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小故事qq动画文章列表:

• 1、李白诗寻踪②｜我总骗自己不再爱你——雨后望月诗歌背景
• 2、中二少女和食草老龙的奇妙之旅——食草老龙被冠以恶龙之名
• 3、孙女跟帖，暴露91岁爷爷支边往事催人泪目
• 4、牛顿手稿漂流史：与手稿交织的牛顿形象历史变迁
• 5、办好办实群众身边事身边事·年终特别报道——听读者讲述一年来身边事背后的故事

李白诗寻踪②｜我总骗自己不再爱你——雨后望月诗歌背景

文/马睿

雨后望月

李白

四郊阴霭散，开户半蟾^①生。

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

出时山眼^②白，高后海心^③明。

为惜如团扇，长吟到五更。

——李昉《文苑英华》卷一五二

【注释】

①半蟾，此指夏历初七、初八前后的半圆月。②山眼，月在山巅，有如山之眼目。③海心，犹中天，海即李商隐《嫦娥》诗所谓“碧海青天”。

【今译】

当四野阴云消散的时候，推开窗户，只见半轮明月升起在夜空中。万里原野弥漫着一片霜雾，浩浩的江水像一匹白练横亘在大地上。明月初升时，山中的泉眼反射出银白色的光芒。当它升高后，大海的中心呈现出一片明光。可惜我像这秋天的团扇一样，彻夜不眠而长吟到凌晨。

潘絜兹先生绘李太白像（马睿 临摹）

爱情，往往是用一分钟去认识她，用一个小时去喜欢她，用一天去爱她，最后却要用一生去忘记她。

李白晚婚。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时，27岁的大龄青年李白，才在安州（今湖北安陆）与前宰相许圉师的远房族孙女许氏结婚。（朱玉麒《许圉师家族的洛阳聚居与李白安陆见招——大唐西市博物馆藏〈许肃之墓志〉相关问题考论》）

古人结婚年龄比现在要早，现在30多岁还没结婚的比比皆是。在古代，为了繁衍人口，人们往往十几岁就结婚了。

唐代法律有两次关于结婚年龄的规定，第一次是在唐太宗贞观元年二月四日（627年，李白尚未出生）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第二次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5年，李白35岁）二月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王溥《唐会要》卷八三《嫁娶》）

李白27岁才结婚，算是晚婚了。虽是晚婚，但并不代表没经历过爱情。

青少年时期，15岁的李白在昌隆县衙当小吏，因为得罪了县令，辞去公职，到大匡山（在今四川江油市大康镇下庄坝村）读书修道。正是在大匡山中，他写下了这首《雨后望月》。

乍一看，这首诗似乎没什么问题，全是在写月亮如何漂亮，风景如何美丽。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李白的初恋故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君不见，诗的结尾处是“为惜如团扇，长吟到五更”。问题来了，这“团扇”啊，是一种圆形的扇子。本来也没什么，夏天嘛，大家都要用它来扇风。

在历史文化比较悠久的民族中，有些语言的符号经过长久的使用，会形成某些固定的联想。而且只有熟悉这一文化传统的人，才熟悉这一联想。西方语言符号学家将这一类词汇称为语码，类似于中国人常说的典故。团扇，就是一个文化语码。

汉代大诗人班婕妤（汉成帝刘骜的妃子）因被赵飞燕夺宠，遂写了一首《团扇歌》，又名《怨歌行》。诗曰：“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打这之后，历代诗人就常用团扇来暗喻爱情，尤其是用秋天的团扇暗喻失恋之人。

班婕妤这首诗很有名，钟嵘在《诗品》中赞扬这首诗“词旨清捷，怨深文绮”。梁朝时，该诗还被昭明太子编入《昭明文选》。李白自幼精通《昭明文选》，必然会读到这首诗，肯定知道团扇这一典故隐含的寓意。

从生理学上来说，男孩子一般是10-13岁左右进入青春期，雄性激素分泌会明显增多。因此，李白心里萌生出对异性的爱慕、思念，进而通过诗歌来表达这份情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所以，李白这首诗不是一般的诗，而是15岁的他写的一首寄托相思的情诗。

俗话说：“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李白是一个15岁的小伙子，按理说，正该处于“睡不醒”的年龄段。他不睡觉，呆呆地望着天上的月亮“长吟到五更”。“五更”相当于现在的凌晨3-5点。也就是说，天都快亮了，他还睡不着觉，这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赏月吧？如果只是为了看月亮的话，也不可能看一个通宵不睡觉。很可能是李白看到月亮，想起了心中的姑娘，思念她、回忆她、眷恋她。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清代诗人黄景仁曾说：“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黄景仁《绮怀诗二首·其一》），这“为谁”二字尤为动人心脾。李白夜不能寐必有原因，很可能是在想某个人，也可能是在想某件事。

李白为什么不在诗中点明失眠的原因呢？必然有无法言说的苦衷。由于史料缺失，无法考证出李白初恋的对象是谁，但能知道李白是感情很丰富的人。

如今青春期的初恋对象，一般以中学同学居多。古人不同，往往以邻居为多。

白居易在《感情》中的“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就是对初恋时爱慕的邻家女孩儿的回忆。因此，我推测，李白初恋的女孩儿，很可能就居住在大匡山周围的下庄坝、官渡、星火、因明、建兴和红光这几个村里。

初恋，是人生中最纯洁、最真挚的感情，不含有任何利益与杂念。这种爱慕虽是不自觉的，却是真诚的，感情色彩也是最丰富的。它不考虑家庭、财富、地位等各种社会因素，是两性间最自然的爱恋。同时，又是比较朦胧的，深受好奇心的驱使。

心中的秘密，我怕你知道，又怕你不知道，更怕你知道却装作不知道。我不说，你也不说，既远又近，若即若离。这种自然的爱恋流露，过了青春期就再也不会有了。正因为男女双方相爱时都不考虑家庭、财富、地位等社会因素，所以初恋的成功率很低，往往以悲剧收场。

在唐玄宗时期，男子一般是在15岁左右结婚，而李白27岁才和许氏在安陆结婚，由此看来，李白的这段初恋是以失败告终的。

李白是重情之人，对初恋难以忘怀，一直不肯接受新的感情，从15岁一直拖到27岁，足足拖了12年，才不得不接受“分手”这个残酷的现实，和许氏结婚。

俗话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契可尼效应。其实，人再怎么被爱，都会挂念那些没得到的爱。影响一个人的不是到手的东西，而是求之不得的东西。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得不到”，而是“差一丁点儿得到”。

