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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胜利者是t几(一句话,让这位考生火了:心态好了,事就成了)

导读固执胜利者是t几文章列表:1、一句话,让这位考生火了:心态好了,事就成了2、福柯、本雅明与阿甘本——什么是当代?3、汉朝最腹黑的皇帝,为了保住江山,把老师骗到菜市场腰斩加灭门4、

固执胜利者是t几文章列表:

固执胜利者是t几(一句话,让这位考生火了:心态好了,事就成了)

一句话,让这位考生火了:心态好了,事就成了

这两天抖音上的一条视频火了。

记者采访一名高考考生,问他考试感觉如何,小伙子边笑边指着考场的大门对记者说:

感觉不行!可能明年还在这,明年你还能采访到我。

我们留个联系方式,明年你还能来这里找我!

小伙子的幽默和乐观瞬间引来周围一片笑声。

不管你考的怎么样,小伙子,你已经赢了。

每年的高考月,还有一个称呼:高考自杀月。

2010年6月7日,广水市高考男生跳楼自杀

2012年6月9日,湖北高考首日两名考生自杀身亡

2013年6月12日,19岁男孩两次复读失败,从自家15楼纵身跳下

2014年6月24日,查询高考成绩的日子,合肥高三复读女生高考失利跳楼身亡

2015年6月24日,海口高三女生查询成绩后不满意而跳楼自杀

2016年6月7日,乌拉特前旗有一名女生考完语文后跳楼自杀

2017年6月7日,辽宁朝阳市喀左县大城子镇一男生跳楼自杀

2018年6月7日,高考第一天早上,河北平泉一考生不堪压力跳楼坠亡

……

这一串串数字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本应该展开一段新的人生,淋漓尽致的享受这个假期,但却仓促的给自己的生命画了一个句号。

诚然,高考的压力毋庸置疑,在人生的道路上,它确实有着浓重的一笔。但它绝不是、也不应该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杆,也永远不是衡量生死的砝码。

高考的压力,对于每一个学子都不例外,可是有的人能笑着去自嘲,有的人却从高楼纵身跃下结束自己的生命。

归根结底,压力本身并不会杀人,而是压力加上坏心态导致他们看不到未来。

1、心态好了,事就成了

《别让心态毁了你》的书中提到一个观点:

爱因斯坦曾说成功=1%的天赋 99%的汗水。

虽然成功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占99%的“汗水”。

而99%的汗水,就是100%的心态。

在人的本性中,有一种倾向:我们想象自己是什么样子,就真的会成为什么样子。

天堂还是地狱,关键在于心态。

两个秀才相约一同去赶考,路上他们遇到了一支出殡的队伍。

当他们看到前面那口大棺材时,其中一个秀才心里立即“咯噔”一下,立马凉了半截,心想:这可完了,真触霉头,赶考的日子居然碰到个倒霉的棺材。

心情一落千丈,走进考场,那个“黑乎乎的棺材”一直挥之不去,结果可想而知,文思枯竭,果然名落孙山。

另一个秀才也同时看到了棺材,一开始心里也“咯噔”了一下,但他转念一想:棺材,这个好啊!那不就是有“官”又有“财”吗?好好好,真是好兆头,看来今天我要鸿运当头了,一定高中。

于是他心里十分兴奋,情绪高涨,走进考场,文思泉涌,果然一举高中。

两位秀才,一样的棺材,一样的试题,一个名落孙三,一个金榜题名。

一杯茶,佛门看到的是禅,道家看到的是气,儒家看到的是礼。茶说:我就是一杯水,给你的只是你的想像,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

是乐观面对还是消极懈怠,全在于你的心态。

2、心态好了,身处逆境也能逆风翻盘

有一个人总是心浮气躁、郁郁寡欢,于是他去拜访禅师,想得到人生的指点。

他问禅师:我这辈子就注定这么过吗?您说真有命运吗?

禅师说:有的。

禅师让他伸出手,指着他的手说:你看清楚了么,这条斜线叫事业线,这条横线叫作爱情线,这条竖线叫作生命线。

然后禅师又让他把手慢慢地握紧,问他:你说这几条线现在在哪里?

那人答:在我的手里呀。

禅师说:对,命运就在你的手里,静下心来,调整好你的情绪和心态吧。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注定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作家周国平曾说:在逆境中要这样想:这就是我的生活,我怎么把它过得有意义?如果你的心态平静又积极,逆境的确也是一种生活。

勾践和项羽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

在项羽突围取得东城胜利后,他决定东渡乌江,回到自己的家乡,东山再起。

乌江亭长的一番话却彻底击溃了他的内心防线:“江东虽小,但还有几千里土地,几十万人口,足够大王称王。”

项羽想自己昔日荣光,如今要屈居于此,苟且度日,以一句“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于乌江,

享年三十一岁,一代枭雄的大起大落,就此落幕。

诗人杜牧曾作诗感慨:“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对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可惜溢于言表。

而勾践却知耻后勇,卧薪尝胆,用一种乐观心态度过几年仆役生涯,最终雪耻复国。

人活一世,活的都是心态。

心态崩了,困境会被主观地、无限地夸大,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被打倒。

你的心态才是你真正的主人。

3、心态好,生活才能照进阳光

法国作家大仲马说:“人生是一串用无数小烦恼组成的念珠,乐观的人是笑着数完这串念珠的。”

对世界经济史和社会变革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卡尔·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家里已经穷的揭不开锅。

1856年,马克思和妻子燕妮刚刚经历巨大的悲痛:他们的两个孩子因饥寒交迫先后夭折。

圣诞之夜,他们还不得不面对一堆催账的账单,而圣诞晚餐也仅仅是一小块硬面包。

即便在这种环境中,马克思还乐观的回复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信件:

“圣诞快乐!俾斯麦首相。

来信所谈交换条件已知。感谢您的关照,我荣幸地成了对你们有威胁的人。

不错,我的生活处境的确够糟糕的,不过,我宁愿欢迎贫困与病魔的光顾,也不习惯住进您所慷慨给予的宁静安逸的别墅;我的稿费相当少,甚至连我写稿时抽烟的钱都不够。

不过,一个人的写作爱好是不会因钱少而改变的……我固执地坚信,我们将是胜利者!”

在这种乐观的心态下,《资本论》才得以面世。

财经专家洪榕校长曾说过一句话:“好心情是一时的,好心态是一辈子的。”

同样一件事情,心态不同,发展也就不同。

要改变自己,首先要改变的就是自己的心态。不论身处高处,还是人生低谷,调整好心态,从容面对所有。

对于心态好的人,在他们眼中,日子没有挫折和坎坷,仅仅是多了另一条路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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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本雅明与阿甘本——什么是当代?

波德莱尔将绘制现代生活的画家称为英雄。这是因为当时的画家主要是画古代生活,而且推崇的也是古代画家。波德莱尔肯定画家居伊,就是因为后者与众不同,他将目光投向“现在”,即全面的现代生活。为什么要驻足于此刻,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那样在街头充满激情地到处搜寻全社会的激情?这是因为现代生活也充满着美,充满着短暂的瞬间之美。对波德莱尔来说,这种短暂性、偶然性和瞬间性是新近才涌现的生活特征,是现时代独一无二的现象,它和古代的生活迥然不同。波德莱尔将美定义为永恒和瞬间的双重构成。“美永远是,必然是一种双重的构成——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永恒性部分是艺术的灵魂,可变部分是它的躯体。”按照这一定义,现代生活的这种瞬间性特征毫无疑问也是一种美,而且是美的躯体。因此,绘制这种现代生活之美,就成为无法回避的必须之事。也就是说,“你无权蔑视现在!”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受波德莱尔的启发,当然更主要地受到康德的启发,福柯在《何为启蒙》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分析了康德的《何为启蒙》,指出康德在他的文章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是指出了哲学和时代的关系。康德将启蒙确定为这样一个时刻:一个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服从任何外在权威的时刻。也就是说,“时刻”是康德思考的一个对象。康德在许多著作中提到了时间问题,而且,这些讨论时间和历史的大多数文章,都试图确定历史的合目的性和历史终点,即时间总是通向终点的一个时间,但是,“在关于‘启蒙’的那篇文章里,问题则涉及纯粹的现时性。他并不设法从总体上或从未来的终极角度来理解现在。他寻找差别:今天相对于昨天,带来了怎样的差别?”也就是说,“现在”摆脱了过去和未来的纠缠,摆脱了历史合目的性的宰制,而成为思考的单一而纯粹的核心。思考仅仅就是对“现在”的思考。康德这篇文章,思考的就是写作这篇文章的时代,写作就是对作者所置身其中的时代的写作。这是这篇文章的新意所在。“当康德在1784年问‘什么是启蒙’的时候,他真正要问的意思是,‘现在在发生什么?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正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阶段,这个时刻是什么?’”福柯指出,对现在所作的分析,这一由康德所开创的哲学的特殊使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或许,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因此,真正的问题是“现在的本体论”。为了将康德这一问题的新颖之处说得更清楚,福柯还将康德和笛卡儿作了对比。对笛卡儿来说,哲学思考的是普遍的人,“‘我’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人。但是康德问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我们是什么?’”而现在只能是我们自身的现在,不可能是古人或者将来人的现在。因此,关注现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关注我们本身,探索我们本身,探索我们自身的秘密——我们知道,从《疯癫史》开始,福柯不倦地探索的就是今天的人们的秘密,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他自身的秘密。这是福柯所有著作的共同主题。

