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依旧犯罪大师文章列表:

• 1、无惧风雪鉴未知 长空万里探山河——中国珠峰科考踏足新境界
• 2、小说：宴会上，千户长想比官职，问他多大，他：你这样的管上千个
• 3、人间未晚，山河已秋
• 4、吉鸿昌之死：被行刑前，为何敢正面受枪？答案与他的这一心理有关
• 5、转型时代，塑造了严复的思想张力 | 专访黄克武

无惧风雪鉴未知 长空万里探山河——中国珠峰科考踏足新境界

新华社拉萨5月18日电 题：无惧风雪鉴未知 长空万里探山河——中国珠峰科考踏足“新境界”

新华社记者沈虹冰、白少波、吕诺、李键

珠穆朗玛，海拔8848.86米。地球之巅，雄踞高原上，屹立蓝天下，高耸人心中。

1960年5月25日，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60多年来，中国人对珠峰的攀登和探索从未止步。

在珠穆朗玛峰峰顶，科考队员展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旗帜（5月4日摄）。新华社特约记者 索朗多吉 摄

“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珠穆朗玛所在的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了解巍巍珠峰，感知青藏高原，无疑对世界气候和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5年前，为揭示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壬寅春夏之交，“巅峰使命”珠峰科考启动，锚定青藏高原的“地标”。中国人再一次向地球之巅发起“冲顶”。

在近年来规模最大、任务最难、挑战最多的珠峰科考“大会战”“攻坚战”中，顶尖科学家带领的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纪录，掀开“神女峰”一层又一层面纱。

这是5月2日拍摄的珠穆朗玛峰。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地球之巅的科学召唤

6500万年前开始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塑造了今日耸立天地间、犹如巨型“金字塔”的珠穆朗玛峰。地球之巅巍峨壮丽，珠峰魅力何在？

登山家说，因为山在那里。

“每一次登顶，都是向它致敬。”珠峰科考登顶工作小组副组长扎西平措，出生在珠峰脚下，今年是他第16次登顶珠峰，也创造了中国人登顶珠峰次数新纪录。他说：“珠峰养育了我、接纳了我。”

科学家说，因为有太多未知。

青藏高原的变化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珠峰是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重要内容，它的生态系统变化，相当于一个微缩的地球景观。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队长姚檀栋表示，“哪里有未知之谜，科学家就向哪里进发。”

日照珠穆朗玛峰（5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21年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彤第一次到珠峰。如今年近六旬，他还在不知疲倦地寻找答案：“臭氧浓度是否依旧的高？冰川风是否持续地刮？低氧加高浓度臭氧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邬光剑说：“这里的冰川如何变化、如何影响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冰芯记录研究中遗留的一些问题，都需要回答。”

“这是一种使命，更是一种情怀。”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康世昌，先后11次到珠峰开展科学考察研究，珠峰也见证了他从青年到中年的科研之路。“以前靠肉眼观测，现在借助先进设备，提升科学考察的精度，科学认知也更深刻。”

6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珠峰地区开展了6次大型综合科考。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巅峰使命”珠峰科考前方总指挥安宝晟说，此次科考将破解更多珠峰之谜，助力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珠峰科考登顶工作小组副组长扎西平措在大本营（5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科学之巅的中国力量

珠峰脚下，扎西宗乡午后的风很大。这里老人们的口中，世世代代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珠峰上住着一只金鸟，登上峰顶的人，如果摸到金鸟下的金蛋，就永远不会被风吹走。”

今年“巅峰使命”珠峰科考中，德庆欧珠作为登顶工作小组组长，第五次登顶珠峰。德庆欧珠说：“峰顶虽然没有金蛋，但是从这里获得的科学数据，比金蛋还珍贵。”

一月有余，珠峰科考临近尾声。上百位科考队员冲顶“科学之巅”，摘得一枚又一枚“金蛋”。

5月4日，德庆欧珠带领的登顶小组科考队员，在珠峰海拔8830米处架设世界海拔最高自动气象站，建成珠峰梯度气象观测体系；在峰顶首次利用高精度雷达测量冰雪厚度，并采集了峰顶冰雪样品。

紧随其后，一个个好消息接踵而至。

5月9日，冰川与污染物考察分队完成在海拔6350米的科考任务。他们利用专业无人机和3D激光扫描仪，对珠峰东、中、西绒布冰川进行高分辨率扫描，累计扫描面积达22平方公里，对冰川全面“体检”史无前例。

5月15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极目一号”Ⅲ型浮空艇，在世界第一高峰脚下的中科院珠峰站附近，执行高空观测任务，升空高度达到海拔9032米，创造大气科学观测世界纪录。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队长姚檀栋（左二）在查看观测仪器数据（5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新纪录、新突破，振奋人心。

“60多年前，中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时，连登山鞋、冲锋衣都生产不出来，只能从国外进口。”中科院珠峰站站长马伟强说。

马伟强认为，此次科考集结的人才之广、使用的设备之先进、创造的新纪录之多，彰显了党和国家对科研事业的重视，也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为全世界科技事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青藏高原正在成为科学考察研究的“新高地”。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在冰川变化、气候变化、生态领域等的科学研究，已处于国际第一方阵。中国科学院院士朴世龙说，通过此次科考，我国科学家在珠峰研究领域已步入引领世界的“新境界”，必将登顶科学之巅。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彤（右一）和科研人员在珠峰登山大本营和绒布冰川间徒步穿梭（5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精神之巅的中国丰碑

“没有哪一座山峰比人更高！”珠峰地区高寒缺氧、生活艰苦，我国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发扬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贡献汗水、智慧和心血。

西藏号称“雪域”。姚檀栋从事青藏高原科学研究，也跟冰雪打了几十年交道，是中国冰芯研究开拓者之一。朴世龙说：“姚老师在高原工作就像在平原一样，似乎从不缺氧。我想是对这份事业的热爱，让他始终精力充沛。”