行文至此，不禁使人想起李白的另一句诗来：“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李白《长相思二首（日色欲尽花含烟）》）

【作者简介】

马睿，字为愚，四川江油人。四川省第六届劳动模范、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员、绵阳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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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少女和食草老龙的奇妙之旅——食草老龙被冠以恶龙之名

一条龙和一个少女的故事。又搞笑又治愈。炎炎夏日，被一条五千岁的老龙萌化了。

动画讲述了与世无争只想过平静生活的食草龙，遇上了中二少女玲子——一个总是想让龙吃掉自己的人类女孩。

食草龙长得凶猛，实际上却是个社恐，胆子小得很。谁能想到这恶名远扬的食草龙竟然是吃素的！

无论它怎么好言相劝都无法劝退一心向死的玲子，为了让玲子活下去，老龙只能编造谎言说自己是条邪龙，在“邪龙”编造的谎言下，玲子与她认定的最强“邪龙”一同踏上了讨伐魔王军的征程。

一人一龙开始了冒险，老龙一把年纪还被迫学飞行，身边还多了一个时刻中二的守护者，场面一度抓马又搞笑，笑中还有治愈，老龙会在下雨时为玲子挡雨……

一个对人间毫无留恋，一个在人间摸爬滚打，一人一龙成为彼此生命中的一束光。

孙女跟帖，暴露91岁爷爷支边往事催人泪目

孙女跟帖“暴露”91岁爷爷支边往事催人泪目

近日，一位“平凡的清华爷爷”因为孙女的一则留言受到了许多关注，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支援大西北，后来就一直留在了陕西省定边县。在定边县的几十年间，他带着同事们一起发展当地的电力系统，为这个偏僻的小城点亮了万家灯火。80后的孙女被爷爷的家国情怀感动，在清华大学的公众号留言区写下了一段描述爷爷的文字，让这位“清华爷爷”低调、谦逊的形象跃然纸上，网友纷纷留言点赞，同时评论区涌现出了更多“平凡的支边人”。孙女把这些留言打印下来一条一条给爷爷看，爷爷笑着说：“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吧！如今看到小县城越来越好，觉得特别欣慰。”

紫牛新闻记者 张冰晶

素材来源/受访者提供

一则备受关注的留言

孙女讲述爷爷往事引发网友点赞、跟帖

近日，清华大学公众号发布了《清华电机系，你可太敢了》的推文庆祝清华大学电机系成立90周年，推文获得了不少读者转发，同时受到关注的是推文下方的一则留言。留言中，一位孙女用饱含深情的语调描述了她的“清华爷爷”。这位爷爷今年91岁，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学生。出生在上海的他大半生都在陕西省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定边县里为当地的电力事业“开荒”。留言中一个细节更是让很多网友泪目：

“2011年，爷爷收到清华百年校庆的邀请通知时激动不已，说清华大学没有忘记他，可是半个月后却对家人说：国家培养了我，我除了在北京技术改进局写的一篇论文值得上口外，几十年来碌碌无为，没有为国家作出什么贡献，无颜回清华校园，还是不去了吧。去年，县里召开了支边人员杰出人才表彰会，爷爷的事迹在县城内被广泛报道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坚持与付出对这个小县城的建设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那时爷爷才说自己没有给母校丢脸。”

这则几百字的留言，在评论区引来了许多网友点赞，还有不少读者想到了有类似经历的亲人：“我父亲是清华67届工程物理系毕业生，从他身上我看到一生秉持的清华校训。学子长念荷塘泮水，清华亦感校友清风。”“致敬老一辈纯粹朴实毫无保留的付出。立德立言，无问东西。”……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联系到了写留言的孙女毛女士，她是一名80后，现居宁夏银川。她告诉记者，她的爷爷名叫毛裕贵，“我从小常听爷爷讲起他在清华大学求学的故事，又从家人那里了解到爷爷到大西北支边的经历，很敬佩爷爷，觉得爷爷那一辈人真的有浓浓的家国情怀，所以就在留言区把爷爷的故事写了下来。没想到引起了不小的关注，评论区的留言我都转述给了爷爷，爷爷很感动，他还和我开玩笑说，我给他‘捅了个大娄子’。”

老人家的支边故事

91岁电机系学长白发苍苍支边岁月仍历历在目

毛裕贵爷爷告诉记者，他1966年来到定边，那时候的定边很少有人能用电灯，大家用的都是麻油灯，直到他参与的110千伏输电工程完工、四个变电站先后建起来，定边县才实现了全县的灯火通明。毛爷爷笑着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好多事情记不清了。但总能记得当年和一名年轻同事一起负责勘察工作时候的场景。当时架设输电线路，必须要经过盐湖，那是一片盐碱地区，架设线路面临很大困难。我和那名同事每天骑自行车，一截杆子一截杆子取土样。勘察线路都在荒滩野地，没有道路，有时候自行车没法骑，我们就推着走，推不了了再扛着自行车走，一路走一路找杆位。还有的时候一天能在崎岖的路上骑车跑几十里，颠得全身都散架了，往往到家腿都是僵硬的，自己从车上下不来，需要老伴扶住我，我才能慢慢地下车。”

1975年，为了进一步解决定边县通电的问题，毛爷爷自学土木、建筑方面的知识，带着同事们在定边县建变电站，“白天在工地上指导工人，晚上工人们都下班了，我就在工地上走走，一个人看资料。变电站不能盖在城里，只能盖在野地里，所以我在野地里睡过，在帐篷里睡过，在铺着麦草的院子里也睡过。当时工地附近的土壤一下雨就湿滑，人站不住。有一天雨下得特别大，泥地滑得没法走，我就在帐篷里饿了一天。帐篷漏雨，只有一件雨衣，我用唯一的雨衣把图纸和资料包起来，我想，人能淋湿，这些宝贵资料千万不能湿。”

“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也退休好多年了，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些画面还历历在目。”毛老感慨万千地说，自己出生在上海的黄浦江边上，但大半辈子都生活在陕西的黄土地上，黄浦江和黄土地都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老百姓，都是他热爱的家乡，“定边的老百姓特别淳朴，对我也很尊敬，总是‘毛老毛老’地喊我。现在的定边比起当年真的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街道上的车子都停不下了，也有了立交桥，我真的特别为定边感到开心！”

满分学霸说人生

“我是清华最平凡的一名学生我这一生再平常不过了”