勒内·笛卡尔

本雅明从另一个角度谈论“现在”的问题。对本雅明来说,“现在不是某种过渡,现在意味着时间的停顿和静止,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必备的观点”。这意味着现在并不是通向未来的必经之路,现在和未来并没有特殊的关联。如果说,“现在意味着时间的停顿和静止”,那么,也许并没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本雅明之所以看重现在,就是为了确保对未来的抗拒,“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准研究未来的”。就本雅明而言,未来这一概念内在于进步主义信念中,未来就意味着进步。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进步概念和进步信仰着手批判。对本雅明来说,进步论持有三个论断:进步乃是人类本身的进步;进步是无限制的进步;进步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呈直线或者螺旋进程的进步。一旦信奉这样的进步观,那么,现在不过是通向未来进步的一个过渡,因而无论现在如何地紧迫和反常,它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常态,因为注定会有一个天堂般的未来在后面等待着它。就此,即便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也会将法西斯主义看作是历史常态,因为他们相信法西斯主义者不可能破坏进步的未来这一大势,因此,人们没有将它看作是真正的紧急状态。一旦我们抛弃了这种进步论,我们就应该将法西斯主义当作是例外状态从而对其进行干预。果断地放弃未来,执著于现在,并将现在看作是一个紧急状态,才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在另一方面,本雅明也驳斥了信奉进步论的所谓专家治国论。在此,人们习惯将进步看作劳动能力和技术的进步,人们认为技术的进步能够带来财富的巨大增长。但是,这种技术的进步不过意味着对自然进行敲诈的进步。而且,技术进步导致的财富落在谁的手上?这技术的进步,不过是一场新的剥夺:对自然的剥夺和对无产阶级的剥夺遥相呼应。单一的技术进步导致了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公。技术的进步或者财富的进步,恰恰可能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倒退:道德的倒退,文化的倒退和艺术的倒退。对进步主义者而言,进步论许诺了一个未来的天堂。这也是现代性深信不疑的东西。但是,本雅明试图抵制这个进步的风暴,在进步论者眼中所展现出来的现代成就不断叠加之处,他看到的却是越堆越高直逼天际的残垣断壁。在别人眼中的进步现实,在本雅明这里不过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灾难。

瓦尔特·本雅明

就此,我们看到关注“现在”有这样几个原因:对波德莱尔来说,关注现在是因为要关注现代生活。现代生活展现了一个全新的风俗,也即一种全新之“美”,一种同古代文化和古代生活截然不同的美。因此,关注现在,就是要关注现代生活本身特殊之美。对福柯来说,关注现在,是因为哲学不再关注抽象的普遍人性,而是要关注此时此刻的具体的我们自身,最终,哲学要思考和孜孜不倦地探索的是自我的秘密;对本雅明来说,关注现在是要抵制进步主义制造的幻象,从而戳穿一个未来的天堂所许诺的谎言,最终激发人们对现在和当下的敏感,进而在当下毫不拖延地展开行动,最终当下的目标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是起源。

那么,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关注现在?人们在福柯的著作中几乎没有看到现在,没有看到对当代的讨论和书写(他真正认真考察过的当代只有20世纪的自由主义)。相反,福柯通常是以历史学家的形象出现,他的视野贯穿了整个西方历史:从古代希腊一直到19世纪。那么,福柯所要思考的当代在哪里?他在什么意义上强调“现在的本体论”?他如何思考当代人?

这正是福柯谱系学的出发点所在。他的谱系学植根于现在。谱系学将目光投向历史,但其终点和意图却是在现在。这就和那种沉浸于历史而不能自拔的嗜古癖截然区分开来。同样,这种植根于现在的历史探讨,应该和另外几种同样宣称植根于现在的历史主义区分开来:谱系学并不意味着探索历史是在寻找历史的规律和真相从而为现在服务(所谓的“以史为鉴”);也不意味着历史的写作是由于现在的眼光对历史的投射从而让历史的面孔不断地发生变化(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也不同于历史决定论,即固执地相信现在是历史必然的无可避免的结果;最后,它也不同于所谓的后现代历史学,即历史是一种类似于文学叙事一样被叙述出来以适应现在要求的虚构。对于历史相对论者而言,福柯确信,历史并不是一种主观想象之物,相反,历史是真实的。对于历史必然论者而言,福柯确信,历史充满着偶然性,尼采式的力的较量和竞技是历史的充满激情的偶然动力。

米歇尔·福柯

但是,历史庞杂无比,泥沙俱下,眼花缭乱,我们要打开历史的哪一面?对福柯来说,主体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人或者人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被历史之手一步步地锻造而成。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超历史的人性概念。因此,今天的人和以前的人,到底有何差别?今天的人到底是由怎样的历史机制锻造而成?之所以呈现现在这个面貌,到底是由怎样的历史力量所造就?现在和历史的差异何在?探讨历史,完全是为了了解现在。但是,这些问题的成因并非遵循某些确定的规律,并不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必然论,相反,它们是力的偶然争斗的产物。斗争,是福柯的谱系学的探讨方式;现在,则是它的最终目标。因此,这种谱系学是关于权力的谱系学,同时也是关于现在的谱系学。它最终要探讨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今天的人是如何被塑造而成,也就是说,今天的人的秘密何在?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建出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有多种不同的模式,通过这些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人被塑造成各种主体。我的工作就是分析将人变成主体的三种客体化模式”。我们正是在这里看到了他对疯癫史、知识史、监狱史、性史所作的谱系学探讨的意图所在。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来探究今天的人的塑形历史。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福柯为什么不断地谈论权力,谈论各种各样的权力——正是权力塑造了主体。对福柯而言,他探讨的对象是历史,但探讨的目的是现在;他反复地思考权力,但其目标是此时此刻的我们。也就是说,为了探讨现在,我们必须去探究历史。

本雅明对现在的关注,同样也将历史召回。但是,他召回历史的方式同福柯不一样。对本雅明来说,关注现在,就是为了打破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但是,进步主义遵从什么样的历史观?“人类历史的进步概念无法与一种雷同的、空泛的时间中的进步概念分开。对后一种进步概念的批判必须成为对进步本身的批判的基础。”因此,真正要批判的对象是“雷同的、空泛的时间”。本雅明将之称为“一串念珠式”的时间。这种时间是线性的,它前后贯穿在一起从而成为一个历史的连续统一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就是一个历史线索中的过渡点,它和历史展开的是一种前后相续的线索关系。而本雅明强调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时间和历史概念,即现在和过去并非一种时间上的串联关系,而是一种空间上的并置关系,进而形成一个结构化的历史星座,“这个星座是他自己的时代与一个确定的过去时代一道形成的。这样,它就建立了一个‘当下’的现在概念”。现在和过去并置在一起,使得当下和此刻充满饱和的非空泛状态,这也是一种非同质化状态。历史不是现在的过去,而就置身于现在之内。反过来也是如此:“古罗马是一个被现在的时间所充满的过去。它唤回罗马的方式就像唤回旧日的时尚。”现在与其说是未来的一个过渡,毋宁说是向过去的回眺。“现在”,“希望保持住一种过去的意象”,“现在”希望去捕获记忆。“现在”就因为过去的涌来而就此自我滞留。“这并不是过去阐明了现在或现在阐明了过去,而是,意象是这样一种东西:在意象中,曾经(das Gewesene)与当下(das Jetzt)在一闪现中聚合成了一个星丛表征。”

吉奥乔·阿甘本

这是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的一个核心观点。但是,这个观点是从哪里来的?据阿甘本的考察,圣保罗的文本隐藏在《论纲》中。《论纲》的时间观念深受保罗的影响。保罗怎样谈论时间?根据阿甘本的看法,保罗用了两个概念来谈论弥赛亚时间。一个是预兆,一个是统摄。所谓预兆,指的是“在过去时间内的每个事件与‘今时’即弥赛亚时间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这即是预示论关系。而弥赛亚事件中,“过去错位到现在,现在延伸到过去”。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时间重叠地带。而所谓统摄,即“一种将天地间一切事物——从创世之初散发到弥赛亚之‘今时’的全部事物,意味着过去是一个整体——都囊括在一起的东西。弥赛亚时间是对过去的即时统摄”。正是因为这种囊括过去一切的统摄,末世论才会显得饱和,才会有一种强烈的丰满的空间感。预兆和统摄也正是在这里建立起不可分的关系,它们都是将过去和今时联系在一起:过去是当下的预示,当下是过去的统摄。整个过去都包含在当下之中。在圣保罗看来,当下“还具备独特的能力:把过去的每一时刻与自身直接联系起来,让圣经记载的历史上的每一时刻或事件成为当下的某种预言或预示(保罗喜好的术语是typos,即形象)——因此,亚当(人类因他而承担了死和罪)就是给人类带来救赎与生命的弥赛亚的‘范型’或形象”。这正是本雅明在两千年后所回应的,“现代作为弥赛亚时间的典范,以一种高度的省略包容了整个人类历史”。就此,不同的时代之间有一种准统一性原则,有一个共同的格局,有一种空间的整体感。它们重叠交织在一起,打乱了历史的空疏的线性流向。时间因此而滞留。在此,未来就被剔除出了视野,因为“我们决定性的时刻,必须偿还过去的债务”。因此,真正的目标,不是未来而是起源。这种过去和当下的结合,或者说,这种囊括了过去和现在一切事物的统摄,就是本雅明所说的“意象”。

不仅将“过去”作为一个异质性要素唤醒并将它置于现在的时间结构中,而且,还要将历史每时每刻中被压抑的要素解救出来,从而使之获得另一种饱满的内容。线性主义之所以是同质性和空泛的,就是因为它掏空了许多内容,像丢弃垃圾一样不断地压抑和抹去了异质性要素。这些异质性要素通常是失败者、被蹂躏者、被压迫阶级。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他们记载的是他们自身的辉煌历史,但所谓的文明丰碑不过是“野蛮暴力的实录”:既是对那些失败者历史的野蛮删除,也是对失败者受到压迫这一野蛮历史的删除。

圣·保罗

但是,“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应该视为历史的弃物”,这些被压抑的历史主体应该被拯救出来。新的历史写作必须是同胜利者的历史写作格格不入的。本雅明试图将这些异质性要素唤醒,让它填充时间的空洞,进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让历史和现在充满丰富的内容。也就是说,现在的时刻打开了自己的门洞,不仅让历史、让过去的意象侧身进入,同样也让现在所发生但被排斥掉的异质性要素也密密麻麻地挤进来,让同时代那些被排斥被压制的异己者也挤进来。“现在”被这样的多重性所塞满从而成为一个充满张力和冲突的结构。就此,时间不意味着流动,而是意味着梗阻。这样一个如同星座般的时刻,既包含了过去的历史意象,也将此刻、将同时代所排斥掉的意象囊括其中。因此,它是一个多重的并置,时间得以被空间化地处置。它从历史和现在两个方面打破了时间的同质化和空泛感。这些异质性要素顽强地存在于历史的此时此刻,没有被这个此刻所勾除而是成为它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它同样顽强地不被这个此刻所同化和吞并,绝不成为此刻的同质化客体。也就是说,它既属于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不可抹去的一部分,但又是这个时代的他者,和这个时代的主流刻意保持张力:它既属于这个时代,又不属于这个时代。它是时代的特别的“剩余”之物。这样,才可能“把一个特别的时代从同质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出来,把一种特别的生活从那个时代中剥离出来,把一篇特别的作品从一生的著述中剥离出来。这种方法的结果是,他一生的著述在那一篇作品中既被保存下来又被勾除掉了,而在那个时代中,整个历史流程既被保存下来又被勾除掉了”。