此次珠峰科考，还有不少女队员。适逢母亲节，她们感触良多。

2005年，兰州大学泛第三极环境中心教授刘永勤第一次来珠峰时，她女儿正值小升初的关键时刻，不能陪伴的歉疚之情至今难以平复。

“今年母亲节又在珠峰，满心是对年迈母亲的歉疚。”刘永勤说，不能陪妈妈，还让她担心，“我只能面对珠峰，祝福亲爱的妈妈身体健康”。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康世昌在珠峰东绒布冰川区域考察（5月8日摄）。新华社发

康世昌的青藏高原野外考察足迹始于1993年，在近30年的科学考察中，爬冰卧雪是常态。他说：“记得有一年完成珠峰科考工作，拆掉帐篷离开冰川，睡垫下的冰面上，出现了一个清晰的‘人形’冰印。”

这次珠峰科考，康世昌再上海拔6350米营地，以身垂范把“论文写在珠峰上”。

我国自主研发的“极目一号”Ⅲ型浮空艇（5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29岁的科考队员汪少勇，在本次科研中承担着冰川测厚的任务，携带沉重设备徒步到达东绒布冰川海拔6500米区域，获取了大量数据。他说：“老师们时常教导大家，科研不是坐办公室，只有走到一线，突破极限，才能收获新知识。”

无惧风雪，中国人攀登不止。探究未知，中国力量再铸丰碑。（参与记者：田金文）

德庆欧珠（左）和队友在珠峰海拔8830米处架设世界海拔最高自动气象站（5月4日摄）。新华社特约记者 索朗多吉 摄

在珠穆朗玛峰峰顶，科考队员在采集冰雪样品（5月4日摄）。新华社特约记者 索朗多吉 摄

小说：宴会上，千户长想比官职，问他多大，他：你这样的管上千个

“陆平安，你别三分颜色上大红，忘了自己什么身份！”

这一幕，让令雄勃然大怒，拍案而起。

“令雄，你忘了我交代你的事了，给我坐下！”

段山河挥了挥手，让令雄坐下：“这位陆先生军营出身，自然有他的傲气，就你还敢在他面前摆身份？”

话虽如此，但不难听出，段山河语气中的讽刺。

“段爷……他”

令雄脸色有些难看，但也不敢再说什么。

“听说陆兄是军中之人，不巧，在下也峥嵘多年，在华夏军界上算不上名震山河，可知道鄙人的也同样不少！”

回到席位上的段山河，傲气依旧，他权职千户长，年轻的时候在战场上杀敌无数，自然有骄傲的资本。

陆平安微抬眉毛，问道：“你是谁？”

“千户长，段！山！河！”段山河逐字逐字地顿声道。

简单的几个词，他却用着仿若天神般的口吻，神色中的轻蔑，不加丝毫掩盖。

背负在后的手，似乎在等待着陆平安的下跪求饶。

制杖千兵的他，习惯了倾权天下的生活，以为自己真的可以，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只是，良久，都不见有丝毫动静。

他微睁开眼，却看见了陆平安与血枭的一番对话。

陆平安：“段山河？啥玩意，你听说过吗？”

血枭：“你当然没听说过，你整天只顾着打仗，都不跟北境外的其他军兵交集。”

陆平安：“我问你他是谁，不是让你嘲讽我的！”

血枭：“这种小兵，我也不认识啊，要不，找紫月查一查？”

……

此时此刻，二人就像是菜市场买菜的两位师奶，在讨论着面前的段山河。

虽说二人从动作上看，是在窃窃私语，可声音依旧传至段山河的耳边。

古语云：人要脸，树要皮。

何况他段山河还是一代千户长，自尊心自然比普通人要强得多。

看着陆平安与血枭二人，在这么多人面前，丝毫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段山河的脸面瞬间就挂不住了。

“不认识？”

段山河怒极反笑：“那你认不认识这个！”

右手的响指在空中发出“啪”的一声，两侧的黑衣人全都拔枪而起，直指陆平安！

“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我的底线，我管你是天王老子，还是玉皇大帝！”段山河怒目圆睁，面目狰狞：

“这里是我段山河的地盘，是龙给我盘着，是虎给我卧着！”

乔南汐哪见过这种场面，心中虽有畏惧，可俏脸之上依旧强硬：“你想干嘛？！”

想干嘛？

段山河冷笑一番：“没想干嘛，想杀他全家而已！”话落，他给令雄打了一个眼神。

令雄顿时反应过来，拾起桌上的联系工具，怒吼道：“动手，杀了李家全家！”

闻言，乔南汐娇躯微颤，她真没想到，这个令雄，他真敢杀人灭口！

正想开口说话，陆平安却抢先道：“千户长，段山河是吧。”

他眸光微抬，随手指了指那些拿枪指着自己的黑衣人，淡笑道：“你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代表什么吗？”

灿烂的笑容之中，泛着浓郁的杀意，如神魔降临般的煞气，强压在这包厢之中。

周围的人，也都浑身一颤，如坠冰窟，他们望向陆平安的眼神，不知为何，竟泛起了恐惧。

这种杀意，段山河只在西境守护，秦少昊身上感受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难道……”

下一刻，他猛地甩头，将脑海中那个可笑的想法，甩出脑海之外。

“此子不可留，杀了他！”

然而在段山河话语落下的同时，一道道血色的裂痕，在那些黑衣人的手腕上生成。

殷殷血珠，浮现在外。

“开枪啊，都愣着干嘛，弄死他！”

见那些黑衣人都在原地发愣，段山河勃然大怒。

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铭记一生。

那些黑衣人握枪的手，全都如烂泥般，掉落在地……

“啊啊啊！”