今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成立90周年，几乎和电机系同岁的毛爷爷说，如今想起清华大学来还热泪盈眶，“刚到清华的时候，特别惊喜，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这么漂亮的大礼堂，我们宿舍在大礼堂的边上，是一幢四层的小楼，每间房都装着纱窗，窗外还布满了常青藤……”

毛爷爷说，当年觉得能进入这么漂亮的大学学习真的是太幸福了，所以大家都特别珍惜，同学们学习都特别努力，“那时候上课是没有教材的，老师都是根据自己的讲义上课，我们用笔把知识点写下来，课后还要反复看，当时心里的想法很纯粹，就是要努力把知识学好，将来要报效祖国。”

毛老到现在还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教授们的名字和所学的课程。那个年代，清华大学实行的是5分制，毛爷爷毕业时每门功课都是5分，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电力部北京技术改进局(现在的电力科学院)从事高压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他去了西安，1966年，又辗转到了陕西省定边县，后来，毛老就在定边扎了根。

采访的最后，毛爷爷云淡风轻地挥一挥手说：“其实，我是清华大学里最平凡的一名学生，我这一生，再平凡不过了。但到如今，我仍旧很感谢那段一心求学的清华时光，那时候学到的很多东西，都让我受益终身。”

来源： 扬子晚报

牛顿手稿漂流史：与手稿交织的牛顿形象历史变迁

牛顿活了84岁，一生留下大量文字，记录下了自己的所思所想。令人诧异的是，他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手稿和债券股票等财产，但并未留下任何遗嘱。牛顿为何要让手稿在自己死后接受命运的无常，承受炼狱般的折磨与考验？显然，牛顿相信自己手稿的价值，因此不忍将其丢弃，他也深知其中暗藏危险，因而不能立刻公之于众。

与手稿的历史境遇交织在一起的，是牛顿形象的历史变迁。牛顿去世时声誉如日中天，安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被支持者们奉为虔诚的科学圣徒。然而，手稿中的牛顿却是一个痴迷炼金术的反三一神论者。手稿让人们有机会理解他的两个侧面：非凡卓越的牛顿和平凡普通的牛顿。在《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中，莎拉·德里（Sarah Dry）遍访了牛顿的门徒与敌人、收藏家、商人、学者和边缘人士，以侦探笔法讲述了牛顿手稿近三百年的“奥德赛”之旅。

以下内容节选自《牛顿手稿漂流史》，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牛顿手稿漂流史》，[英]莎拉·德里 著，王哲然 译，原力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3月版

遗产继承人们很想知道，手稿中到底写了什么

面对数额庞大的遗产，牛顿的继承人们吵作一团。伍尔斯索普祖传的不动产，留给了和牛顿血缘最近的约翰（John），他是牛顿舅舅的曾孙，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当地牧师形容他是“上帝也知道的大人物家里的可怜虫”。

在之后短短六年的时间里，他沉迷赌博和酒精，将所得遗产挥霍一空。牛顿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玛丽（Mary）和汉娜，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本杰明（Benjamin），他们总共生养了8个子女，这些和牛顿具有一半血缘的侄子、侄女们瓜分了股票和养老金，这部分占了遗产相当大的比例。牛顿有将近2000本藏书，价值270英磅，被一位海军监狱的典狱长花300英镑买下，送给了教区牧师的儿子。在牛顿留下的全部遗产中，最难以估价的要属那“几千页零散污浊的手稿”，由于反复修订涂改，这些散乱的手稿显得污迹斑斑、破烂不堪。

遗产继承人们很想知道，这些手稿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能不能也卖上个价钱？他们明白，自己的这位亲戚可是个大名人，任何和他的名字沾边儿的东西，哪怕是这些陈旧的手稿，只要一经出版，肯定能稳稳地赚上一笔。于是就如何处理这些手稿，继承人们展开了一系列“争吵与辩论”。

在所有人中，只有凯瑟琳和约翰·康杜伊特不愿将手稿当作摇钱树。约翰·康杜伊特曾在剑桥的三一学院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那时距离牛顿离开剑桥已有10年之久），后来在军队中担任军事法官，随军驻扎葡萄牙，最后荣升皇家禁卫骑兵队队长。他与凯瑟琳相识于1717年，很快喜结连理。他兼任汉普郡惠特彻奇市议员，在牛顿升任造币长厂长之后，一直充当他的助手，并在牛顿去世后继任了厂长。显然，因为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二人越走越近。然而眼下，康杜伊特逐渐意识到，在婚姻和情感双重纽带的作用下，他已经深深地卷入了这场牛顿遗稿的风波之中。

作为牛顿的挚友、受助人和外甥女婿，约翰·康杜伊特继承了他的手稿。他曾广泛收集有关牛顿的生平轶事，但始终未能完成传记的写作。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牛顿手稿漂流史》内页插图）

约翰和凯瑟琳坚持认为，这些手稿既代表了牛顿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也体现了他对神圣秩序的伟大诠释，因此必须妥善保存。只有这样，“这位杰出的基督徒和伟大的天才，他的辛勤劳动和挚诚探索，才不至于在世间散失殆尽”。很快，包括凯瑟琳在内的三人委员会成立了，其职责是监督手稿的审定工作，裁决哪些内容值得公开出版（从而使继承人们可以再捞上一笔）。委员会找到了皇家学会的托马斯·佩勒特（Thomas Pellet），邀请他参与手稿的审核工作。1727年5月，佩勒特埋头于故纸堆中，苦干了三天，最终拟出了一份清单，颇为武断地将所有手稿划分为了82个条目，清单的标题为“属于已故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手稿清单，由其亲属负责审读检查”。

佩勒特是否刻意隐瞒了牛顿的宗教和炼金术手稿？

佩勒特是牛顿死后详细阅读手稿的第一人，因此他有机会看到这些手稿原始的排列顺序，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在手稿清单上体现这些信息。我们无法了解，他梳理这些手稿时，究竟依照怎样的原则。不过，从他给出的清单来看，他几乎是在一片黑暗中艰难摸索。他对手稿的分类尺度不一，有些条目还算有用（例如“与莱布尼茨[Leibnitz]争论有关的未装订手稿”、“一捆寄给艾萨克爵士的英文和拉丁文信件”、“圣经中两处显著讹误的历史解释”），有些条目的描述则相当模糊（“零散的数学手稿”、“化学手稿”、“零散而污浊的手稿，和年代学相关”）。