到底谁是这样的人物:他既归属于一个时代,同时又是这个时代的异己者和陌生人?本雅明选择了游荡者作为这样一个时代的异己者。这些人无所事事,身份不明,迈着乌龟一样的步伐在大街上终日闲逛。他们现身于19世纪兴起的现代都城巴黎,但是,他们和整个现代的分工要求和市场法则相抗衡。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在巴黎的街道上:“这里既有被人群推来搡去的行人,也有要求保留一臂间隔的空间、不愿放弃悠闲绅士生活的闲逛者。让多数人去关心他们的日常事物吧!悠闲的人能沉溺于那种闲逛者的漫游,只要他本身已经无所归依。他在彻底悠闲的环境中如同在城市的喧嚣躁动中一样无所归依。”这些游荡者在人群之中,但又和人群保持间距。他和人群格格不入——一切都不是他的归属。如果说街道上的人大多有具体的关心和目标(未来),因此沿着一种线性(同质性和空泛的)的方式前行的话,那么这个游荡者行走在街道上,毫无目标,不知所终,不时转身,他沉迷于闲逛和观看。此刻因此无限期地滞留——它并不包孕着一个明确的未来。

这个游荡者显然是从波德莱尔那里获取的灵感意象。波德莱尔笔下的画家居伊是这样一个闲逛者的形象:“如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人群是他的领域。他的激情和他的事业,就是和群众结为一体。对一个十足的漫游者、热情的观察者来说,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快乐。离家外出,却总感到是在自己家里;看看世界,身居世界的中心,却又为世界所不知,这是这些独立、热情、不偏不倚的人的几桩小小的快乐,语言只能笨拙地确定其特点。观察者是一位处处得享微行之便的君王。”画家也在到处行走,到处游逛,但是,他不是和群众保持距离,而是“和群众结为一体”。他是闲逛者,但他并不冷漠,而是充满激情,他不仅有“巨大的快乐”,也还有“小小的快乐”。

贝尔托·布莱希特

显然,波德莱尔的闲逛者和本雅明的闲逛者有所不同。尽管都是闲逛,但二者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即游逛者是否在保持“距离”地观看,或者说,是否格格不入地观看。都是现代生活的热衷观察者,本雅明的游逛者置身于街头,但他是街头的一个外人,他对街道人群态度冷漠,和他们背道而驰——他在细看他们的同时也和他们保持距离,发生抵触。而波德莱尔的游逛者充满激情,非常投入,兴趣盎然,他欣赏他们。本雅明借用了波德莱尔的这个游逛者形象,但是他又偏离了这个形象。本雅明为什么会采用这种保持距离的观看?这种偏离来自何处?这是布莱希特给他的启发。布莱希特这样谈到他的间离戏剧:“我试图在这篇短文里阐述德国剧院使用的一种使观众跟舞台上表现的事件保持距离的表演技术。这种‘间离’技术的目的,是使观众对舞台事件采取一种寻根究底的态度。至于它所采用的手段则是艺术的——大家都知道,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联系通常是通过移情作用而产生的。在今天,墨守成规的演员总把心力集中在创造移情作用这一点上,以致人们可以说:‘在他看来,这就是他的艺术的主要目标。’如上所述,与通过移情作用而产生的效果,正如水与火,是绝不相容的。‘间离效果’的技术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演员去创造移情作用——至少是防止演员去创造通常程度的移情作用。”

布莱希特谈论的是表演技术,但是,表演的目的是为了观看,其最终目的是让观众不要“移情”地观看,不要全身心投入地观看。也就是说,让观众保持距离地观看。布莱希特的戏剧理想是,观众在看戏剧,但并不沉浸在戏剧之中进而被戏剧所吞没,相反,他们应该和戏剧和舞台保持距离,并时时意识到自己是在看戏。这是一个自觉的观众角色。事实上,也只有和舞台拉开距离,才能真正地对舞台洞若观火。本雅明的游荡者,就是波德莱尔的游荡者和布莱希特的观众的一种奇妙结合:一个不移情的游荡者,一个四处闲逛的观众。对本雅明来说,布莱希特的舞台换成了19世纪中期的波德莱尔的巴黎;波德莱尔街头的热情游荡者带上了布莱希特式的冷静眼镜。这个独特的将街道当作自己居所的闲逛者,迈着闲散的步伐在街头四处打量,但又和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都城格格不入。他是19世纪中期现代性的产物,但又是这个现代性的对抗者。他生活在他的时代,一刻不停地观看他的时代,他如此地熟知他的时代,但是,他也是这个时代的陌生人。他和他的时代彼此陌生。

这样正在观看他的时代的游荡者是什么人呢?我们正是在这里切入当代(当代人)的概念。什么是当代?用阿甘本的话:“当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更确切而言,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当代人,之所以如此,确切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审视它;他们不能死死地凝视它。”在此,阿甘本表明了保持距离的重要性。只有保持距离,才能“死死地凝视它”。也只有保持距离,才不会被时代所吞没所席卷,才不会变成时尚人。对于阿甘本来说,真正的当代人,就是类似于本雅明的游荡者或者布莱希特的观众那样同观看对象发生断裂关系的人。用尼采的术语说,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只有和自己的时代发生断裂或者脱节,才能“死死的凝视”自己的时代。这是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延伸:从布莱希特的格格不入地看戏到本雅明的格格不入地看城市,最后到阿甘本的格格不入地看时代。阿甘本将这样观看自己的时代、观看现在的人,称为当代人。

当代人必须死死地凝视他的时代,那么,他到底要在时代中看到什么?他是要像波德莱尔笔下的人那样紧紧地凝视如同充满电流的沸腾生活吗?“当代人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对于那些经历过当代性的人来说,所有时代都是黯淡的。当代人就是那些知道如何观察这种黯淡的人,他能够用笔探究当下的晦暗,从而进行书写。”也就是说,当代人并非被时代之光所蒙蔽的人,而是在时代之光中搜寻阴影的人。他和时代保持距离,就是为了观看时代的晦暗,是主动地观看这种晦暗。因为,“当代人”天生就是被这种晦暗所吸引的人。“他将这种黑暗视为与己相关之物,视为永远吸引自己的某种事物。与任何光相比,黑暗更是直接而异乎寻常地指向他的某种事物。当代人是那些双眸被源自他们生活时代的黑暗光束吸引的人。”

但是,到底什么是时代的晦暗?它是时代之光的对立面吗?对阿甘本来说,晦暗和光密切相关。晦暗并不意味着绝望的深渊。相反,晦暗也是一种光,它是试图抵达我们但从未抵达我们的光。所谓的黑暗,不过是光的未曾抵达的临近,是光的黑暗闪现,就像宇宙中有一些“最远的星系以巨大的速度远离我们,因此,它们发出的光也就永远无法抵达地球。我们感知到的天空的黑暗,就是这种尽管奔我们而来但无法抵达我们的光,因为发光的星系以超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而去”。因此,这些黑暗不过是我们看不到的光,无法抵达我们的光。光并非同黑暗一刀两断,而是被黑暗所包裹而难以挣脱它的晨曦。这是光和黑暗的辩证关系。就此,我们感知黑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去感知光,感知无法进入到我们眼帘中的光。时代的晦暗深处,还是有光在临近,即便是遥遥无期的临近。感知和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或许就是当代人。做一个当代人,就是要调动自己的全部敏锐去感知,感知时代的黑暗,感知那些无法感知到的光,也就是说,感知那些注定要错过的光,感知注定要被黑暗所吞噬的光。在此,当代人,用本雅明的说法,正是因为绝望,才充满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人就是脱节之人:与时代的脱节,与时代之光的脱节。他对时代的光芒不敏感,而对时代的痛苦、时代脊骨的断裂异常敏感。

这是当代人的特征。但是,还有另一种当代性。与时代保持距离,既指的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但又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状况;同时,它也可以指人们将自身的目光投向古代和过去。古代和当代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距离,但是,“在最近和晚近时代中感知到古老的标志和印记的人,才可能是当代的”。阿甘本这是对保罗和本雅明时间概念的呼应:当代是对过去的统摄,过去总是潜入到当代中。就此,起源也总是活在当代中,并在当代成为强劲有力的要素,它们不屈不挠地存在于当代,就如同儿童特性总是在成年人内心中持久而顽固地活跃一样。与此相似的一个例子是,先锋派总是在原始艺术中寻找素材。一个当代人不仅要在空间上拉开他和自己的时代的距离,他还要在时间上不断地援引过去:“当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他能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且根据某种必要性来‘引证它’,这种必要性无论如何都不是来自他的意志,而是来自他不得不做出回应的某种紧迫性。”也就是说,做一个当代人,总是要在某一个迫切的关头,自觉不知觉地向过去回眺。

正是由此,保罗被阿甘本称为具有当代性的人。因为正是他特有的弥赛亚的时间观念,让现在将过去统摄起来,现在不断地引证过去,不断地追溯过去,以至于时间流逝的线性进程被终止,被打断,时间不得不停滞下来。时代也因此出现了一个断裂和凝固。也正是因为这个时间的断裂,我们才有机会凝视这个凝固的时代,凝视这个断裂地带涌现出来的晦暗。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当代性的意义。就此,保罗具有当代性,对阿甘本而言,就意味着保罗的时间概念具有当代性,保罗对历史和时间的思考具有当代性。或者说,我们必须领悟保罗和本雅明这样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哲学,才可能成为当代人,才可能真正地思考什么是当代。