惨叫之声，席卷了这个帝云包厢。

“这……”

段山河一副活见鬼的样子，神色惊恐地望着陆平安：“你到底是什么人？！”

而乔南汐也是满脸不可置信，周边血腥的一幕，让她差点连昨夜的晚饭都吐了出来。

“你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什么吗？”

陆平安笑容满面地望着段山河，可眸光之中的猩红，让人战栗不止。

“我……我是千户长，我有荣誉勋章的，我告诉你别乱来，你敢杀我，华夏不会放过你的！”

或许是一人之上的生活惯了，直到这一刻，段山河都没有求饶，反而拿出自己的身份来威胁陆平安。

“我让你回答我，你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什么？！”

陆平安眸中，精芒暴涨。

然而就在这时，包厢的大门，被人一把推开。

来者，正是周家家主，周余华。

方才他赶到楼下，便突闻惨叫，闻声而去，才发现，那还是陆总督于自己约定的洛河酒店十八层。

当下他便以为是有人向陆总督出手，赶忙冲了上来。

“周……周家主？您怎么来了？”望着门外的周余华，段山河只觉得在寒冬，遇见了温暖的火把。

他虽与周余华没有太多的交情，可双方都曾征战沙场，也都出身军旅世家，这种情况，应该会帮他的。

“到底怎么了？”周余华望着那些因失血过多的晕眩过去的黑衣人，皱眉道。

“周家主，就这个孽畜，我与令雄在此吃饭吃得好好的，他突然闯进来，还把我这十几个兄弟的手给剁了！”

然而，他不知道在周余华看见陆平安面貌的一瞬，眼皮抽了一抽。

来到周余华身边的段山河，颠倒黑白，添油加醋：

“他……他还羞辱驭枭战神，您知道的，我昨天虽因故没能去保密室，可我对北境总督的心依旧是敬仰的！”

“然而这孽畜却莫名其妙地闯了进来，周家主，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此刻，段山河的脸上，没有半点雄心凌然之气，唯有诚惶诚恐的恳求。

他知道周余华的实力强劲，即便如今的他已是古稀之年。

在江城的各军旅家主中，依旧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对付陆平安，应该不是问题。

人间未晚，山河已秋

【人间未晚，山河已秋】

文：落雪染尘 图：阿ho圆滚滚

八月的风还裹着夏天的热意，岁月就已经被吹到了秋天的开始。

这一转眼呀，夏天就成了故事里的夏天。时令，就变成了立秋。

可是万物却没有瞬间的去接纳。风还没有微凉，暑气也不曾褪去半分，热意继续的蔓延，立秋似乎也只是立秋。只有蝉似乎有所察觉，叫的越发卖力。

没有奶茶，没有喜欢，甚至于没有一颗除去热意而安静的心。只是习惯的在北方的节气里，吃上一碗饺子。

眼前还是熟悉的夜色，山河依旧，明月皎皎，黄昏的风与昨日的也没什么区别。秋天还是太浅了，浅到除了节日，万物之中，没有一点儿他的讯息。

时间确实的可以让夏天瞬间跳跃到秋天，而那些改变却需要很多的时日去悄无声息的完成。

而我们也不用说告别。当我们望着秋天，开始期待落叶的时候，夏天就已经失去了。

也许，这本是一场明明知道却还是觉得猝不及防的遇见。

夏天已经成了故事里的遗憾，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我们也应该的努力的去期待点什么。

作者简介

落雪染尘

一个习惯了回忆的人，一个习惯了放不下的人，一个颠沛流离的红尘过客。三千路人，十丈红尘，遇见你就是缘分，谢谢你的喜欢。

原创文字，未经同意，禁止转载，盗文必究。

吉鸿昌之死：被行刑前，为何敢正面受枪？答案与他的这一心理有关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这是吉鸿昌就义前，用树枝在地上写下的《就义诗》，他将“未能死在抗日战场”，视为“羞辱”。他并不知道，即便未死在战场，他也依旧是被后世景仰的抗日英雄。

未死在抗日战场的吉鸿昌，是在死前15天，也就是1934年11月9日被捕的。被捕当日，他本可逃走，避免后来的“羞辱”，可因为他天性中“总为别人先想”的性格，他拒绝了逃生机会——

当日，吉鸿昌从妻子手中拿到了存折，这些是他接下来的抗日经费。他把这份存折看得很紧，也分外感激妻子对他坚持的抗日事业的支持。

吉鸿昌

拿着存折回到国民饭店后，他像往常一样以打牌为掩护，开展秘密工作。激动地和战友们策划抗日大业时，他并不知道：国民党已经布好一张天罗地网，准备对他下手了。

国民党迫切想要除掉吉鸿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一直高举抗日大旗，处处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作对。后来，他还干脆带着部下起义，归顺一心抗日的共产党。

就在吉鸿昌于国民饭店密谋抗日前不久，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前线，并被安排参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他，就已准备发动兵变了。他拟在河南发动中原暴动，他想好的策略是：

“带自己旧部的两个师回河南，与当地武装结合起来，组成十几万人的抗日义勇军，再与杨虎城部会合，共同开辟抗日根据地。”

吉鸿昌坚决不肯将枪口对准自己人，大敌当前，让他去残杀自己的同胞？这件事他吉鸿昌做不到，他若真做了，如何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人，对得起一心指望他“救国救民”的父亲呢？

吉鸿昌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多危险，计划启动后，他就已察觉到：蒋介石的特务已经盯上了他。

蒋介石

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他不惜改变了联络地点和方法，采取了整日在各大饭店打牌、听戏、访友的方式，与各地反蒋抗日人士进行会谈、联络。