事实上，在这份清单中，佩勒特反复使用“零散”（loose）和“污浊”（foul）两个词来描述手稿，考虑到手稿确实经过反复的修改和涂抹，这样潦草的形容倒也无可厚非。然而，他却用同样潦草的方式，描述了牛顿的几个笔记本，这就显得过于随意了。例如，他将其中一本笔记描述为“一本普通的对开本，部分内容出自艾萨克爵士本人之手”，这个本子如今被称为“草算本”（the Waste Book），其中包含了牛顿非常重要的数学笔记。

在当时，这种笔记本被称为“平装本”（paperbooks），如果牛顿只用这些本子写作，佩勒特的任务也许就不会如此艰巨了。那时，人们更爱用散装纸，而且用途五花八门，牛顿也不例外。他经常购买和使用的是“水壶纸”（因印有水壶形状的水印而得名），每张大小约为32×40厘米。他习惯于将纸对折，从而形成一张简单的对开页，他通常只在右侧半页书写，必要时才在左侧半页补充或修正。成沓的手稿可以被装订成册，或是用细绳绑在一起。牛顿有时也会将折页再次对折，形成一本带有四张页面的小册子，许多炼金术笔记就记在这样的小册子上。（他会沿着顶部的折痕，将其中一个折页裁开，从而不必将纸全部翻开，就可以多写半页内容。）他通常不在乎手稿的顺序，往往只是将其堆成一堆，或是捆成一捆。

牛顿在生活上非常吝啬，五十年前的废旧纸张舍不得扔，还要反复利用，这意味着在同一张手稿上，有时会同时出现其早年和晚年的笔记。更糟糕的是，大部分的手稿上都没有标明日期。仅有少数例外，比如一些牛顿本科时留下的笔记本，他颇为自豪地注明：“艾萨克·牛顿，三一学院，1661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手稿没有明确的时间信息，也很少提及一些包含时间线索的时事要闻。尽管困难重重，佩勒特至少如实记录下了手稿的数量，这使我们能对手稿的规模有个大致的印象：353张“对折页，零散污浊的手稿，与图形和数学有关”，495张同样类型的手稿“与计算和数学有关”，还有厚厚一捆606张的手稿“与年代学有关”，显然，牛顿生前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

1783年的赫斯特庄园，朴次茅斯家族祖宅所在地，牛顿手稿在此存放多年。承蒙汉普希尔图书情报社供图。（《牛顿手稿漂流史》内页插图）

佩勒特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核心任务：确定牛顿遗稿中哪些“适合出版”，使继承人们能再分点儿现金。他用了不到三天便做出了决定。他认为，在成堆的手稿和笔记中，只有5份文件值得出版。佩勒特是否刻意隐瞒了牛顿的宗教和炼金术手稿？他是否有意维护牛顿的个人声望，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形象？他决定公开的手稿如此之少，而试图掩盖手稿又如此之多，自然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不过是接受了牛顿继承人的委托，确定哪些手稿可以出版牟利。他声称只有一份手稿可以立刻交付印刷，这便是牛顿去世之前，在黑暗的房间里辛苦誊抄的那份“古代国王年表”（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这份手稿很快便卖出了350英镑（约合今天的3万英镑）的高价，并在次年出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有另外两份手稿，按佩勒特的建议得以出版。第一份手稿出版于1728年，牛顿原本打算将其中的内容，用作其经典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最后一卷。另一份手稿“对预言的评论”（Observations upon the Prophecies）出版于1733年，这是一部技术性很强的解经作品，试图通过对圣经语词的分析，理解其中隐藏的微言大义。佩勒特认为可以出版的余下两份手稿分别是：31张对折页的“有关阿塔那修的悖论问题”，以及一份与微积分有关的“不完整的数学小册子”。直到20世纪，这两份手稿才获得出版。

除了上述这五份文件，约翰·康杜伊特继承了余下的手稿。那是一大摞散乱无序的纸张，其中密密麻麻写满了牛顿的笔记。日后，分析这些手稿将耗去学者们六十多年的时间。

牛顿的大量遗稿几乎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

牛顿的继承人们想从这些手稿中发现什么呢？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名人手稿具有收藏价值，哪怕是像牛顿这样伟大思想家的亲笔手稿。

手稿收藏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在牛顿所处的时代才初露苗头。显然，这并非偶然。那时，人们不断开辟新的知识领域，开启了学术和思想上的一系列变革。随着知识范围不断延展，对知识保存技术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普遍语言的设想应运而生，牛顿曾为此做过笔记；为了保密和提高书写效率，速记技术大行其道；展示标本的自然志陈列室，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此外，还有更为抽象的方案，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于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还有“报信人”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这位德英混血的博学家，撰写了大量自然知识手册。种种现象表明，收集和组织知识的新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牛顿的故事》（1997）海报。

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是一位有趣的时代向导。他曾写过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小品传记”，其间充斥着八卦轶事和尖酸评论，如今人们更熟悉的，是该书在维多利时代再版后的名字——《人物小传》（Brief Lives）。奥布里是最早一批具有手稿保存意识的人之一，在他看来，收集和保存名人手稿，兼有道德和哲学上的必要性。他沮丧地发现，他的同胞对此毫无兴趣。尽管如此，他依然克服重重阻挠，坚持不懈进行收集：各类手稿、私人物品、肖像画像、生平轶事，不一而足。他认为，这些实物不仅彰显了伟人生前的巨大成就，也为后人学习历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奥布里大声疾呼，收藏工作是何等迫切、何等重要，然而周围的人依然无动于衷，这让他深感绝望。他收藏了一批科学巨匠的手稿，包括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约翰·迪伊（John Dee）。他的好奇心似乎永无止境，他不明白，自己旺盛的求知欲为什么无法感染周围的人，难道他们不想透过名人的手稿和手迹，去了解他们之所以功成名就的原因么？他注意到，很多人生前没有交代如何处理自己的藏书，导致宝贵的私人藏书流离失所，在写给好友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信中，他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噢，安东尼，看看那些遗嘱执行人和寡妇们都干了些什么，那些藏书，哪本不是它们主人生前的心头所爱呢！人们应该更富有公共精神，动起双手，睁大双眼，好好保护这些遗产。”

奥布里时常告诫皇家学会的会员，要注意保管和出版学者们的手稿。他身体力行，向皇家学会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捐赠了不少书籍和标本，另外还给牛津大学图书馆、阿什莫尔博物馆、新宿学院捐赠了一批图书。但这依然不能让他满意，他常常哀叹，人们总是漫不经心、满不在乎，让宝贵的知识片段从指间溜走。终其一生，奥布里始终对那些既有价值又稍纵即逝的事物格外敏感，他明白，若不妥善记录，哪怕最伟大的人类成就，也终将被人遗忘。