阿兰·巴迪欧

保罗确立了当代性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保罗本人就是我们的同代人。这也是阿甘本和巴迪欧的差异。在巴迪欧论保罗的书中,他明确地宣称,保罗是我们的同代人。对巴迪欧来说,保罗是当代的,并不是因为他对历史和时间概念的特殊思考,并不是他对当代性的思考,而是因为保罗为普遍主义奠定了基础,或者说,保罗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普遍主义,一种真理的普遍的独一性(universal singularity)。更具体地说,保罗有关耶稣复活的寓言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思考,一种在今天仍旧具有紧迫性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称保罗是我们的同代人。

为什么保罗对今天而言具有紧迫性?“在普遍化流通的时刻,在瞬间文化交流的幻影中,禁止人流通的法律和规则正在到处繁殖。”法国尤其如此,右翼的勒庞党要求一种纯正的法国人身份,他们信奉一种封闭的同一性,一种纯粹的身份原则,一种拒绝普遍性的独一性原则。巴迪欧认为这种身份同一性原则和资本主义达成了密谋,因为资本出于自己的目的对主体和身份进行创造和发明,尔后对其进行空间分类和同质化,进行德勒兹意义上的再辖域化。结果就是,一种同质化原则和绝对的单一的身份原则建立起来。就法国而言,将外国人,将一切非法国人拒绝在法国大门之外就变得自然而然。但是,我们看看保罗是如何地对此提出反驳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保罗将好消息(福音)从严格的封闭中拉将出来,从严格限制它的犹太人群落中拉将出来。”福音和上帝是针对所有的人,上帝不偏待任何人。这正是耶稣复活的寓言所表明的东西——上帝成为所有人的上帝,而不再是犹太人的上帝。所有的人都会不受限制地得到承认。2000年前保罗的教诲对今天的排外主义和特殊主义仍旧是必要和迫切的回应——就此而言,保罗并没有远离我们。

汪民安

就此,对阿甘本而言,保罗的当代性,意味着保罗提出了什么是当代性:一种特殊的时间观念,也即将现在和过去统摄在一起的时间观念。对于巴迪欧而言,保罗的当代性,是因为他所持的普遍主义原则在今天仍旧具有当代意义。而且,他开启的普遍独一性原则,对于巴迪欧而言,具有更加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不仅是我们的同代人,我们甚至要说,他更主要的是巴迪欧本人的同代人:正是从保罗这里开始,一种特殊的真理概念,一种普遍独一性的真理概念,播下了种子,而巴迪欧则将这粒种子培育成了一颗哲学大树:一种有关事件和真理的哲学大树。就此,巴迪欧,作为一个现在的时间,在向保罗——一个过去的时间——回眺。本雅明和阿甘本的破除空泛的线性时间原则,在巴迪欧这里得到了活生生的实践。

来源:作者汪民安,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6期

汉朝最腹黑的皇帝,为了保住江山,把老师骗到菜市场腰斩加灭门

公元前154年的正月二十九日,大汉的御史大夫晁错穿上朝服,整理好衣冠,准备朝见天子。

门外,是等待他的中尉陈嘉。

皇帝亲自派中尉前来迎接,必然有重大的事情。而此时,最大的事情莫过起兵为乱的七国藩王。

也许皇帝还在摇摆不定,所以特别召见自己,以便做出最后的定夺。

在皇帝摇摆的时候,总是需要自己的意见,今天亦会是如此。

晁错迈出家门。

马车在出街道后,拐了一个弯,直接开到了长安的东市。晁错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拉下马车,随后,中尉陈嘉宣读了他的罪状:罪臣晁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汉文帝前十五年(前165年),汉文帝为了选拔人才,搞了一次大考试,汉文帝亲自出题,让大家谈谈对建议大汉帝国有什么好的建议。

在这场考试中,晁错名列第一。

晁错,颍川人,青年时期顺风顺水,少年时学习法家,以文学特长进入汉朝礼仪机构太常寺工作,官居太常掌故。

很快,他就获得了一个学习机会。

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书籍都失传。秦朝有一位博士叫伏生,他在家中的墙壁里隐藏了一套《尚书》。

汉文帝时期,晁错被指定为官派学员,到伏生那里学习《尚书》,等于是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学成归来,晁错的感觉不一般,毕竟受过名师指点,学过绝世经书,淡吐的档次一下上来了,很快就引起了上级领导部门的重视 ,被汉文帝送到儿子刘启那里上班。官居太子家令,相当于太子的老师。

史书记载,因为善于出计,深受刘启喜欢,人称智囊。

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他的另一个特点:峭直刻深。

成为太子家令,晁错“峭直刻深”的特点终于显露出来了。

除了干好太子家教这份工作,还特别喜欢写研究报告,给汉文帝提各种大汉改造意见,比如建议汉文帝对匈奴人不要太客气,咱选良将精兵,怼他。

汉文帝看了一下,点名表扬了一下晁错。

接下来,接下来就没有了。

汉文帝对这个主动出击的方案是点赞不行动。

过了两天,晁错又提了一个建议,大汉的法令过了这么久了,已经不合时宜了,是不是可以改一下?

同样,汉文帝又点了一个赞,随后删除了他的帖子。

晁错没有放弃,过一段时间,又琢磨出一个东西:那些诸侯是时候该削一削了。

汉文帝依然给他一个红心,然后拉黑了他的建议。

搞得久了,晁错也有点不服气,要是我提的建议不行,你就直说啊,你一直说行,又不按我说的做,这是几个意思呢?

一冲动,晁错给汉文帝打了一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

看上去,晁错是在谦虚,表示自己的意见是狂夫之言,但实际上却在暗示,自己的意见行不行,就看领导明不明吧。

连皇帝都敢叫板,可见晁错确实有点狂。因为这个,他在当太子家令这个冷门职务时,就得罪了一大批人,他在朝中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这其中,有一位跟他意见最大的,就是汉文帝相当器重的大臣袁盎。

这两人不知道闹了什么意见,反正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两人同朝为官多年,没有说过一句话,两人只要看到这个地方有另一个人的存在,立马掉头就走,绝对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汉文帝是好说话的,他当然听出了晁错的弦外之音,但他没有打击晁错,而是很诚恳的写了一封回信,表示部下提的意见没有狂不狂的,大家可以随便提意见,我不会区分什么是狂的,什么是不狂。真正有区别的是做决策的人是否英明。如果我做决策不英明,那就是国家的祸患了。

言下之意,你再狂,也得经过我这一关,你再狂,能狂出我的手心?

方案你随便提,决策我做,责任我负。

晁错有才,汉文帝是知道的,但是,像这样的年轻人,一定要磨磨性子,不然迟早要闯出大祸。

可惜,汉文帝没多少功夫来磨他了,去世之后,晁错这位被他压了五百年的孙猴子终于蹦了出来。

汉景帝继位后,立刻把晁错提拔为内史,每天跟他讨论国家大事,越听越觉得晁错有才啊,你说得都对,我马上照办。

晁错官升得快,活也得干利落,为了对得起皇帝开的这份工资,晁错很快提了一个大方案:削藩。

削藩这件事情贯穿了半个西汉,其实这个事情刘邦在干,吕后在干,汉文帝也在干,但都干得小心翼翼,生怕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到不该扯的东西。

晁错觉得过了这么多年,再这么小心有点赶不上大汉帝国快速发展的形势,建议汉景帝加快步仗,大干三年大变样。

而晁错给的理由简单又粗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你削他们,他们会反,不削他们,他们也会反。削了,他们不过现在反,准备不充分,反而祸害少。稍迟了,他们有准备了,反而不好处理。所以,千言万语换成一个字:削!

这个理由太简单太粗暴,听起来甚至不像是正儿八经讨论国家大事的态度。但是,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年贾谊给汉文帝提过无数次削藩的意思,晁错也提过,但基本上都是被领导打了回来,表示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我们再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没了消息。

直到晁错提出这个削亦反,不削亦反的理由后,汉景帝脑子一热,终于拍板:削他丫的。

楚王来长安拜码子,晁错报告,薄太后去世那一年,这家伙在自己家里搞娱乐活动,与女孩睡觉了,请诛之!

我就不知道,人家楚王在家里跟谁睡觉,晁错是怎么知道的。

汉景帝没有杀楚王,但用这个借口把人家的东海郡给削了。

没过多久,又抓住赵王的一个鞭子,把人家的常山郡给没收了。

又过一会,发现胶西王在买卖官爵时搞了暗箱操作,把人家六个县给削了。

削完这些二线诸侯,终于削到硬骨头了:吴王。

事实上,朝中还在讨论怎么削吴王时,吴王就已经要反了。

说实话,晁错说的削之反之,不削亦反,不是指别人,就是指吴王他老人家。这是当年刘邦就已经看出有反骨的人。而且汉景帝打死了人家的儿子,这种仇岂是说忘就忘的。

这些年,吴王在自己的封国异动频繁。

比如他封国的百姓不用交赋税,甚至连政府摊派的徭役也不用去,吴王全包了。逢年过节有各种福利。不但如此,一些在别的地方混不下去的人,包括一些流窜犯,到了吴国就等于进了和平饭店。

吴王太有钱了,他的封国本就是富庶之地,国内还有铜山,能够自己制造钱币,吴国的钱币跟邓通的钱币是汉朝的两大通货。而且吴国还能制盐。

当然,越是有钱越不能任性,做为一个封国,你没事收买人心是什么意思?

对这些事,汉文帝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等这位彪悍的大哥寿终正寝。可没想到,吴王挺能活的,熬过了会玩太极的汉文帝。

到汉景帝一上台,这位新司机把大汉这辆刚做了保养的二手车开上了削藩的快车道。

按晁错的说法,削之反,不削亦反。而吴王刘濞自己也觉得,我不想反,人家会认为我会反,我想反,人家也会认为我会反,那就反他丫的。

为了提高造反成功率,团结大多数诸侯。吴王热情邀请大家一起共识盛举。

刘濞先是拉扰了刚被削掉六个县的胶西王刘昂,表示打下天下,两人一起平分天下。

这个建议提出来时,刘昂的部下表示,这个估计是刘濞忽悠我们的,现在一个皇帝就把我们折腾得够呛,天下怎么可能有两个皇帝而不闹事的呢?