在众多的饭店里，国民饭店是吉鸿昌经常与进步人士接头的地方。因为来得多，加上他总是和群众打成一片，这里的茶房师傅们总是义务帮助他随时调换房间号，以躲避特务的追踪。

每次预感到不对劲时，吉鸿昌就会迅速让茶房师傅给自己换房间。或许是手里拿着存折，所以分外谨慎的缘故，进入国民饭店后不久，吉鸿昌就觉得气氛有些不对，于是：他特地让茶房师傅将自己的房间临时换到了45号。

吉鸿昌换房后不久，特务竟立马找到了他的房间号，并在45号房门上用粉笔划上了十字。圈定吉鸿昌的活动范围，下一步就是暗杀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执行刺杀前，国民党特务天津站负责人将一个皮球投进了45号房间，让一个女特务以取球为名，走进房间侦察吉鸿昌坐的位置。

“穿小白褂的人就是吉鸿昌”，女特务出来后很确定地报告。随后，一个男特务进房间，对着穿小白褂的人连开数枪，穿小白褂的人当场被击毙。

可很快特务们发现他们杀错了人，原来：“女特务进屋时，坐在暖片旁的吉鸿昌嫌热就脱去了棉袍，只穿一件小白褂。可是，当特务行凶时，已换座位的吉鸿昌又穿上了棉袍，而坐在吉鸿昌原来座位的人，也脱了棉衣，恰巧也穿了一件小白褂。”

刺杀发生时，特务发现杀错了人，可他欲再动动手时，吉鸿昌一拳打飞了特务的手枪，见势不妙的特务仓惶逃走。

凶手逃走后，大家劝吉鸿昌赶快撤离。和吉鸿昌关系不错的茶房师傅递给他太平梯门的钥匙，要吉鸿昌赶快逃走，而吉鸿昌不肯，他怕由此连累了茶房师傅。

吉鸿昌在任何时候都先想到别人，也因此，每次遇险时，他总是设法让身边的战友逃脱，永远秉承着“能逃走一个是一个”的原则。和战友方振武一起被关押的那次，他就先设法让方振武先逃了。

不肯走太平梯门逃走的吉鸿昌，很快被法租界巡捕房的巡警逮捕了。

吉鸿昌被捕的国民大饭店

吉鸿昌被关押后，前来看他的妻子胡红霞被法国工部局的人囚禁，他低声嘱咐妻子：

“守口如瓶，一定。切记，切记，你出去以后，可以到泰山去见冯先生，虽然他未必能救我，但让他明白，路只有一条……”

到了最后时刻，吉鸿昌眼里心里也依旧想到别人，他和妻子都将拼命保全革命同志。有了他的嘱咐，不论敌人怎么用刑，胡红霞都不肯透露任何。敌人没办法，只好将她放了。

被释放后，胡红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丈夫被捕的消息刊登在报纸上。她心里的想法是：事情闹得越大，丈夫被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吉鸿昌在此前一年，因为带领抗日同盟军收复了多伦而闻名。吉鸿昌从日本人手中，将沦陷的多伦收复，这对于日本侵略者是一种重创，也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

吉鸿昌被捕的消息被公布后，此前一直关注着这位爱国将领的国民沸腾了，人们纷纷谴责国民党当局迫害抗日英雄的倒行逆施；中共党组织也通过种种渠道进行营救。

见势头不对，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与法国工部局相勾结，以“通缉案”为由，将吉鸿昌引渡到国民党五十一军拘留所。

如此一来，局势并未如胡红霞所想的那般，反而变得更加复杂了。

吉鸿昌与胡红霞

在拘留所，负责审讯他的是东北军官。当他们要他供出那些和他一同谋划抗日的人员姓名、住址等时，他冷笑着道：

“有几位朋友在我家里住过，但我在国民饭店打牌被特务枪击逮捕，他们闻讯已经躲起来了。现在你们要问他们的去处，我怎么知道？至于抗日同盟军，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那是在抗击日寇的侵略呀！东北沦陷，当了亡国奴，你们东北军有家归不得，凡有点民族正义感的军人，应该打回老家去的！”

那日的审讯，他们没有从吉鸿昌口中问出任何“有用”的信息，却反而被吉鸿昌奚落了一番。审讯人员悻悻离场时，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

被关押后的吉鸿昌震惊了看守们：他抓紧一切机会向难友们宣扬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他的语调是那样激昂，以至于看守们总是听得分外清楚：

“抗日救国，成了政治犯，这是为什么？你们当中不少弟兄是东北人，亲人在当亡国奴，你们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蒙冤坐牢，这又是为什么？其原因，是蒋介石想独霸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地地道道的独裁专制……”

看守们都被他说服了，他们在大受感动的同时，也有意对他加以保护。每次，有查监的人来时，看守们就咳嗽几声，以提醒吉鸿昌“有人来了”。

吉鸿昌

难友和看守们始终把他的那句话牢记在了心里：

“中国地大物博人多，正在觉醒的中国劳苦大众，绝不会坐视祖国沦丧，一定会起来反抗。蒋介石是阻挡不住这股潮流的，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

在他的影响下，难友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难友王氏表示：他出去之后，将舍弃一切参加抗日……

一位读书人模样的难友在一次和吉鸿昌谈话后感叹：“中国之所以落到现在的境地，就是因为如吉鸿昌这样的中国人太少了。”吉鸿昌听了这话后动情地说：

“我想，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顾自己，不管别人，那和低级动物有啥区别。我知道除了特务汉奸，国人大多数是爱国的，爱国的行动是什么？当前就是抗日。老蒋不抵抗，也不许别人抗日，那就反蒋抗日。”

从吉鸿昌狱中的话便可知，他对中国的抗日是抱持着巨大信心的。在察哈尔抗战时，他就曾把这信心凝聚进了他创作的抗日歌曲《冲锋歌》里。被关押期间，他无数次带着难友们哼唱着这首歌：