奥布里曾经抢救出了数学家、索尔兹伯里主教塞思·沃德（Seth Ward）的手稿。他抱怨道，他是“从一帮厨子手里”抢下了这些手稿，他们居然打算用手稿来垫馅饼。恼人的不止是厨子，奥布里提醒人们小心那些“热心的主妇”，她们对手稿毫无敬畏之心，总是物尽其用：拿来包裹鱼肉生鲜、“当作废纸，论斤卖给造硬纸板的”、为火器上膛、或是置于“裁缝们的剪刀之下”。从奥布里的记载中不难看到，当时人们普遍对自己的手稿漠不关心，临终前更不会托人妥善保管。幸运的是，牛顿的大量遗稿几乎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和大部分历史事件一样，这其中既有偶然，也有必然。

康杜伊特打算以传记的形式，为牛顿树立丰碑

康杜伊特能够继承手稿的原因非常复杂。牛顿死在造币厂厂长的职位上，按当时的规矩，所有新铸造的钱币，以厂长的个人信誉作为担保，换句话说，在牛顿去世时，他名义上背负着和英国国家发行货币总额等量的债务。约翰·康杜伊特主动接管这批债务，即一旦发现分量不足的新钱币，他需要自掏腰包，加以赔偿。作为承担风险的条件，康杜伊特要求得到牛顿留下的所有手稿，这项要求被满足了。在其他继承人看来，这是笔不错的交易，毕竟佩勒特已经做出了评估，这些手稿基本上没什么价值了。即便如此，康杜伊特依然拿出了2000英镑作为担保金，确保手稿中如有任何内容在日后出版，其他继承人仍然可以从中获利。

《艾萨克·牛顿：最后的魔术师》（2013）剧照。

和奥布里一样，约翰·康杜伊特也打算为牛顿写一本传记。他敬仰牛顿，因为牛顿不仅是他的舅岳父，而且也是他的好友和支持者。在牛顿去世后的几个月里，康杜伊特一直鼓动贝尔纳·德·丰特内勒（Bernard de Fontenelle）为牛顿写一篇中肯的悼词。丰特内勒当时任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法兰西科学院相当于英国的皇家学会，二人同为各自机构的领导，地位相当。牛顿在世时，法国人始终拒绝承认他的科学成就。要想恢复牛顿在欧洲大陆的名誉，巩固其在英国的声望，邀请一位友善的法国人写一篇赞颂文章，岂不是不错的办法？

事实上，牛顿去世后仅过了一周，康杜伊特便给丰特内勒写了好几封信，请求他撰写悼词，同时透露自己正在准备编写一本牛顿传记。丰特内勒很快回信，询问有关牛顿生平的细节。他小时候是否已经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智？他最喜欢哪些书？他离世时的状态如何？康杜伊特一一做出回答，其间充满对牛顿不加掩饰的褒扬。他写道，牛顿的“一言一行都无可挑剔”，“在待人接物方面，他总是谦恭有礼、和蔼可亲，哪怕对待下人也是如此，从不鄙薄他人的缺陷”，他拥有“一副温柔的心肠，有时听到一则悲伤的故事，也会流下眼泪”。他对折磨人类和动物的暴行深恶痛绝，“善待一切生灵是他最常思考的主题”。对待他人，牛顿极度慷慨，“他出手大方，却没有一丝炫耀或虚荣，他总是热情好客，选择合适的场合款待朋友。”

尽管康杜伊特补充了很多信息，但最终的悼词却并不令他满意。在康杜伊特看来，或许是出于对法兰西的忠诚，丰特内勒对牛顿的正面评价过于吝啬了。对此，康杜伊特写到，丰特内勒“对于这位伟人的才华和人格，没有说上一句公道话，因为正是这位伟人，遮掩了他们的大英雄笛卡尔（Descartes）的光辉。”

康杜伊特力求做得更好，他打算以传记的形式，为牛顿树立一座永恒的丰碑。为此，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牛顿的遗稿，试图从中有所发现。尽管他描述了一部分手稿的内容，为不同种类的笔记本列出了清单，却并没有进行全面地分类整理。康杜伊特更关注的是那些奇闻轶事，这类小故事是传记作家的宝藏，往往能让人物有血有肉，读起来引人入胜。他独具慧眼，搜罗到的那些轶闻，即便今天读来仍生动有趣。他拜访了许多牛顿的亲朋故旧，和他们交谈，当然牛顿在世时，他们二人也常常聊天，这些都成为了他的素材，用以书写一部丰碑式的传记。

那时，人物传记还是一件稀罕的新事物。人们一般认为，只有圣徒的生平才值得学习。康杜伊特感到有必要为他的写作做些辩护，他的申辩表明，他的设想在当时多么非同寻常。他坦言，即便是撰写罗马史的历史学家，也会常常质疑记述古代帝王生平的价值，或许有人认为“用平实冷静的笔调，堆砌一个人的生平和德行，无论当事人觉得多么有趣，都难免枯燥乏味，和描写场面宏大的历史事件相比，远不能打动普通读者。”康杜伊特别无选择，牛顿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他一辈子矜持寡言，安静治学，远离公众喧嚣。这的确让他的传记十分寡淡。

不过，康杜伊特为这种新型传记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理由：这是一个人类知识急剧增长的时代（它如今被称为“科学革命”），而牛顿在其中贡献良多。他写到，思考像牛顿这样的人取得的“神圣的思想结晶”，和“追随征服者的脚步，穿越血腥混乱的战场”一样，都能使心智得到极大满足。和那些残暴的战争领袖相比，牛顿更有资格成为人生的榜样。他的一生“勤勉、执着、谦逊、虔诚、不存一丝恶念”，体现了“普适的美德”，比起凯撒和亚历山大，更应为世人效法。然而，虔敬的德行并非为牛顿立传的全部理由。作为一位自然哲学家，正是牛顿提出了全新的思想体系，大大扩展了人类思想的疆域，他无疑是一位“思想上的征服者”。凭借着那些震惊世界的新发现，他足以在供奉伟人的万神殿中享有一席之地。

康杜伊特记录下了亲朋好友对牛顿的回忆

康杜伊特记录下了亲朋好友对牛顿的回忆。他四处搜集有关牛顿的生平轶事，其中包括一些大人物，如哈利法克斯伯爵（Earlof Halifax），阿巴思诺特博士（Dr.Arbuthnot），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他和牛顿之间有过多次书信往来，正是他敦促牛顿澄清其引力理论中的宗教意涵。此外，还有牛顿的子侄辈亲属，其中自然包括他的夫人、和牛顿具有一半血亲关系的外甥女凯瑟琳。