这个道理刘昂也懂,但他依然决定投入到造反大业中。原因很简单,打下了天下,大家再重新竞争嘛,当年高祖皇帝不也是跟项羽平分天下,然后决胜出最后的胜利者吗?

很快,同一个汉朝,同一个梦想,许多的藩王加入到造反大业中,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加上吴王刘濞,一共七个六伙伴。

大汉建立后,最大的内斗七国之乱拉开了序幕。

一发动,阵势有点大,刘濞表示自己今年六十二了,廉颇不老尚能饭,将亲自担主帅,自己的小儿子十四岁,也将上战场。想起来也是有点心酸,自己的儿子当年要是没被汉景帝打死,哪里需要老父幼子上场操练。

吴楚两国国大县多,实力雄厚,是造反的主力,两国一发兵就盯住了另一个藩国:梁国。

梁国的梁王是汉景帝的同胞兄弟,梁国地大物博,是汉文帝在贾谊的建议下特意设立的大国,专门用来制衡吴楚两国的。要想挺进长安,就必须拿下梁国。

在吴楚夹击下,梁国屡战屡败,最后只能缩到都城睢阳防守。

诸侯的用兵之神速,完全出乎长安的意外。这一点上,晁错同学要负起责任来,他提出削藩的建议,就应该有一整套方案,不能只靠汉景帝下文件去办。至少,他得有紧急预案。

怎么削?如果削不动,怎么办?削了人家要反,又怎么调兵?谁来当统帅?怎么打败反兵?

对于这一些,晁错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

好在这一切,死去的汉文景想到了。

在去世之前,汉文帝找到儿子,告诉他一句话:有事找周哥。(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周哥,汉朝二代名将之首周亚夫。

找周哥是对的,当年细柳营,已经让大汉看到了这位将军的带兵之道。

可在周亚夫出兵后不久,晁错提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建议。他建议汉景帝到前线督战,自己留守长安。

很多人认为,晁错大概是脑子进水了,怎么会提这种荒唐的建议。皇帝在前面拼命,你在大后方歌照唱,舞照跳?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刘邦跟项羽争天下时,就是刘邦在前面打仗,萧何在后面负责粮草包邮。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照搬经营模式是会吃大亏的。刘邦那会是创业,创业当然是老板冲在最前面。而汉景帝是守业,守业当然要守在家里。何况,你晁错能达到萧何这样的水平吗?就是萧何在镇守后方时也是提心吊胆,担心老板不相信他,把自己家的年轻人全送到前线,给刘邦当人质。

晁错呢?什么都没给,就要坐镇后面了。

很多人认为,这是晁错后面倒霉的主要原因。但是,晁错的这个建议背后隐藏着汉朝政局变迁的真正秘密。

晁错为什么请求汉景帝亲征?难道汉景帝不能跟着晁错一起坐镇后面吗?

原因是,晁错意识到,汉景帝如果不亲征,可能还真调动不了汉朝的将军们。

这些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周亚夫们。

周亚夫不是别人,正是开国功臣周勃的儿子,是军功集团第二代的领军人物,而削藩这种事情,是军功集团不愿意看到的。

刘邦建立汉朝,外封同姓王,内用功臣,大汉集团形了皇帝、诸侯、功臣的三角架。

什么样的人会希望进行调整呢?当然是这个权力架构之外的人,也就是草根文官集团。

如果你仔细阅读削藩这段历史,你就会发现,积极建议削藩的贾谊也好,晁错也好,他们都不是军功集团的成员,他们是皇帝发掘出来的汉朝新兴政治力量。

从刘邦到汉文帝,丞相都被军功集团所垄断,那些没有军功背影的人,就算能力再高,顶天也就混个九卿当当,而且还特别费劲,动不动就被军功集团的人集体攻击。贾谊就是这样被郁闷成了屈原。

贾谊也好、晁错也好,他们只有寄希望削藩打破汉朝的政治壁垒,从而跻身到官场的最高级。

那问题来了,晁错们要将军功集团挤下去,为什么盯着的是外面的藩王呢?

答案很简单,诸侯、军功集团、皇帝是汉朝的三个支架。军功集团跟诸侯虽然并不相干,但其实相互依存,皇帝用诸侯防止军功集团逆袭,也用军功集团压制诸侯。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被破掉,另一个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这些东西,军功集团当然是了解的,所以他们明知道这些诸侯可能会闹出乱子,但他们从来不提削藩的事情。

现在,晁错捅了蒌子,还让军功集团去平叛?这不是让人家卖自己包数钱吗?
在史书中,并没有记载汉朝平叛大军的进展情况,但可以猜测,这些军功集团子弟率领的大军必定出现了磨洋工的情况。晁错这才提出让皇帝亲征的事情。

提议皇帝亲征,自己坐守后方,晁错犯下了第一个错误,但紧接着他犯下了第二个大错。

他要弄死袁盎。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晁错跟袁盎两个原本没什么交集的人成了死敌,同朝为官十多年,两人一句话也没说过,进了一个办公室,只要发现里面有对方的存在,立马甩袖就走。绝对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他。

晁错一直想收拾袁盎,但无奈一直没机会。吴王一反,晁错觉得机会来了。

因为袁盎曾经当过吴国的国相。

晁错跟属下商量,袁盎在当吴国国相的时候,一直报告说吴王不会反,结果现在却反了,袁盎一定是收了吴王的贿赂。

说实话,这就是公报私仇了。人家袁盎去吴国当国相,也不是自己要求的,是组织上安排的,而且吴王一向跋扈,汉文帝时候就已经这样了,跟袁盎有什么关系?更何况人家在吴国的时候,吴王确实没有反。吴王反的时候,袁盎早已经退休回长安。而说袁盎收受吴王的贿赂,那倒不是冤枉袁盎,不过,这个事情已经追究过了,袁盎正因为收了吴王的钱才提前退休,回到长安当了一个老百姓。一罪不能二罚,这时候再痛打落水狗有点不合适吧。

大概是觉得自己的理由有点牵强,所以晁错迟迟没有下定决心。

在他犹豫的一瞬间,晁错的生命就开始倒计时了。

政治场上,公报私仇是常见操作,顺手处理个把对手,政治家们经常这样干,但问题在于,你不能犹豫。要么不要起心,起心就要做到底。

在晁错犹豫的时候,袁盎收到了消息。可是,怎么逃过这一劫呢?

晁错是当红炸子鸡,汉景帝正天天跟他商量削藩的大事,为了把这个事情办顺,为了能够让晁错集中精力,汉景帝是不会在乎杀不杀一个袁盎的。

想了半天,袁盎终于想到了一个人。如果说眼下还有一个人能够救他的话,非这个人莫属。

这个人叫窦婴。

之所以找上窦婴,是因为窦婴的身份特殊。

一,窦婴是汉文帝窦皇后堂兄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属于外戚集团,能跟皇帝说得上话。更重要的是,要对付晁错,千万不能找军功集团的人,因为找军功集团的人会让汉景帝认为这是政治攻击。

二,窦婴一向反对晁错削藩。那天晁错提出不削会反,削之亦反时,举朝上下没人敢反对,只有窦婴站出来说不。

三,最重要的一点,窦婴也担任过吴国的国相,如果说担任吴国的国相就有罪的话,那窦婴也有罪嘛。

窦婴很快明白,救袁盎其实就是救自己,他连夜进宫向汉景帝报告,说袁盎从吴国回来,他对吴国的情况了解,不如让他进宫说说看。

想了一下,汉景帝同意了。

袁盎进宫了,进宫时,汉景帝正在跟晁错商议调运粮草的事情。

看到袁盎来了,汉景帝示意他坐下,问了他最关心的事情:吴楚造反,你怎么看?

袁盎一开口就给汉景帝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足忧也!”

汉景帝来了兴致:“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

吴王这么强大,要钱有钱,要豪杰有豪杰,你怎么说他们没什么作为呢?

袁盎正色答道:“吴国确实有铜盐之利,但哪里有什么豪杰啊,要真有豪杰,应该安心辅助吴王,就不会造反了。现在吴王招揽的那些人不过是一些无赖之徒亡命之人,他们能成什么大事?”

这一顿话,不但让汉景帝心花怒放,就连晁错都听了连连点头。

“袁盎说得很对!”晁错禁不住说道,他甚至有些抱歉,他原本以为袁盎这次来会夸大吴楚的实力,阻止皇帝用兵,没想到袁盎是来打气的。

就在晁错放松的时候,汉景帝问了一句:“那现在怎么办?”

袁盎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左右看了一下,然后说道:“请陛下屏退左右。”

随从退下去了,只有一位老兄稳如磐石,一般没有挪屁股的意思。

这当然是晁错,我是皇帝大秘,我当然不用走。

袁盎上前了一步,“臣说的话,人臣不能听。”

晁错露出了错愕的表情,他现在终于回过神来,今天袁盎一定是来对付自己的。说实话,他不想走,可是想赖着不动也不合适,皇帝的眼光已经扫了过来。

晁错只好行礼退下,他不情愿的迈着小碎步走到东厢房,脸上已经难抑恨意。

从这一刻,他的命运就已经不在自己的手里。

“现在应该怎么办?”汉景帝又问了一次。

袁盎这才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杀晁错!

袁盎的理由如下,吴楚等国造反,就是因为晁错要削藩,他们打的旗号也是杀晁错,清君侧!把晁错杀了,再把那些削去的地盘还藩王,他们自然就退兵了。

汉文帝陷入了沉默,良久,他说出了决定晁错命运的一句话:“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

十多天后,正在家里的晁错接到消息,皇帝召他去巡查一下街市。

晁错如同往常一样穿好朝服,他还希望巡察完街市能够再见一见皇帝。他心中有无数的事情要跟皇帝商议,削藩之后,还有大汉律法的改革,还有对匈奴的用兵。在他心中,早就规划好了一切大汉的未来。

可惜,政治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了。

开到东市,车子停了下来,车帘拉开时,晁错看到了全副武装的士兵。

晁错被拉扯了下来,史书中没有记载晁错的反应,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来。但晁错大概也曾经想到过这样的结局。

建议削藩时,他的父亲从家乡颍川赶来,逮住他就骂:“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

晁错的父亲也许没有什么治理国家的大智慧,但他却懂得人情世故。皇帝才刚继位,根基不稳,一上来就要削藩,这是得罪人的事情。

晁错固执的说道:“我做得没错,不这样做,天子就没有尊严,宗庙就不能安宁。”

父亲盯着儿子,他知道自己如何也劝阻不了,只好气得甩手离去,“你这样搞,姓刘的是安全了,我们姓晁的呢?”