“冲！冲！冲！向前冲！冲！冲！冲！牺牲要奋勇。凯旋归来为我民族争光荣。谁说我大中华民族没有好英雄！”

吉鸿昌的歌声铿锵有力，穿过了铁窗，被传出很远，很远。

吉鸿昌

吉鸿昌身陷囹圄，胡红霞四处奔走：她求吉鸿昌过去的上司和同僚，又奔赴泰山求冯玉祥。在她四处求人之际，吉鸿昌却已做好了就义的准备。他比谁都清楚：敌人早已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果然，不久后，敌人将吉鸿昌秘密押解到北平，并将一封印有“立时处决”的电报递给了他。敌人以为这份报告会吓到吉鸿昌，结果让他们失望了：他轻蔑地看了一眼电报后问：

“行啊，你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正式处决吉鸿昌前，敌人对他进行了一次走过场的军法会审。敌人没想到的是，这次审讯竟让他们尴尬不已。

审讯时，法官法官煞有介事地问道：

“吉鸿昌，你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说出你们的秘密来？”

吉鸿昌义正词严地回答：

“抗日是四万万中国人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才有秘密。”

法官左右交换了一下眼色又问：

“你假借抗日之名，反对领袖，是谁指使的？”

吉鸿昌再次轻蔑地说道：

“我要救国，蒋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救国而讨蒋。我要抗日，蒋不仅不抵抗，反要迫害抗日的人，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请问，抗日何罪之有？蒋介石如能抗日，我马上便能助蒋。但你能够指出蒋介石有一点抗日行动，甚至有一点容许他人抗日的意思吗？法官先生，就是你自己，扪心自问，也不能不反蒋的。”

民国时期的军法会审处

面对吉鸿昌的慷慨陈词，法官无言以对，他意识到：这个过场不好走。法官每提问一个问题，他都能切中要害地反问回去。面对正义凛然的吉鸿昌，法官不停地擦汗，最后时刻，他为了收场，声嘶力竭地嚷道：

“吉鸿昌，你是罪犯，罪犯！不得在法庭上信口雌黄。”

法官说完这段话后，又遭到了吉鸿昌的奚落，最后越说越激动的吉鸿昌揭开衣裳，露出身上累累伤痕，挥动手臂指向法官：

“你们长眼睛的，看看我吉鸿昌在北伐和抗日时留下的伤疤……”

法官看着吉鸿昌身上的伤疤，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到此，这场闹剧般的审讯，终于草草收场。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

当日上午，监刑官出示蒋介石将“吉立时枪决”的电令及北平军分会的判决书。这个结果，吉鸿昌早已料到，所以，他当即淡定地要来纸笔挥笔写下了一封痛斥国民党罪行的遗书。可惜，这份遗书被何应钦拿到后，最终被焚毁了。

何应钦

写完遗书后，吉鸿昌提笔给胡红霞、中山学校有关负责人和自己的三个弟弟写下遗嘱。

其中，给妻子的遗嘱，内容是这样的：

“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一死，我死你也不必过悲伤，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等用。

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这份遗嘱，字字句句全是吉鸿昌为妻子做的“设想”。

吉鸿昌给妻子的遗书

一心想着别人的吉鸿昌，还在为所创办学校所留的遗嘱中叮嘱欣农、仰心等：

“诸君证明已有其父兄遗嘱，属吕潭地方学校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款项，皆由先父捐（属公家），非先父兄私产也。”

写好遗嘱后，吉鸿昌看了看门口全副武装的士兵，从容而镇定地披上斗篷，昂步走向刑场。

最后一刻，吉鸿昌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前文提及的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写罢《就义诗》，吉鸿昌起身对着负责行刑的刽子手厉声道：

“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给我拿把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吉鸿昌身长一米九三，他的声音如同洪钟，在他的怒视下，刽子手竟两腿不自主地发抖了。吉鸿昌看了刽子手一眼，继续厉声道：

“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吉鸿昌正面朝向刽子手时，脸上没有一丝恐惧，有的，全是凛然的正气。他为何敢正面受枪，答案自然与他已接受了自己即将死去的心理有关。

吉鸿昌认为：他被行刑，是为抗日为国家而死。既如此，他又怎会不接受死亡呢？既已接受，自然就不会再有挣扎和抗拒，如此，自然也不再有恐惧。

刽子手颤抖地在吉鸿昌面前举起枪时，吉鸿昌突然瞪起双眼，用尽全身力气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响了，年仅39岁的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牺牲了……

“未能死在抗日战场”成了吉鸿昌永远的遗憾，然而，他为抗日事业所做的一切，早已注定：他将是被公认的抗日英雄。

吉鸿昌

1945年，吉鸿昌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2014年9月1日，吉鸿昌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吉鸿昌的好友曾在给吉鸿昌的悼念诗文中，这样定义他的死：

“面对敌枪弹，屹然如泰山。以死报国家，名垂宇宙间。”

人之死，有轻如鸿毛，有重如泰山。吉鸿昌之死，乃是为人民，为国家，其死，当重于泰山！

转型时代，塑造了严复的思想张力 | 专访黄克武

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史中，严复是一个“尴尬”的角色。他赞许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却难以割舍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并不排斥纳妾甚至吸鸦片。他大力倡导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对宗教信仰又怀有深深的敬畏和迷恋。正如本期专题名字中的“双面”，在严复身上，我们能看到多重矛盾撕扯的张力。后人讲述历史，总好将人以“主义”归类，但他们会发现，严复的思想好像很难以任何一种主义概括。

1994年，历史学者黄克武出版了专著《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研究》。书名中的“调适”，不仅高度概括了梁启超的思想特点，它同样也适用于形容严复思想的这种“尴尬”和复杂。从那一年的夏天始，黄克武跟随学者墨子刻（Thomas Metzger）研究严复的《群己权界论》，并逐渐感受到与严复之间强烈的心灵共鸣。