牛顿晚年时，曾接受过康杜伊特的一次专访。他回忆了一些童年往事，那些都是将近75年前的事儿了。这些故事构成了日后所有关于牛顿生平与性格叙事的内核。那个关于他的出生和侥幸存活下来的故事，应该是发生在牛顿身上最早的一则趣事。据说牛顿刚出生时身子很小，小到可以恰好装进一夸脱（英制一夸脱等于1.1365升。——译者注）的小锅里，眼看他是如此羸弱，那些本该去通告喜讯的女人们“在路边的台阶坐了下来，说不必着急报信儿，因为她们确信，等她们回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死掉了”。

尽管降生时如此脆弱，牛顿却逐步（用康杜伊特的话说，是“义无反顾地”）开始攀爬人类思想的阶梯，并且从未后退一步。他出身贫寒，在学校常受欺负。有一次，他被另一个男生“一脚踹到肚子上，疼痛难忍”，他打了回去，教训了那个孩子，不久又用学习成绩再次打败了他，实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料复仇。从此，他开始在班级中名列前茅。根据康杜伊特的讲法，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牛顿便学会了写作，并用写作来学习其它技能，他希望成为“自己手中笔的主人”。

艾萨克·牛顿（1643年1月4日—1727年3月31日），爵士，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全才”，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

早年写作和素描作品，体现出了他极其活跃的思维。“有一个用得很旧的口袋本，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当时的日期1659年，在这个小本子里，他记下了一些绘画和制作颜料的方法。”牛顿仿佛从没有撂下过手上的笔。康杜伊特透露，在格兰瑟姆老家的墙壁上，画满了牛顿童年时期留下的涂鸦，“有飞鸟、走兽、人物，精心设计的船只，很多人都记着牛顿画过一些风景画和人物画”，其中有被砍头的英王查理一世的头像、约翰·多恩、以及“他最敬仰的教师斯托克斯先生（Mr Stokes）”。

在大学期间，牛顿建立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了出色的研究技能。他养成了影响其一生的好习惯——记笔记。他“几乎总是笔不离手，书不离身。”他的第一本笔记写于本科一年级，此后始终坚持这一习惯。在一本很小的笔记本上，他记录下一系列“某些哲学问题”（certain philosophical questions），这些问题构成了他此后一生的思考框架。几十年后，他依然时常提起这本青年时代的笔记。在这一时期，他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技能，使他日后能在诸多领域得心应手，如自然哲学、炼金术、神学、教会史等等。他的能力并不局限于高超的数学技巧，或在物理学和光学上的敏锐洞察，而是包含了一些更为基本的能力：比如对某一文本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记笔记的能力，这些笔记奠定了其创造性工作的基础。

牛顿记笔记的习惯形成于1660年代，但直到1727年，在康杜伊特看来，这种方法仍十分新颖，他感到有必要详细说明，牛顿如何“习惯于记录下阅读时的每一条心得体会，并将其总结为一篇更长的摘要。”可以说，从学术生涯一开始，牛顿便已具备了坚韧不拔、高效多产的品质。“他身后留下的那一大摞亲手书写的、零散污浊的手稿……其中一些内容会反复抄写六、七次之多”，正是对牛顿一生勤勉工作的最佳写照。

康杜伊特发现，手稿中很多内容是重复的，他认为这需要一个解释。他试图在方方面面美化牛顿，因此他解释说，这恰恰是牛顿坚韧品格的绝佳证明：他正是在反复地抄写一段文字的过程中，不断思考，力求完美。有必要指出，后世研究者同样注意到手稿的这一特点，但他们的解释并非都如此正面。

康杜伊特还提到一些手稿受损的事儿。有一次，牛顿急着出门见客，匆忙间将蜡烛遗忘在刚刚书写的手稿上，等到回来后才发现，蜡烛已经把手稿点着了，这些手稿中记录了他在数学和光学方面的工作。在升任厂长前，牛顿曾担任造币厂的督办。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四年，那时，每逢有对伪造货币者的审判，他都要亲自出席。他在任时写了大量公文，后来和别人一起把这些文件都烧了，那是“满满一大箱他亲笔书写的文件”。最后，康杜伊特记录了牛顿临终时的景象，这位伟人神志清醒，仿佛还能继续写作，他“那只瘦小而纤长的手”稳健如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康杜伊特竭力维护牛顿的身后之名

康杜伊特尝试对部分手稿进行分类和编辑。例如，牛顿有一份题为“君主制的起源”（The Original of Monarchies）的手稿，这是一份70页的著作，康杜伊特做了大量笔记，详细列出了每页的内容，并且（就像现代编辑那样）记录下了牛顿增加或删改的地方。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增删的部分，无疑是了解牛顿思想变化的最好证据。他的这一观念大大超越了他的时代。

关于出版，康杜伊特也表现出了其特有的深思熟虑。虽然牛顿的亲笔手稿本身足以激发人们的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值得出版。为了得到合理的结论，他画了一张表格。表格一侧列出了出版的理由，另一侧列出了不出版的理由。反对出版的理由包括，一部分手稿的内容已经在《年表》公开了，而有一些未出版的内容，按康杜伊特的表述来说，是“非常不完整”的。支持出版的理由是大部分手稿还算完好的，且尚未公开。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牛顿的手稿，因为“无论这些手稿多么不完整，其中必定包含了一些对公众有价值的内容。”

在康杜伊特看来，只要是牛顿留下的文字，其中必定具有某些价值，这一理由相当有说服力。事实上，在他写下这些话后不久，“君主制的起源”便获得了出版。但这是极少的个案，在此后的近一百多年里，这一摞厚厚的手稿再也没有获得出版的机会，甚至直到三个世纪后的今天，大部分手稿依然晦涩难懂、不为人知，和康杜伊特的时代别无二致。康杜伊特是和牛顿走得最近的人，正是他提出要为这位英国的国民英雄树碑立传。然而，他最终没有完成自己的宏愿，他没有完成传记的撰写，甚至谈不上取得了任何实质上的进展。他仅仅留下了一些未完成的潦草笔记，尚不足以描绘牛顿辉煌的一生。