离开之后,父亲服毒自尽,留下了一句预言也是遗言:“我不忍心看到族灭的那一天。”

在东市,晁错听到了他对他宣判,他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甚至是东拼西凑的。

“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罩你的时候,你拆了太庙的墙,也是我的指使,不罩你的时候,你连呼吸都是犯罪。

晁错被处以最为严厉的惩罚:腰斩。

从腰部斩下的人,通常不会立刻死去。历史上最后一位被腰斩的人叫俞鸿图,因为科场舞弊,被处以腰斩。被腰斩后,俞鸿图痛得在地上连写了七个惨字。这件事情传到雍正皇帝的耳里,这才废除了腰斩这项酷刑。

这是西汉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自古以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至少也要给一句话,光明正大的处死臣子,而晁错却是穿着朝服被骗到刑场腰斩。这不得不说是汉景帝的一个洗不掉的污点。史书不会忘记这一幕,在记录这件事情时,他们永远会写清楚: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晁错啊,他是穿着朝衣被骗到东市处死的啊。

那么,晁错的死能够换来吴楚等国的罢兵吗?

晁错被斩后,袁盎出发了,前往面见吴王刘濞。算起来,袁盎跟刘濞也是老朋友了。当年袁盎在刘濞手下当国相时,基本上是道系国相,一天不管事,也不打刘濞的小报告,专心当三陪,陪吃陪喝陪吹牛皮,所以关系还是不错的。

看到袁盎求见,刘濞当然明白这是来劝自己撤兵的。刘濞笑了,“我都已经做了东方的皇帝了,不好意思,我的膝盖弯不下去,没办法向人跪拜了。”

连刘濞的面袁盎都没见着,就直接被扔到营账关了起来。

晁错的死,谁也不关心,史书压根都没有记载袁盎有没有汇报晁错的死,也没有记载刘濞对晁错之死的评价。仿佛这只是一个打酱油的配角,在东市领了自己的盒饭后,再也没有人记起他。

七国反不反跟晁错有关系,但跟晁错死不死没有关系。晁错不死,反!死,也要反。

说话刘濞原本想让袁盎给他打工,袁盎誓死不从。得不到你的心,那就得到你的人头吧。刘濞决定杀死袁盎。可正当袁盎等死的时候,救难求难的兄弟来了。

来人是一位校尉。当年袁盎在吴国工作的时候,这位校尉是他的从史,却跟他家的婢女发生了一些不好描述的关系。校尉害怕袁盎找他麻烦,所以私自逃跑了。

我比较关心校尉逃跑时有没有带上婢女,可惜史书没有记载,只记载袁盎追上之后,不但没有责怪处罚他,反而把婢女送给了他。

校尉知恩图报,变卖自己的财物,花钱买酒灌醉了守城的士兵,又潜入营账,将袁盎救了出来。

袁盎算是汉朝的著名杠精了,上怼皇帝,下杠群臣,但这位哥们的情商并不低,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原则,什么时候可以变通。比如他怼了一辈子周勃,可等周勃入狱后,他却跳出来替周勃说话,在周勃最后的两年里跟周勃成为了朋友。

所以,一跟袁盎谈公事,不少人狠他牙恨发痒,但一谈到私情,都说这小子其实人不错。

袁盎活着从吴军大营里逃了出来,但他出使的任务失败了,他并没有用晁错的死换来刘濞的退兵。

而不用袁盎回报,汉景帝就已经知道了结果。

一位叫邓公的校尉从前面回来汇报军情,汉景帝特地问他:“你看吴国和楚国退兵了没有?”

这位老校尉苦笑了。

“吴王准备叛乱已经几十年了,杀晃错只是他的借口,他原本的目标就不是晁错,杀了晁错怎么可能退兵呢?现在我只担心以后没有人跟陛下你说实话了。”

汉景帝愣住了。

“为什么!”他问道,我只是杀了一个晁错,后果就这么严重吗?

邓公指出了其中的关键,“晁错是担心诸侯的力量太过强大,朝廷不能制服,所以才提出削藩。这本来就是造福万世的好事,计划刚开始,他却突然被杀。这不是对内堵众人的口,对外替诸侯报私仇?”老校尉直率得说道,“陛下真的不应该这么做啊。”

汉景帝沉默了,良久,他长叹了一口气,“你说得对,我也很后悔。”

这是一段很奇怪的对话。一个来汇报军情的校尉怎么具有直接向汉景帝汇报的资格呢?

这一段对话,无非是让我们加深了一个印象,汉景帝是被袁盎给欺骗了,是为了平息七国的怒火而杀了晁错。

那么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真相当然不是这样。因为是个正常人都知道清君侧不过是反王的一个借口,没有人会真正指望杀了自己的大臣,能够让人家退兵。

而且袁盎如果真的是忽悠汉景帝杀了晁错,为什么吴楚不退兵,袁盎也没有被治罪,反而被判有功,重新得到任用呢?

那么,汉景帝为什么要杀晁错?

真相是,汉景帝杀晁错,并不是杀给七国看,而是杀给另一群看。这就是军功集团。

史书里记载了奇怪的一刻。在袁盎建议汉景帝杀晁错后,汉景帝等了十天才开始安排诛晁事宜。这很不合常理的。因为如果要杀晁错给诸侯看,应该越快越好,让这些反王及早退兵。

汉景帝为什么要等十天呢?他到底在等什么呢?反叛的诸侯正加急用兵,他们是不需要观望的。

真正在观望的是军功集团。

这十天里,汉景帝在等军功集团的反应。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晁错提出了不合理的请求,让汉景帝到前线亲征,其原因就是前线出现了怠工的迹象。

这在汉朝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当年齐王刘襄也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诛诸吕。开国元勋的灌婴带着兵马去平定齐王的叛乱,结果走到莱阳就按兵不动,跟刘襄达成了秘密协定。

现在前线的那些开国元勋的二代们,这些手握兵权的将军们,会不会重演吕氏时代的一幕?
这十天,是汉景帝密切观察形势的十天。平心而论,他也不想杀死自己的老师,晁错是从太子时期就辅佐他的人。因为晁错的智慧,汉景帝才能够一帆风顺的成为皇帝。但当袁盎跟汉景帝提出诛杀晁错时。

汉景帝的回答是:“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

我爱我的老师,但我,还是更爱这个天下。

汉景帝走出弃卒保帅的一步。他示意弹劾晁错的三个人,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不是别人,正是代表着军功集团的军功二代们。

陶青,开国功臣开封侯陶舍之子。

陈嘉,功臣复阳侯陈胥之子。

张欧,功臣安丘侯张说之子。

这些人的父亲原本就不是什么显赫的功臣,他们自身也资质平庸,一生毫无作为。比如这位廷尉张欧,后面当了御史大夫,主管刑法。可是一年到头,什么雷霆手段都没有,一副以和为贵的样子。有什么罪犯落到他手上,一律打回票,实在打不了,连案卷都不忍心看,有时候还会替犯罪份子流眼泪。

说得好听是黄老之道。说得不好听就是烂好人嘛。

这三人这辈子干得最大的事情就是诛杀了晁错。

他们自身没有什么才能,却凭借着父亲的功勋牢牢的把持着高位,排挤着有才华却没有根基的人。

这些东西,汉文帝知道,汉景帝也知道,他们不是不想改变,只是无力改变。因为这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从刘邦创业打天下起,这天下就是一群人的天下。

要把这群人从帝国的体系中请出去,谈何容易。

刘邦不过完成了诛异姓王的部分。

吕后不过安排点外戚,为大汉注入了一点不光彩的裙带新血液,就被连锅端了。

汉文帝不过提拔了一些人,还不敢太高调。

汉景帝、汉武帝……或许大汉灭亡的那一刻,大汉的残砖断瓦,还有他们的身影。

这就是晁错的故事,一个记载在《资治通鉴》里的故事。

这些故事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往往需要多看两遍,多琢磨两遍才能看出来。

有人将它看了十七遍。

”一共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

一部《资治通鉴》,写透了人生百态,写尽了帝王将相,权术谋略。

“中国有两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又不得意的境遇中编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有人问我读什么书好,我总是建议他去读《资治通鉴》,你不知道干什么了,迷茫的时候,去读《资治通鉴》,想了解社会里的各种关系,去读《资治通鉴》,甚至想了解权术,也可以去读《资治通鉴》。
成千上万人的生死荣枯,被你一页翻过,多少王侯将相在你的指间滑过,与你对话的都是帝王将相,你还会被眼前的小问题困惑住吗?

也许,这就是我们读《资治通鉴》的意义,让自己变得大气一些。

当然,《资治通鉴》是文言文,如果大家没有古文功底,可以选择白话文,但白话文就存在一个翻译的问题,如果版本不好,翻译出来的东西就不准确。

我一般给大家建议入手《白话资治通鉴》十套装,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台湾大学国文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锦鋐领衔主持,集中台湾地区多家院校27位教授、学者,历时3年,合译而成。

大家知道,台湾地区出了很多有名的词人,比如写出《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的方文山。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国文功底很扎实。

原因就是他们成长的年代,正是台湾地区提倡复兴中华文化运动的时候。

当时台湾地区有一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专门负责推行国学。

工作之一,就是出版大量的古籍,《周易》、《老子》、《诗经》等等。

而为了让普通学生和读者也能看懂史记、资治通鉴,他们就组织专家编写了《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

这套书尊重原文,逐字逐译,不多增一个字,以求贴近、还原《资治通鉴》本义。不以“现代眼光”作解,更不平添枝叶。而且是全本。

里面有重要人物画像

有简明皇帝谱系表、官制简表。出来后得到了国学大师钱穆跟台静农的推荐。

做为历史爱好者,入手这一套非常划算,因为这一套在头条做活动,一套十大本,原价498,现在头条读者只要208,可以说是很超值了。

爱好历史,家里一定要备这样一套书,没事的事情翻一翻,就会发现看问题的角度会完全不一样。
不需要像看十七遍,能够全部看一遍,重点的部分看上三四遍,就非常不错了。
大家可以点下面的链接购买,总共是一千套,卖完就没有了库存了:

柴犬和玩偶打架,一秒就分出了胜负,柴柴一口就咬在了玩偶的身上

在众多汪星人中,大家觉得最神经质的是什么犬种呢?哈士奇可能会在大家的脑海里面闪过,二哈可是出了名的偏执,总会无端端地给你“惊喜”。一旦让它们陷入一个游戏或者怪圈,想要它们跳出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呢~说到神经质,柴犬也绝对值得有姓名!天性固执、独立的它们总会给铲屎官带来烦恼。

虽然看起来非常可爱,个性也非常独立,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但是它们在家里可是要当主子的!如果家里突然出现了新的宠物,那么它们的领土保护意识就会暴露无遗。就算是一个动物模样的宠物,柴犬也是不能忍的!