这次研究的最终成果《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即约翰·密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被墨子刻评价为在当时推进严复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书中，黄克武对严复翻译密尔名作《论自由》的过程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考察，并从文本比对中发现了严复对密尔的种种误读。他对于“权利”、“隐私”、“意志”、“理性”等带有明显西方个人主义色彩的词汇极为隔膜，翻译得并不准确。他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也令他难以揣摩密尔基于悲观主义认识论的遣词造句，常常用道德判断语句取代道德中立语句。

类似的问题同样也发生在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案例中。翻译是严复之于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大贡献，也是黄克武研究严复的起点。在此它并非是一项转译的技术，更已成为理解严复的一个重要隐喻。作为一名在思想观念上“中西合璧”的知识人，他通过对西方思想的理解和批判，转化出属于自己的宝贵思想资源。尽管这种充满着“折中”色彩的思想资源，往往成为历史中“被放弃的选择”。

今年，黄克武写作的严复传记《笔醒山河》出版，同时他也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在采访的最后，他评价：“严复始终是一个孤独的人”。影响最广、意在强调互助的《天演论》，被民众简化理解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站在时代前列引进西学，最终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视为“保守”的批判对象……联想到严复的这些遭遇，这句评价恰如其分。但也正因孤独，严复的思想也与各路思潮保持着距离，成为我们反省历史乃至观照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

时至今日，如何在中国与世界、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个人自由与社群和谐之间寻求一条适宜、平衡而非激进的道路，中国知识人们依然在思索。“其实严复面对的根本问题，过了100多年依然是我们面对的问题”，黄克武说。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17日专题《分成两半的严复》的B04-B05版。

黄克武，历史学者，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著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研究》《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等。

严复一生

都在寻找矛盾和冲突的“统合之道”

新京报：通过你的论述，我们会看到严复的求学经历、官场经历乃至感情经历，都对他形成自己的思想风格有很大的影响。概括来看这是一种中西之间的“平衡”或者说“持中”。他一方面大力引进西方的观念，同时也坚守着诸多传统价值。那么在你看来，在严复这种“中西合璧”的思想中，何者更为其根本？对严复来说，影响最深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哪些？

黄克武：中西合璧的确是一个很高的理想与很大的挑战。这一条思路继承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而来，然而他比张之洞更开放，也更了解西方。他所说的“体”的部分，首先在政治架构上不是张之洞所说的专制体制，而是接纳西方的民主共和体制。在精神层面，他肯定儒家伦理（尤其是孝道）、佛道智慧，并坚持以桐城古文接引西学。这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观念的肯定成为一个新的“体”。至于在“用”方面他和张之洞一样，肯定西方的科学与技术。严复以一种新的“中体西用”来追求“中西合璧”。

《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作者：黄克武，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2年3月。

新京报：严复的思想自身包含着诸多内在的张力和矛盾，比如西学和中学之间的，比如个人自由和社群之间的。但同时，你在书中也提到，尽管他的思想出现过比较大的转向，但总体上“仍然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严复身上的这种矛盾性和一致性？它们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克武：严复一生无论在生活与思想层面都有不少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主要来自张灏先生所说的“转型时代”。他所处的清末民初时期，一方面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另外一方面是中学与西学相互冲击的时代。他受传统影响，又想批判传统追求现代，可是传统的烙印却挥之不去。

他是中国第一代去英国留学的留学生，是西学的开山人物，然而他在吸收西学的时候，又自觉与不自觉地从中学的角度来吸纳、批判西学。在生活上也是如此，他批判八股文，然而为求升官不得不考科举，却又四度名落孙山。他深知烟瘾害人，自身又无法戒除。他满腹经纶，虽能“坐而言”，却无法“起而行”，不能像日本的伊藤博文那样返国之后“得君行道”。他肯定民主与科学，却主张以调适、稳健的方式来追求理想，在“五四”以后“激进化”的反传统时代中反而被国人讥为保守、落后。总之，他不断地拉扯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际。虽然有上述的矛盾与冲突，他一生却希望能“会通中西”，能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统合这些矛盾之处，此一努力是否成功可另当别论，然而这一思路是有价值的。

翻译《天演论》，

恰是为了反思“物竞天择”

新京报：严复翻译《天演论》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社会观念的革新，更是一种宇宙观的革新。上海师范大学的学者张洪彬在《祛魅：天人感应、近代科学与晚清宇宙观念的嬗变》一书中提出，《天演论》会迅速为国人所接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其中蕴含的思想与西方的机械宇宙观有别，而与中国传统的有机宇宙观极为相近。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黄克武：张洪彬的看法与我很接近，但不完全相同。他指出严复所译介的《天演论》与中国本土的有机宇宙观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使国人在接受天演论时更为顺利。因为有机的宇宙观认为：一、万物源于并非人格化的上帝，而从起点到纷繁复杂的万物之间，存在着演变、发展的过程，且发展过程是有规律的。这三点与天演论有相似之处，所以严复很容易地透过《易经》、宋明理学与佛教的概念来阐释天演论。我在书中有一节讨论佛法与天演就是介绍严复在介绍天演论时很清楚说明了赫胥黎书中所说佛学中“果报”与“业”的观念和遗传学有相合的地方。严复对此又以按语加以解释。这种“格义”的方法使国人很容易了解天演论。这可以解释天演论在中国没有遭遇到强烈的抵抗的一个原因。相对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西方基督教中“上帝观念”、“创世神话”却有很深的矛盾。

新京报：许多论者都曾提到时人对《天演论》的误读，比如贺麟就曾指出人们对《天演论》的理解局限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严复其实并未宣扬纯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你认为造成这种误读有哪几方面的原因？严复本人怎么看待这些理解？