手稿中的有些内容，康杜伊特不用看也知道是些什么：那是牛顿对基督教信仰满怀激情的毕生探索。尽管这部分内容极其复杂且饱受争议，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以下这点：牛顿相信，基督教的教义遭到了公元4世纪早期教父们的恶意篡改，他们在三位一体学说中赋予了基督一个平等的位格。在牛顿看来，一个完整的、真实的教会史将揭示一个被长期遗忘、或从未被发觉的事实：基督从属于天父上帝。他的这种信仰被称之为“反三一神论”（anti-Trinitarianism），因为它否定了承认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学说。以当时英国国教的观点看，这种思想是不可不扣的异端。

《牛顿的黑暗秘密》（2005）海报。

如果人们发现，所谓的启蒙理性之父实则是一个偏执的异教徒，对现代新教主义的诅咒充满了暴力血腥的描述、仇恨恶毒的攻击，对人类救赎的命运忧心忡忡，这将造成怎样的后果?牛顿是一位基督徒，无疑也是一位“天才”，然而无论是康杜伊特，还是其他参与到整理手稿中的人，都没有兴趣将这些惊世骇俗的宗教见解公之于众。那时，具有异端信仰的人会被送入大牢，有时还会被判处死刑。

尽管在英格兰，类似极刑很久没有出现过了，最后一例因宣扬“反三一神论”而判处火刑的案件发生在1612年，但在苏格兰，因散布有关基督道成肉身的异端思想，托马斯·埃肯海德（Thomas Aikenhead）在1697年被施以绞刑。虽然这部分手稿令牛顿的支持者们感到难堪、甚至恐慌，不过手稿的数量之庞大、内容之杂乱，反而起到了某种保护作用。能够读懂《原理》的人已经很少了，而那些包含着历史学与年代学大量引文的宗教手稿，杂糅着定量语言和象征术语的化学手稿，能读懂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更重要的是，整个手稿混乱不堪，无序、错位、缺页的情况比比皆是。除非思维异常敏锐，否则根本无法将其破解。

康杜伊特最终放弃了传记的写作，原因可能不止一条。或许是他搜集到的素材过于杂乱；也许他担心自己的传记不够优秀，配不上牛顿的大名，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或许是为维护遗产继承人的利益不断奔波，挤占了他的写作时间；也许是部分手稿中的内容，会令牛顿死后蒙羞，让他左右为难，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最终让他选择了放弃。

作为手稿的继承人，康杜伊特竭力维护牛顿的身后之名，他有动机、也有手段保守手稿的秘密。他将手稿藏在自己家中，使之远离外界窥探的目光。康杜伊特于1737年去世，他被安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就在牛顿陵寝的右侧。两年后，凯瑟琳也去世了，与丈夫合葬在一起。康杜伊特生前是和牛顿走得最近的人，死后依然如此。每当人们前来凭吊牛顿，也总是不忘对他表示敬意。而在不远处，记载着牛顿复杂信仰和广博兴趣的手稿，则消失于公众视线之外，等待着下一次被重新开启的时刻。

原文作者/[英]莎拉·德里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陈荻雁

办好办实群众身边事身边事·年终特别报道——听读者讲述一年来身边事背后的故事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图①：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沙塘村，路旁架设了新电线杆。

符玉丽摄

图②：广西上林县，大明山茶场河道恢复水质清澈。

张 盛摄

图③：福建永安市，配电箱不再占压盲道。

杨佳璋摄

挪走了垃圾场

宝力军

我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哈沙图嘎查的村民，真没想到我今年反映给人民日报的一件小事儿，解决了我们近两年的烦恼。

几年前，村里选择在我家耕地地头建一处垃圾站，因为是露天的，每到刮风的时候，垃圾站里的塑料袋、纸片等垃圾就会刮到我家地里，给我种地造成了很大不便。咱们农民最关心的就是地里的庄稼，我找村里反映了好几次，希望垃圾站能重新换个地方，结果回复我“再等等”，这一拖就是快两年。

今年，我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写信反映，没想到没多久就把我反映的烦心事刊登了。

这事儿登报的第二天，村里和镇里便上门征求意见、实地踏勘，第三天就派推土机和大翻斗车将该垃圾站全部拆除，垃圾全部清运走，并向我表达了歉意。同时，还将我们嘎查另一处同样位于耕地旁的垃圾站拆除，大家都拍手叫好，现在种地再也不会受到垃圾的影响了。

当前，随着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种垃圾日渐增多，城里有垃圾处理场，农村的垃圾也不应该一堆了之，处理也是个大问题。就我这个垃圾站的问题，虽然就是换个地方建的问题，但我知道是因为村里没有可建的地方，动哪儿哪儿不让，不是林地就是耕地。

通过这件事儿，我想提几点建议：一是应该建立有处理垃圾功能的垃圾站，该烧的烧，该埋的埋；二是垃圾站应该有专人或部门及时清理，建章立制，形成工作制度；三是像这种事关农村发展且符合公众利益的占地，相关部门应打破条条框框，特事特批，建立特批项目。

目前，村里选择了一处临时填埋场处理村里的垃圾，同时也在向镇里申请，选址重建新的垃圾场，等待相关部门批复，不让垃圾场影响耕地的情况再发生。

通过这样一件小事儿，我看到了党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舆论监督的力量，看到了相关部门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和立行立改的工作效率，也真正让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作风。

（本报记者张枨采访整理）

架好了电线杆

符玉丽

我是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沙塘村村民，没想到会因为一条关于电线安全的报道，和人民日报结了缘。

我家在开源大道旁边，以前只有一户人家电线经过。这几年，随着住户增加，十几户人家的电线都从我家门前过。这些电线没有架在正规电线杆上，大多直接搭接在树木上。有的地方离地面很低，行人、车辆一个不小心，就可能碰到电线，有的电线被树枝刮破了绝缘皮，而且都是两相电，没有地线，非常危险。

2019年有一天下大雨，我在家刚好看到：一道雷爆开后，架着电线的树就着火了。我赶紧打电话给当地的电站，值班人员立刻切断电闸，才没有引起更大灾害。从那以后，大家都担惊受怕，遇到刮大风或者雷雨天气，电站都主动关掉电闸，以保安全。这样安全是有保障了，但一年里总有好几次因为风雨断电一两天、两三天，或者白天停电，晚上仅供几个小时的电。甚至有一次遇到台风，整整一星期都没有电，真不方便。

其实在那次事件之后，居委会、街道办事处都来看过，我们也找过供电部门，他们看了看，简单处理了一下。儋州供电局认为这属于用户私拉电线，给这些用户下了整改通知，但这没有解决问题。后来说要给我们修，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动工。