最近,一只柴犬又为社交平台上的各位看官贡献了一次名场面,让自己迅速圈粉。铲屎官饲养了一只柴犬“味增”,像大多数汪星人一样,它有着慵懒的个性和丰满的身材。这天,“味增”又开始展现自己一家之主的地位。铲屎官买了一只蟒蛇玩偶,并操控它与“味增”来了一场“大战”。直接蟒蛇面对着“味增”,凶狠地张开大嘴、吐出舌头,一副向“味增”宣战的样子!“味增”也是见惯大场面的汪,它露出自己的牙齿,用凶狠的表情还以颜色。说时迟,说时迟,那时快,“味增”先手出招,扑过来试探着咬着蟒蛇。蟒蛇也没有丝毫畏惧,立即反击。最好,好战的“味增”一口咬住了蟒蛇的舌头,强行分出了胜负。

除了蟒蛇玩具之外,家里有好多玩具都是“味增”的手下败将,只要被“味增”看上了,不拿下对方肯定是不罢休的。但“味增”也不是欺软怕硬的汪星人,家里的一只小老鼠玩具就是它的心头好,到哪里都要把它带上,从来都没有见过“味增”咬它。与蟒蛇大战之后,“味增”也以胜利者的姿态趴在地上休息,而后面的老鼠和蟒蛇则紧跟其后,大家一直排成“食物链的顺序”。

柴柴虽然非常固执、独立,但是它们还是非常善良滴~

1953-1956年三大改造:民族资本家的命运转折

 信息来源:   民建中央网站

1956年上海资本家接受公私合营(图片来源:央视网)

  

  【前言】

  “我们不但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当中国共产党脱下征衣,以胜利者和领导者的姿态“进京赶考”时,一个重大的考题迎面而来——如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

  继1950年开国大土改后,1953年,中央全面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数亿农民来不及细品刚刚分田立命的喜悦,便投身农业合作化的大潮之中;手工业则第一次不再由单个手工艺人独自传承、发展,一些千年工艺因而趋于鼎盛;而当年那些积极响应公私合营的“红色资本家”,如荣毅仁等,他们的命运沉浮更是见证了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

  荣家的选择

  “不得了,不得了,解放军进来了,全部睡在马路人行道上呢!”徐令娴家的花园洋房在高安路1弄11号,1949年5月25日早上,出门买菜的厨师回来叫嚷开了。头天晚上,徐家人站在四楼的大露台上,看见远方的天空有红色火星飞来飞去,晚上朦胧听见“噼啪噼啪”的响声,没想到解放军已经悄无声息地到了自家马路边。

  徐令娴的父亲徐美峰是南京中国水泥厂的经理,南京工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因产业庞大、为人威望高而被称为“南京的刘靖基”。他在上海高安路的家人住在1948年刚刚搬进的大花园洋房里,这座四层高的建筑相当时尚,院子里有荷花池,一楼有酒吧,二楼玻璃花房,四楼有个100多平方米的健身房。做水泥生意的徐美峰从南京运来最好的水泥,窗户的铜和铁全是英国名牌,木地板用侧面拼接,因此厚度有好几寸,十分耐磨。浴室里的进口大理石浴缸,能够充分满足徐家人“全是又大又胖的身形”。

  解放军这一进城,如今88岁的徐令娴向本刊记者回忆说:“不恐慌是不可能的,若是个穷光蛋也就无所谓了。”有产阶级不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从徐家出来,穿过高安路小学的弄堂,就来到荣毅仁家的公馆——康平路71号,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则住在不远处的高安路18弄。徐汇区的这一带核心地段,聚集了工商界的不少名流。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工商界的各种活动,徐令娴成了荣家的朋友。

  “荣毅仁在家排行老四,原本地位并不高,为人非常谦虚。荣太太杨鉴清是个特别柔软的人,内向寡言,非常善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活动,一般都是我先去接她,然后送她回去,她胆子比较小。”荣氏家族在上海工商界是第一大户,荣宗敬1938年病逝后两房分开,新中国成立前由于荣家子侄多数离开上海,带走了大量资金,留下33岁的荣毅仁挑起申新的一副大担子,申新纱厂和福新、茂新面粉厂由他总负责。

  如今94岁的孙更舵是接管上海的干部,当时作为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孙更舵,主管私营企业的贷款,因此和荣毅仁成为好友,甚至被戏称为“荣毅仁的财神爷”。他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孙更舵是上海浦东人,与荣毅仁只差两岁,因此非常谈得来。他说荣毅仁一口无锡话,为人随和而有礼。本来以荣毅仁的资历和年纪,在上海工商界应属晚辈。但是由于荣氏资产大,共产党特别希望他能在工商界起到榜样作用,因此十分重视荣毅仁。“荣毅仁是个比较爽气的人,他敢于发表意见,善于言辞,非常容易与人打交道。”

  孙更舵说,上海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工商业,其中包括大力扶植民族资本的棉纺织工业,比如鼓励他们进口外棉,免征进口关税。荣氏家族的申新总管理处成立后,约定其业务款项存储于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给以专项贷款。新政府愿意贷款给申新各厂恢复生产,消息传到香港后,使得资本家很受感动,好几位股东从香港汇回资金或运来原棉。

  对于荣氏企业的发展,孙更舵说,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多数私营企业都生存困难,资产原料被大批卷走,荣毅仁的申新也不例外。“好多资本家来找我诉苦,讲企业发展困难,希望政府多给资金帮助。我也不能完全信他们的话,有些资本家海外还有存款,但是开口向政府要钱。所以我们都要一一经过考察,决定如何贷款给他们。”

  与老派资本家比较,孙更舵觉得荣毅仁是个积极的人,有相对单纯的一面。“1958年我和他一起下乡到嘉定,我负责他的改造过关,与他同吃同住3个月,我说自己这是陪公子读书。”荣毅仁开着一辆吉普车和孙更舵下乡考察,有个叫外冈的地方没法走汽车,孙更舵便打个背包决定走进去。“他看见我打了背包,他也打个背包,这个大公子以前完全不知道乡下的生活,所以处处感到新鲜。”荣毅仁从来不用操心家务事,因此不会照顾自己,“穿着一身的棉毛衫,走到汗湿透了也不知道脱下来,晚上看见稻草堆就躺上去睡着了”。此时的荣毅仁处在“小开派”挨整的阶段,但他并没有什么怨气,“真心想跟上形势,积极进步”。

  在同住的3个月里,荣毅仁谈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成立前过得也很艰难啊,我父亲和伯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放松侵略中国时发展起来。我父亲一辈子办工业,救国图强,父辈曾经把希望寄托到国民党身上。但是蒋介石上台后第一手竟是无端通缉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诈了10万银元。宋子文又想吃掉我们的企业。抗战胜利后我父亲荣德生又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绑架,敲去了不少美元。我本来不关心政治,但是国家不强盛,企业发展很艰难。共产党来的时候,本来我的流动资金已经枯竭,政府让申新恢复了生产,我真是很感激。”

  观望

  而当年解放时,随着解放军的步步逼近,上海时局日紧,各人自打算盘。上海市工商联研究员王昌范说,当时上海的大户资本家,有“两会”作为市级工商业组织联系大家——旧时的上海市工业会和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工业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商会理事长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庼。这些工业会或商会以及各种同业公会,基本上是商家们为了维护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一种媒介。

  在变化的政治时局前,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大户们,各自有不同的前途主张,并不会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观望心理甚重。

  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孙更舵对本刊记者说,对于更加洋派的民族资本家刘鸿生来说,他的观望情绪更重。1888年出生的刘鸿生早年肄业于圣约翰大学,因为精通英文又头脑灵活,21岁就成为英商开平矿务公司在上海的第一号买办。刘鸿生办起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水泥厂,独占上海水泥市场;之后他开设中国企业银行、建码头、创办煤矿,是上海有名的“企业大王”。让这些有影响力的资本家为新中国服务,成为共产党恢复工商界生产的重点。

  上海解放前夕,刘氏是一个复杂的大家庭,这里面的成员有各种政治倾向,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缩影。刘鸿生的六儿子刘公诚是秘密中共党员,老二刘念义和老三刘念礼为了看管刘氏企业,在上海沦陷区留下未走,同敌伪难免有些牵连。

  刘鸿生后来曾对朋友们讲:“我以前认为中国永远不会独立,总要有外国人来管。”他一生引以为豪的两个投资,“一个是工矿企业,一个是子女教育”。他把子女11人分别送到英、美、日三国留学,4人留英,4人留美,3人留日。刘鸿生的想法是,将来无论哪一国来管中国,他家都有留学生出面周旋以维护刘家企业。

  国民党撤离前也极力拉拢有影响力的大资本家,刘鸿生被迫去了广州,又转道去了香港。徐令娴老人与刘鸿生的儿子刘念义交情较深,她对本刊记者说:上海解放后,第一艘从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上,刘念义等前来动员工商业者回家。随后黄炎培、章士钊、黄绍竑等也到香港介绍共产党的新政策,吸引了刘鸿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一批工商界和金融界有影响力的人回到上海。这些大资本家非常惦记自己几十年创下的企业,又不愿意留在外面做“白华”,既然共产党扶植企业发展,国家又非常安定,为什么不回去继续发展呢?

