初衷是什么？

袁艳春：2016年注册的。初衷就是打击犯罪。公安的赏金不高，没人举报，我们就想着能不能发挥民间力量。这不只是公安的事情，应该是全民参与的事情。就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好多人不知道在哪去查阅这个在逃人员信息，第二个是确实没有一个平台去这个发布这些。

就说欧阳志鹏，如果不是我们平台的话，有几个人知道？公安部发布的A级通缉令没有几个人知道。还有就是公安部赏金太低，有的嫌疑人（赏金）就几千块。我们想着发动民间力量。你看（直播平台）榜一大哥动不动就打个十几万，能买套房了，他们要是把那些钱投到这里来，欧阳志鹏也不至于4块钱，估计早就抓住了。

潇湘晨报：如果真的有群众注意到线索，能把线索提供给平台吗？

袁艳春：我们不接受举报，好多人给我们举报，我们说你直接找公安吧，因为每个（悬赏通告）下面都有办案民警的电话。我们要是接受就忙不赢了，没有这么庞大的团队。

潇湘晨报：钱怎么给举报人？

袁艳春：他来跟我们联系领取就可以了，手续很简单的。

潇湘晨报：身份信息怎么核实？跟公安机关核实吗？

袁艳春：填个表就行了。

潇湘晨报：那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实的举报人？

袁艳春：有告知责任承诺制，你承诺你是举报人，我就敢给你这个钱，如果将来说你不是，那你就是诈骗了，我们就报警啊，报警、立案，然后公安再抓捕，我们再把它（悬赏）挂在墙上。所以说到我们这来搞诈骗，有啥意思？

潇湘晨报：以前有没有举报人联系平台领赏金？

袁艳春：目前还没有人来领，目前赏金也很少。你看那个欧阳志鹏这么火爆了，才4块钱，28日晚上涨到200多了。跟榜一大哥比起来太少了，就是热起来了，但还是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他（举报人）估计觉得4块钱都看不上，还不够打车过来的费用。

非官方、非盈利，悬赏不属于众筹和打赏，属于消费

潇湘晨报：以前就有不少网友关注到这个平台，他们可能认为：如果赏金没有给举报人，那钱不就是公司自己的了吗？

袁艳春：我们在APP写得很清楚，是要捐出去的。第一我们不要服务费，收到多少钱，举报人过来就领多少，我们不像众筹网站一样收服务费。第二我们也不占用这个资金。2020年那会儿有些网友落差有点大，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个官方的（平台），结果一看是个企业，他们就说是假的。我也没说我们是官方啊，我们从来都是宣传我们是非官方、非盈利的，不是骗钱，也不属于众筹，属于消费行为，是开发票纳税的。

潇湘晨报：如果嫌疑人已经落网，信息没有及时下架，赏金还在涨怎么办？

袁艳春：没关系，如果人已经抓住了网友还继续赏，那就相当于没有人领赏金，那我就会把它捐掉，所以不下架也没关系。不过我们有一个纠错功能，如果有人给我们纠正说人已经抓获了，那我们就会把它列为完结。

我看这两天有人说是众筹，那不是众筹，就跟直播打赏一样，是属于在我们平台上购买商品的一种消费行为，就跟买Q币充值一样。（打赏）也不对，应该叫悬赏。

潇湘晨报：最近的报道对平台和您个人有什么影响？

袁艳春：没什么影响，就是想呼吁一下网友多些理解和包容。我们做的是好事，对吧？初衷是好的，结果也是好的，我们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

潇湘晨报：最近的关注度很高，官方对你们工作有什么反馈吗？

袁艳春：现在欧阳志鹏发酵这么火爆，官方肯定关注到了。对我们来说没有啥，我们就希望他们关注，希望他们监管，告诉我哪儿做得有隐患了我就调整，对吧？

（网上）说我们诈骗，那我们钱一次没有卷走，我们公司又没有跑，说我们侵犯隐私，这个属于社会公共信息的。如果官方要监督，我们会百分之百配合，也热烈欢迎公安部或者其他地方直接跟我们联系，给我们提出整改意见。

潇湘晨报：有关注到其他网友的说法吗？

袁艳春：有网友说要我们公开打赏信息，那不能公开，我们是严格保护当事人信息的，万一有人报复他呢？我们是有严格的用户协议的。

潇湘晨报：公益捐献的部分会公开吗？

袁艳春：不能公开明细，因为都有可能涉及到打击报复。可以公开总额、捐献的发票、证书等。现在还没有公开，我们开发票比较麻烦。

涉及内部人员信息不外泄，不盈利一直烧钱

潇湘晨报：您本身是做什么工作？

袁艳春：这个保密，涉及到我们内部人员的信息我们不外泄，因为特殊情况特殊领域。

潇湘晨报：公司有多少员工？

袁艳春：这个是机密，不能说。

潇湘晨报：除了这款人民赏金，公司还有做其他的软件吗？

袁艳春：没有，资金有限。

潇湘晨报：一开始是怎么把大家吸引过来做这个内容？

袁艳春：开始就是一波正能量的人汇到一起，然后就开始做，投了不少钱了。

潇湘晨报：大概投了多少钱？

袁艳春：这个也不能说，如果后面涉及到融资的话，会影响估值。

潇湘晨报：公司靠什么盈利呢？

袁艳春：我们不盈利，我们自己烧钱。

潇湘晨报记者 蒋紫雯

来源： 潇湘晨报

主播壹壹参加陌陌官方公演，获网友夸赞可以参加好声音

　　连续两年登上陌陌年度盛典舞台进行表演，人气主播壹壹的歌声备受网友们的喜欢。日前，壹壹连获官频推荐进行公演，官方给予的推荐词是“金曲唱将”。

　　昨天中午，壹壹出现在官方公演频道，为大家带来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演唱的是《三生石下》，这首极具成熟魅力的情歌被她演绎得十分精彩，歌声深情款款委婉动听，赢得满堂喝彩。

　　粉丝和网友们也都不吝赞美之词，甚至有观众给出“天籁之音”的称赞，还有网友建议壹壹参加中国好声音节目，足见其演唱实力。

　　壹壹加入陌陌直播已经有四年时间，不仅拿到过2020年度十佳女主播和《心动新歌声》分场冠军，还在金曲梦想赛中斩获金曲发行权。

　　她的首支金曲名为《爱最伤人》，由著名音乐人Mr.LQ作曲，宋普照作词，是一首伤感路线的情歌，诠释爱情给人带来的伤痛。

　　曲风柔和如微风拂过，在每个人心中荡起层层涟漪，勾起对往事的回忆，热恋中的点点滴滴浮现眼前。

　　壹壹的声音犹如细风中夹杂的一点斜雨，轻轻浸润着听众的耳朵直至内心，随着情绪的递进，歌声中流露出更多深情，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副歌部分的“这个世界爱最伤人，一字一句不留分寸”。

　　近年来壹壹较少参加平台举办的赛事，但她的直播间从来不缺动听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