今年9月5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身边事”栏目刊登了我们反映的电线直接搭在树上存在安全隐患的事。刊出不久，儋州供电局就组织了施工人员进场施工。一个星期后，电线被高高地架在电线杆上了，还装了地线。看着我家门前整整齐齐的电线，真是安心又开心，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刮风了。

说实话，如果报纸不刊登，我相信供电部门也会帮我们架电线杆，但未必有那么快。要特别感谢人民日报，也感谢供电部门帮我们老百姓解决了问题。

（本报记者孙立极采访整理）

解除了消防隐患

严光银

我是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的一位居民，几年前，我们这栋楼的地下室里出现了一个废品回收处，回收冰箱、空调等旧电器，此外还有铜、铁、塑料、纸等物品。这些从别处收购来的废品，就在简陋的地下室里进行锤焊、分解、切割……火花四溅，没有任何遮挡和保护措施。我们这儿是个老小区，设施比较陈旧，而回收处的上方就是天然气管道和表箱，小区居民很担心这个回收处会加大火灾风险。

大家曾多次向居委会、市长热线等反映情况，社区网格员也曾向回收处普及火灾知识，但这个安全隐患迟迟未能解除。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留言，反映这一烦心事。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电话，原来是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的编辑同志。他们向我详细了解有关此事的具体情况。

5月23日，《废品回收处设在居民楼 切割旧电器易引发火灾》在“身边事”栏目刊出。没过多久，社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联系我了解情况。接着，鄂城区的几位领导也到废品回收处，实地查看，并组织鄂城区市场监管、商务、消防、安监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排查，还召开专题座谈会，研究解决废品回收处安全隐患问题。

在多个部门的联合推动下，这个困扰居民多时的废品回收处终于关停，其中的易燃废品被清空，相关部门还与废品回收处场所出租方、投诉居民等耐心沟通。一个月后，回收处终于彻底搬空，房东重新张贴了出租告示。

起初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老大难”问题，因为一封读者来信，能得到彻底解决。安全隐患解除了！广大居民再也不必担惊受怕了。感谢人民日报，感谢为人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奔忙的各级干部。

（本报记者向子丰采访整理）

变干净了的家乡小河

张 盛

今年夏天，我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大明山茶场游玩时发现，一些游客把垃圾丢在路边和水中，造成了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茶场附近是国家二级水源地保护区，很可能会对水源地造成污染。作为上林县本地人，我既欢迎大家能够来大明山游玩，但同时也担忧游客增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

出于这种担心，我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写明了相关情况并提出了建议。8月8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刊登了我的留言。上林县和大丰镇人民政府很快就有了行动，8月8日当天，大丰镇人民政府就组织了镇里的干部、社区干部和保洁员对茶厂河道进行集中环境整治，同时，加强了对大明山茶场河道的常态化巡逻及对游客的环保宣传，在很多地方都竖起了保护环境的标语。

如今再到大明山茶场，一片青山绿水，那些垃圾已经消失无踪。看到自己的建议能够通过党报对身边的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我很自豪。也希望更多的游客在游玩时能够爱护好身边的环境，与大自然更和谐地相处。

（本报记者李纵采访整理）

搬走了占道的配电箱

杨家璋

我平时喜爱摄影，琢磨构图，所以即便闲逛，也往往会细细观察道旁事物。由此，时常能发现城市设施建设中的一些瑕疵。

今年夏天，我信步在福建省永安市燕江中路，看到人行道上都铺设了盲道，我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假如我是一名视障人士，能否借助这些盲道放心行走呢？这么想着，我的视线便沿着眼前的盲道前移，却看到一座配电箱正压在盲道上方，前后没有提示，箱体写着“高压危险”，可是这些文字视障人士是看不到的。继续沿着盲道前进，我又发现了两座这样的配电箱。城市设施的建设，不仅要便利健康群众，也应对残障人士予以更多关怀。既然修了盲道，却任由其他设施占用，这会给视障人士带来很大不便，需要及时关注和解决。我平时就喜欢读人民日报，几乎期期不落，想到读者来信版有“身边事”这个小栏目，便拍下了这几座配电箱的照片，配以文字说明，通过电邮发了过去。

不久后，编辑给我打来电话，详细了解几座配电箱的具体位置、发现时间等信息。7月11日，《配电箱占压盲道》刊出了。再行经该路段时，我发现这几处地点的盲道已经调整路径，绕开配电箱。后来我得知，稿件刊出后的十几天里，相关部门单位还举一反三，对全市沿街配电箱进行排查，对10余处占压盲道的配电箱予以整改，大大便利了视障人士出行。少数一些配电箱，因为现场复杂等原因，需要协调多个单位共同解决。经过这件事，我认识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也由衷感谢及时响应、举一反三的相关部门。同时，也希望相关部门单位能增强协同，一举将配电箱占压盲道的问题解决好，并在今后的规划设计中充分考虑残障人士的需求，多想一步，让城市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沈童睿整理）

3月21日，读者来信版刊登了我的来信，反映路边有大量垃圾堆积和被焚烧、气味刺鼻的问题。很快，村镇就开展了治理，原来臭气冲天的垃圾被及时清运了。令我没想到的是，焚烧垃圾的大坑也被填平，还种植上一些树木。这样一来，污染环境的“减分项”被清除了，还多出了一片绿色的道旁风景。以解决烦心事为契机，为群众办成更多实事，这让周边的居民拍手叫好。

河北广平县 杨会民

7月25日，读者来信版刊登我们的来信，反映村内因修路导致的排水不畅、雨水蓄积的问题。来信刊出的当天，相关部门就来到村里实地了解情况，并在随后的几天里及时安排施工，完善路边的排水系统。现在即便遇到下雨天，乡亲们也可以放心、安全地出行了。感谢党报为老百姓发声，也感谢为我们解决身边烦心事的工作人员！

山东禹城市禹兴街道东石庄村村民

1月10日，读者来信版刊登了我的一封来信，反映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太平路火车站地下隧道多处井盖损坏或缺失的情况。稿件发表一周后，相关单位就进行了整改。当笔者再次经过时发现，这条路上丢失、损毁的井盖已全部修复。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千头万绪，免不了会有一些小问题，听取意见并及时整改，这种工作态度值得点赞！也感谢党报为群众和相关部门之间搭建沟通平台。

黑龙江牡丹江市 王 军

版式设计：沈亦伶

《 人民日报 》（ 2022年12月26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