  接纳

  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做的秘密工作,超出了上海人的意料。徐令娴回忆起解放时还对共产党的形象一无所知,自家开的广大药房突然接到电话,说卢绪章让他们送饭给金门饭店的共产党人。徐家这才知道,“卢绪章、杨延修居然是共产党!他们成了接收大员”。

  原来新中国成立前闻名上海的广大华行,正是共产党员卢绪章、杨延修装扮成大资本家经营的产业,他们将赚来的钱用于中共活动,被称为中共的第三条秘密战线。而徐令娴的父亲与卢绪章等合资开办了广大药房,在徐令娴心目中,卢绪章是比自家还有钱的大资本家,“我结婚时的汽车就是找卢绪章借的,新婚后去他家的大宅子吃饭,那么多佣人、奶妈,家里开着大派对,我怎么会想到他是共产党呢?”新中国成立前,卢绪章突然提出撤股,去了香港。当他以共产党身份回来接收上海时,给所有熟悉他的资本家一个特别大的震惊。不过徐令娴说:“正是因为卢绪章,我家对共产党的印象一下子特别好,他那么一个和蔼正派的人,居然是个共产党。”

  陈毅和潘汉年给上海工商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孙更舵说,陈毅说话有魄力,道理讲得非常清楚。潘汉年在共产党内是有些“小开”气质的人,与工商界打交道非常合适,赢得了很高的威信。胡实声说,潘汉年对于上海的历史、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了如指掌,他做工作大家很服气。

  孙更舵记得,刚解放时由于美蒋对上海实行武装封锁,美棉进不来,棉花供应十分紧张。申新厂子大,几百担棉花只够一天。由于申新各厂纱的存量还比较多,荣毅仁向市纺织工业局、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花纱公司等提出,干脆你供应棉花,我加工棉纱,工厂赚工缴费,实行加工订货。这一做法很快推广到全市纺织行业。在1950年北京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荣毅仁建议的加工订货办法,适应当时国家调整经济政策的需要,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盛丕华说:“这下我们都是‘股东’,共产党是‘经理’了。这个‘经理’是可以相信的,他没有吃过败仗。这种做法叫做共产党保你赚钱。”

  1951年1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私营棉纺厂就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加工订货被看做“把私营工业的生产,间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

  这一段时间,徐令娴告诉本刊记者:“共产党来了,资本家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国家安定人民齐心,因此解放时留下来的资本家感到十分满足。”徐家在高安路的花园洋房,成了上海市政府接待外宾的一个“样板房”,每当有国外的高级官员前来访问,上海市统战部部长领导便会来徐家细致地检查一遍,“乒乓球拍换换新的,荷花池的水弄干净些”。外宾来之前,徐令娴便脱下列宁装,换上最好的衣料做的旗袍,从高级饭店订来饭菜招待外宾。外宾们谈话的主题无一例外的是:“你们资本家怎么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徐令娴便用自己展示出来的生活给外宾最好的回答。

1956年1月30日,工商界报喜队代表荣毅仁向毛泽东主席报喜。新华社发

1957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在办公室处理公务。新华社发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1948年底,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通过地下党转告荣德生,“搞好生产,不要外迁”。而荣德生对于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曾经反复研究。

  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高达1000多万美金。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

  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团结”很快就真的有了动作。

  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

  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工作。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

  1950年,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思考出关于“加工订货”的想法。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得更快。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对商人们来说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

  陈毅对此大怒不已,1951年底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8楼会场外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思想斗争激烈。

  1952年底,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去世, 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等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

  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率先接受改造,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一张59年前的照片,摄于上海虹口区保定路2号,主角是名噪一时的新中厂

  1950:一家上海工厂的早晨

  交出自己半生心血的工厂,这个决心魏如下得不轻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龙婧 | 上海报道

  一张59年前的照片,摄于上海虹口区保定路2号,主角是名噪一时的新中厂。

  几间尚算高大的厂房,屋角却露出了木头椽子。总面积不过200平方米,约略容得下历经迁徙的几十台机器遮风挡雨。

  这看来确实只是暂时的落脚之地。年过半百的公司总经理魏如没有料到,他开创的事业从此会在这里着落,并与新时代同步前行。

  赫赫有名的公司只能借款苦捱

  上海解放前半个月,魏如和他的新中公司面临绝境。

  1925年,新中厂在泗泾路6号的一座小楼上挂牌,最初以生产抽水机、小型柴油机起步,在壮大之际迎来抗战。8年间,新中厂带着设备,一路迁徙到武汉、湖南、贵阳、重庆,为军队生产炮弹引信、江上船用发动机。

  1947年,抗战胜利后,新中厂迁徙回上海,买下虹口区保定路2号重新开业。一年后,新中公司拥有了各种机床设备153台,生产各种引擎、柴油煤气发动机,还从美国引进“密烘铸铁”,改进和提高了铸铁技术。

  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新中公司赫赫有名。

  盛名之下,新中公司却已举步维艰。8年的迁徙生涯,多次遭受日军轰炸,损失惨重,再受1948年金圆券风波、货币贬值的影响,当年年终结账,仅盈余金圆券2.7万元,折合银元200元。

  1949年,新中的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到4月份时,只能全靠借款和变卖材料支付员工薪水。当年5月8日,时任新中公司代总经理的魏如,在第十五届股东大会上作业务报告时说:“回忆去年股东会议时,本公司业务尚可。现受时局影响,营业萧条,门可罗雀,不胜感慨。公司从去年11月以来,每况愈下,全靠借款度日,前已借款约700银元,近为应付工资,又借美金2000元。”

  四处告贷之余,独坐时闻炮声,对于新中的存亡,魏如此时可谓失其方寸,只是勉力支撑。

  下决心公私合营

  1949年5月27日,红旗插满了上海的各个角落。这并没有立时卸下魏如心头的重负。作为资本家的他,对于新社会心存一丝本能的惶惑。

  几天后,陈毅市长在中国银行大楼接见上海各界人士,魏如也在其中。陈毅谈到了新政权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党和政府是保护的。

  这让一干企业家们心安了些。

  作为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新政府给新中公司大力扶持,政府订单相继递来,有淮南煤矿定制的抽水机、航运处定制的75匹、150匹马力蒸汽引擎、工业部门定制的鼓风机、钢珠轴承以及密烘铸铁⋯⋯

  新中一改窘迫景象,当年底,不但全部偿还了拖欠员工的工资和借款,还盈余人民币9100万元(旧)。在旧时代苦辛备尝的魏如,此时对于新政权的好感,自是不言而喻。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里提出了“公私合营”的口号。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私营企业管理条例》,首次以法律形式提出公私合营,并指定分红方式---私方企业主占企业盈利分红的60%。

  好友胡厥文的影响,对魏如接受公私合营多有推动。胡厥文是魏如所在民主建国会的创办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胡厥文主动领导和主持夏令学习会、新时代工商学习会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带头将自己的新民工厂转为公私合营。

  也是因为胡厥文的态度,在1952年以前,参加公私合营的民族资本家,清一色都是民建的成员。

  还有一个原因,也促使魏如考虑公私合营方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他所在的新中厂,已经开始为解放军试制各种军需装备,比如在1950年8月,新中公私就为解放一江山岛承接了人民解放军所交办的“海格拉斯 ”汽缸头的试制任务。

  交出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工厂,这个决心魏如下得不轻松。连当时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在谈起自己那些转为合营的家族企业时,也不禁落泪。

  1950年末,魏如代表公司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一年后,新中公司与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局签订协议书,决定成立公私合营新中机器厂。

  从协议到实现公私合营,新中又等待了将近一年,其间因“三反”运动,一直到1952年11月1日才正式实现。1952年8月“三反”结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宣布303家私营企业“五反”定案结果,新中公司被定为基本守法户。11月1日,华东财经委员会批准,新中公司正式实行公私合营,更名为公私合营新中机器厂。

  魏如被任命为厂长。

  当家做主人

  1953年的魏如,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作为第三批慰问团代表赴朝鲜慰问,新中也为前线生产了无数的汽车等物资。

  这时,他所属的阶级赢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公私合营运动。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是这一年,明确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公私合营的速度开始加快。

  华东局统战部和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会上,统战部的领导们要求民族企业家开始实行公私合营。

  与仓促应对的同行们相比,较早接受了公私合营的魏如,这时充当了大家的精神导师和与政府沟通的信使。他被工商联安排与资本家们座谈,向他们讲述公私合营的好处,推行爱国主义教育。1954年,魏如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据好友胡厥文的回忆文章,随着时间流逝,魏如对公私合营越来越认同。毕竟,新中厂在公私合营后,工人的劳动效率上去了,厂区也开始扩展。

  “当时都说当家做主人。”已经80岁的徐贵16岁时开始在上海一家机械工厂做工,他说,以前只是拿钱走人,到了公私合营后,他开始真的把厂当成了家。

  无论私方、公方的人,在最初的几年里,都表现得很敬业,企业井井有条。上海工商联的资料记载,公私合营后,由于公方进行扩建、技术投资等,公私合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起同期的私营企业,增长了1倍多。

  不过,依然有一些小私营业主并不愿意合营。周南的父亲就是一个。

  现在已经去世的老人当时开着一间不大的杂货铺,他固执地认为,这是他的祖业,不能为外人所用。坚持到了1955年底,终于写下检查,主动申请公私合营。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再次提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去完成。”

  全国掀起了公私合营的高潮。私人企业主的利润分红被取消,改为根据股份每年发放相当于股价5%的利息。10年后,这些私有资产全部收归国有。

  1955年末,上海工商联召开了15场大会,由荣毅仁、魏如和胡厥文等15位参加了全国工商联大会的委员,向大家传达中央指示。

  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工商联在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正门前广场上召开“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上海剩下的私营业主,都在这一天提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

  又过了10年,私人工商业收归国有的期限来临,新中正式与魏如脱离联系。也在这一年10月,魏如患膀胱癌去世。按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的遗体捐给华山医院做医学用途。

  1980年,国有的新中机器厂迁至共和新路。今日,原地已是一片居民区,没有人知道,50多年前这里是鳞次栉比的私营厂房。

  改制后的新中机器厂,人员换过几茬,跟魏氏后人失去了联系。这位曾负盛名的企业家和他的机器厂在新中国产业史上留下的辙印,只能从书籍和档案资料中搜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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