黄克武：《天演论》问世之后得到很大的回响，我在书中“天演惊雷”一节介绍了许多人读过《天演论》之后的反应。的确此书文字典雅、思想深邃，一般人不容易有深入的认识。这也产生了“误读”的现象。最大的误读就是局限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天演论》一书一方面确实重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是同时严复与赫胥黎所关注的“天演”与“伦理”的关系， 或说“天行”与“人治”的差别。他们反而是批判主张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当然是因为“救亡”的迫切感。严复对此对此也无可奈何，他一直是一位寂寞的先知。

《天演论》，味经书院版，因此一版本扉页有“光绪乙未春三月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字样，光绪乙未年即1895年，因此曾一度被认为是《天演论》最早的版本。但根据考证，此版本实际刊刻年代很可能是在1898年，之所以倒填刊印年代的原因，或是为了躲避戊戌政变后清廷对维新党人的政治迫害。此书刊印虽未经严复本人许可，但却保留了严复本人亲自校订的慎始基斋版中被删改的内容，因此是一部极具价值的盗版书。

新京报：提到严复对斯宾塞和赫胥黎的理解，史华慈在《寻求富强》中提到一个观点，即严复对赫胥黎的一些观念是深感不认同的，比较明显的是赫胥黎对宇宙过程和人类社会的道德是判然有别的，这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严复的底层观念。而他翻译赫胥黎，其实是为了反驳他，并借以维护斯宾塞。你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黄克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认为严复、赫胥黎和斯宾塞在《天演论》中实际上也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三角互动。按理说，如果要介绍演化论，赫胥黎这本书并不算最有名的，即便《天演论》在中国这么有名，却在日本要晚了50年才出现第一个译本。严复的选择本身体现了一种有意识的现实关怀，他希望借助斯宾塞和赫胥黎的对话来突出自己想要传递的观点。虽然他是翻译赫胥黎的作品，但却常常借斯宾塞来反驳赫胥黎，用对话来突出宇宙进化和人类伦理的关系。这个策略其实很成功，它让大家在辩论中看到自然过程和伦理过程之间的冲突。

严复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翻译的本意绝不是要强调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恰恰是带领人们反思在一个新宇宙观下，宇宙代表的自然利益，和人所代表的伦理力量之间的关系，即“天行”与“人治”有别。“天行”的部分没有道德性，但“人治”是有的。所以，在“天行”的领域，我们肯定自然竞争的规律，但在人类社会的伦理过程里，我们要强调互助。只不过，严复不赞同赫胥黎所谓人类道德出自纯粹的善心，而更赞同斯宾塞的那种理解：善行基于人类借由合群而获得更好福利的需求。

严复并未真正理解约翰·密尔

新京报：你在《自由的所以然》中曾指出，严复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对“自由”的理解其实是有误的，这种误解可能有多个层次，有些是论证上的，有些涉及严复对个人主义观念系统的根本性隔膜。可能主要是在自由指向的目的上。是否可以展开解析一下这些误解？

黄克武：严复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的人，那个时候没有合适的词汇，引介自由主义是非常困难的，比如我书里提到的，怎么翻译“Right”？这个词是否应当翻译为“权利”，这些在当时都有很多争议。除了词汇以外，在思想观念上，当时中国的学人也并没有完全准备好。严复翻译密尔作品使用的是桐城派的古文，我认为这种翻译很大程度上是对密尔作品的一个重新诠释，其中包括对密尔原作的理解，也包括误会和批判。

严复从小习英文，也有留洋经历，我们也能从他的翻译中看出他对个人自由重要性是有明显的意识的。然而，他对于密尔论证个人自由重要性的推理过程，并没有充分地掌握。这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即严复对于人类认识能力的乐观主义，让其忽略了密尔的自由观其实建立在一个悲观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

在理解之外，从《论自由》到《群己权界论》，严复其实也对密尔所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做了一定的批判，即他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范围给的太广，容易造成问题。所以他认为在中国语境下，个人自由还是应该放到一个“群己权界”的架构里面谈，就是同时也谈个人自由的范围、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这种想法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比较像目前西方的社群主义。

《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修订本）》，作者：黄克武，版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4月。

新京报：你的老师墨子刻在《自由的所以然》的序言里曾提到一个观点，他指出严复对密尔作品的翻译过程，体现了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接受西方语汇时的一种普遍的反应，即对西方观念中的某些特定方面极感兴趣，如富强的目标、国家主义的竞存等，但对其他一些观念，比如具体的社会权利（消极自由）、政治经济的缺点等却有意识地忽略。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黄克武：谈西方个人自由观念时，我经常强调存在一个三角关系：权利（right）、隐私（privacy）和品味（taste），这三个概念其实对于理解西方自由主义非常关键，但对于严复来说，都并不太容易理解。我想墨先生说的重点，就是清末民初时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思想的过程中，那些比较容易引进过来为他们所接纳的，往往是本在中国传统中就有基础的观念。就像前面问题中提到张洪彬的作品《祛魅》中所写，中国传统的有机宇宙观也成为天演论被接受的重要思想基础。

对于严复这代人来说，比较容易和他们接轨的思想是卢梭式的民约论，它在近代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是因为它和中国古典的“民本”思想是有一定的亲和性的。

相对来说，密尔的这种偏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概念，和中国传统的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亲和性，这会在引介思想的过程中被选择性地忽略。

新京报：你在《笔醒山河》中提到，严复其实是在密尔式自由主义，和史华慈说的个人自由为国家主义工具的立场之间寻找到的“第三条道路”。这条相对温和、反对激进的道路在“告别革命”思潮中受到肯定。能否谈谈你认为这种对自由的“第三种理解”，之于当下社会、思想界的价值？

黄克武：近代主流主要是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在中国近代主流思想中，严复的观念是一个“被放弃”的角色。当然最强势的话语是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后面马克思主义超越了三民主义。相对来说，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特别是像港台新儒家这些算是更支流的。严复和梁启超这类人，恰恰是站在了偏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他们两个的思想一方面都有自由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又有肯定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是这两种支流的叠加。

不过我想，即便是一个“非主流”的观念，这也代表着一种对中国往何处去的思考。尤其是近些年来文化保守主义也渐渐兴盛起来，从钱穆到唐君毅、牟宗三，其实近些年来在海峡两岸都有很多支持者。严复的思想在我们重新思索中国文化问题的时候，依然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

新京报：提到严复和新儒家之间思想的内在连续性，你评价说这种连续性体现在一种“内在超越”上，即当全新的科学宇宙观取代了传统宇宙观后，传统的那套形而上追求其实依然保留在中国知识人心中，它并没有被完全“祛魅”掉。是否可以展开谈谈这种“内在超越”的连续性？

黄克武：近代新的宇宙观引进以后，尤其是伴随着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天”的性质改变了，当它没有了道德性，传统的知识分子肯定是会感到迷茫的。但其实也不是没有弥补的办法，我一直认为这个挑战对中国人来说可能并不是太难克服。原因是中国的道德源泉并不是来自于某个外在的创世主，而是“天”，尽管它会遭遇科学的冲击，但它却不是全然外在的，而是可以落到人心中的。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中国人的道德源泉虽然来自于天，但却落实于内在“心性”之中。在科学宇宙观引进之后，在“天”方面的存而不论，并不妨碍中国人开始到心性之中去寻找源泉。

这其实也就是港台新儒家的一种“内在超越”的方式，他们常常与之对照的是西方的那种“外在超越”。总的来说，在科学世界观面前，人们依然认为需要某种超越性价值的存在，“内在超越”是在“天”遭遇冲击之后，知识分子寻找到的一个与科学相配合的“价值来源”。

新京报：你也在书中用专门的章节讲述了宗教对严复思想的意义。可以说那一代知识分子，章太炎、康有为等等，都对宗教给予了重视。这其实可能也能反映你说的，知识分子总需要一些终极的价值去与全新的科学宇宙观相配合。

黄克武：这确实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需要面对的问题。我在书里提到，严复通过翻译，其实也是认同和接受了斯宾塞和赫胥黎提出的一套不可知论，即虽然科学提供了一个解释世界的良好方法，但由于他们自身的基督教背景，他们也会去强调科学真理的限度，所以我们需要保留一个“不可知”领域，这里面就会给宗教合法性的空间。

所以严复思想的一个重要意义也在于他肯定了宗教、超越性精神在科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而更有意思的一点是，严复还强调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一些日常伦理虽然不具有宗教性，但却发挥着宗教性、超越性的价值，他在讨论“孝”这种伦理时就提出了这一观察，我觉得还是很敏锐的。

在激进思想中

注入更多对传统的肯定

新京报：严复身上彰显着多重的张力，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公与私。你还写过一本有关梁启超的书，讲的一个核心词就是“调适”思想。从严复到梁启超，都有很明显的这个特点。但似乎这种“调适主义”往往只能扮演思想史中的“制动器”，却很难真正“推动”历史的发展？这也是很多人的论调。

黄克武：严复和梁启超很像，他们代表的都是一种反激进的、调适性的思潮。和梁启超比起来，不管是人性论还是认识论，严复都是比较乐观的，这最后也影响了他翻译的《天演论》。在斯宾塞的演化论中，因为他们思想背景里有马尔萨斯等提出的人口增长的问题，所以经常觉得世界进化的结果不一定那么好，世界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从严复开始，进化论在中国其实一直都是和一种较为乐观的信念结合的。

不过，这两人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定位上都会很“尴尬”。他们是知识、思想上的先驱，是引介西学的先锋，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激进”的。但他们将民主、科学、自由这些思想代入中国后，反而引发了真正激进化的思潮。“五四”以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些深受严复、梁启超影响的人们，采取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姿态——当然，救亡的紧迫感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严复、梁启超们期望的调适渐进改革，又与之形成了冲突，使得他们从先锋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历史上相对激进的声音总是更容易抓住群众的，不管是理念本身，还是其宣传。但就像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判断，如果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里有来自外部国际社会的威胁，这种激进思潮的兴起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如果说要让这种调适性的思潮能对历史发挥比较大的影响力，最关键的还是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作者：黄克武，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

新京报：据说你近期在做胡适相关的研究，可以具体谈谈吗？

黄克武：胡适是严复、梁启超之后，提倡自由主义很重要的人物，对于认识今天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也还有重要的意义。总之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索和关怀都还是挺有分量的，提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觉醒年代》，我自己还蛮喜欢看的，尤其还挺喜欢里面对陈独秀两个儿子这些年轻人的刻画。我在想这个电视剧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可能也是年轻人看了之后，对一个“有理想的年代”产生了好奇。

新京报：不过，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摇摆，要么会很激进地信仰某种理想，要么就会抛弃一切理想，选择躺平。很难寻求一种“平衡”。

黄克武：我觉得这恰恰也是严复思想的价值所在，他本人也经历了一个从激进到缓和的过程。这当然和年龄有关，年轻的时候不激进，确实还蛮困难的。1895年严复30多岁的时候，也非常地激进。但是我更想强调的是，他思想发展的过程本身有一个内在的逻辑，也就是他成长的环境、置身的文化脉络，会让他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在激进思想中注入更多的对传统的肯定，这会让他在不论是发展自己的思想还是接受西方思想的过程中，都会走到一个相对不同的方向上。其实严复面对的根本问题，过了100多年依然是我们面对的问题。

采写/刘亚光

编辑/李永博 李阳 青青子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